2月21日，習當局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這個文件引發大陸熱議。有民眾提出，要拆應該先拆中共機關大院。
實際上，加劇這個建築高牆封閉性的正是中共本身。
民眾：先拆機關大院
有民眾表示，中國大陸可謂全球封閉式小區的集大成者，將圈地運動發揮到極致，城市空間中的大部分被各類機關大院、封閉式小區盤踞。圍牆和院落構成了都市的骨骼和框架。強制開放封閉小區，請先從機關大院開始。尤其是北京，世界上沒有哪一個都城像北京這樣，擁有如此眾多的機關大院。一個大院就像一個獨立的王國，一座城市自然的道路肌理被它分割得支離破碎。
早在2004年，《財經》雜誌曾專訪過時任北京市長王岐山，他從攤大餅式城市規劃、機關大院、新城與臥城、脆弱的公共交通等方面，全面剖析了中國首都的交通問題，試圖尋找治本之策。在這位知名「救火隊長」的眼中，「機關大院是堅硬的」。
他說：「所有的行政單位，都要蓋一個院子，都喜歡築上圍牆封閉起來。今天北京城的所有單位，包括各個大學、各大部委、各類軍隊大院，還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哪個單位能讓公車通過？」他說，至於原因「什麼軍事保密啦，保護老幹部居住環境啦，都有說法，來頭都很大」。
一位業內人士說：「大家都在抱怨交通擁堵，但是一旦落實到自己身上，誰也不願意被打通。」
有民眾建議，這場史上最大規模的拆牆運動，第一步，何不從機關大院開始？當大院文化瓦解，當安防體系由機關大院門口退到辦公大樓門口，民眾的安全感自然會飆升。
北京憲政學者陳永苗表示，按道理來說，它應該把政府的圍牆給拆掉，或者拆除公權力和社會底層的之間這種隔離，而不是它做的形象工程，然後把問題打到中產階層身上去，它會給中產階層小區的治安、管理、社會自治各種東西帶來很大的問題。
FT中文網公共政策主編劉波發表評論文章《「小區拆牆恐懼」考問中國城市文明》。文中說，北京等城市存在的單位大院，是一種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物。「打開」單位大院，既符合城市發展的要求，也不會損害公共利益，這一決策是應該支持的。
中共在1949年後大幅圍牆體製造就大院裡的優越感
在中國歷史上，從秦始皇時代開始，歷朝歷代都有圍牆築城的習慣，目的多是為了抵禦北部遊牧民族或外來民族的入侵。多數中國人都認為，長城是中國人的驕傲。圍牆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遺產。
老北京人朱先生對大紀元記者談了自己的看法：「過去沒感覺像北京現在這麼多的城牆壁壘。以前的老北京雖然有很多城門、四合院也有牆，但胡同四通八達，城裡道路也很暢通，可沒像現在這樣被大塊大塊地劃割成一個個大院。」
2月27日，署名王思想的經濟學者在香港東方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說，中國目前的封閉小區，根源追到農耕時代太虛無。實際上，責任完全在1949以後，中共從國民政府手裡奪過政權，進入城市後，先是軍隊在各個城市圈地、圍牆，然後是各個權力機關圈地、圍牆。不僅辦公區域圍牆，所謂的部隊大院、機關大院也搞圍牆。王朔等人津津樂道自己是軍隊大院成長起來的，傳達著一種優越感。
王思想說，權力集團的喜好，必然傳遞到民間。1990年代以後的各個小區，也要把自己圍起來。於是，城市被切割，彼此成為障礙。
網上有民眾調侃說，在中國，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在北京，城區的瞧不起郊外的。在城區，二環內的看不起二環外的。住在大院裡的看不起住在胡同里的。
北京人的優越感與權勢、階層相關。
各類大院在北京是個普遍現象。微信號「俠客島」2月24日的文章《私權VS公利：小區拆牆拆的是某些人的優越感》中描述說，五六十年前，學習蘇聯搞計劃經濟，每個機關大院都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實體。當時荒地也多，隨便一划，就是一大片，搞個圍牆圍起來，牆內是辦公區，也是生活區，有自己的食堂、活動室，甚至還有幼兒園、小學，從出生到老死，大院服務一條龍。很多人以「大院子弟」自詡，這背後，還是有種權力的優越感。高高的圍牆，隔離的是民眾和權力。
已在海外居住多年的沈先生談起自己以前住過的大院說：「因為父親是高幹，那時，我們家住在軍隊大院裡的小院，有士兵24小時把守，外人還沒靠近院門，士兵已經警覺地走出幾步示意止步。住在院子裡的人都有一種優越感，覺得自己是有身份的，而住在小院裡的人更是享受著各種特權，這種等級觀念在軍隊大院就更加明顯。出國後發現，在國外很少看到用圍牆圍起來的大院，院校等，多年後才漸漸明白，國外人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很友善。」
廣東的廖先生對大紀元的記者講了這麼一個故事：前些年，一位大學的教授把已退休的、曾是局級幹部的父母接到了他所任教的大學裡來生活，當時住在校區的宿舍，條件並不是很好。父母去了以後，很高興。後來這位教授有了經濟基礎，在校外不遠的地方買了一處高檔住宅，房子有230平方米，裝修好後帶父母搬到新房去，結果住了一個星期，老頭老太就受不了了，說什麼都要搬回去住。教授奇怪地問母親，這裡條件這麼好，為什麼要搬回去？母親回答說：「外面沒有牆，不像個單位，好像社會上的人，在大學宿舍里，還是有組織的。」言外之意，「牆」是她心裡安全感的底線，同時也代表了一種身份。
網上一篇《機關大院紅牆深鎖，封閉小區想拆就拆？》的文章一針見血地說，如今開放機關單位公廁都困難重重，更不用說完全開放機關大院。廣州3歲女童借用司法局公廁直接被拒，司法局以存在「重大安全隱患」作為回應。市民借用機關廁所，都會存在重大安全隱患，要想從機關內部通過，豈不是翻了天了？
官家權力與民眾權利的邊界，成為最大的磨擦地帶。這應合媒體人羅昌平對網絡實名制的那句點評：百姓是透明人，官家是隱形人。
針對民眾的反對，有城規專家解釋說，打開已建成住宅小區不會「一刀切」，也非簡單「拆牆破院」。對此，經濟學者王思想有些擔心，他表示，在中國當今體制下，恰恰「一刀切」才有可能尋得一點公平，所謂「不搞一刀切」，最後都是「切百姓不切權貴」，這個定理已經被無數次驗證了。
中共造成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封閉式小區的通行化，是在中國公共服務水平差、社會安全程度低、民眾相互之間信任程度低的現實中，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狀況。現在，較高收入者購買封閉化程度高的小區獲取安全和高品質的生活，與周邊居民區隔開來，較低收入者居住在「開放式」的「城中村」等地域，並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嘈雜。
這也反映到了民眾的一些思維和表述之中。
微博知名財經博主「財上海」調侃：「拆了圍牆，就可以多出一些底樓商鋪。汽車尾氣多了，兒童樂園也不合適了，直接拆了，改為皖N夜市，我申請一個攤位，賣六安臭豆腐，寧波臭冬瓜，歡迎大家來捧場。名字也想好了，九間堂擼竄，豪宅氛圍，雅座帶花園，露天廁所。
「拆！姚明住的那個虹口區江景豪宅，前幾年賣一平方米八萬，這我就不說了，但妨礙了我去江邊遛彎啊！我們不得已，只好把車停在附近的小馬路上，還經常吃罰單，兩百塊一次啊，我可以吃六斤基圍蝦了，你說氣人吧！姚明啊，你們也要自覺一點，主動拆了圍牆吧，我們開車停車就方便了，放心，我不會要簽名的。
「如果湯臣一品改為開放小區，我當天晚上立即去那裡，燒烤帶啤酒，帶上高音喇叭，喝完了跳小蘋果。到時候，我通知大家。」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當局提出「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的願望是好的，但是爭議很大。歸根結底，是這個體制無法消除它本身製造出來的官民對立。同時，中共以無神論統治了幾十年後，中國社會道德極速下滑，社會治安狀況令人擔憂、人們缺少相互信任、貧富差距的懸殊使得不同階層的人相互仇視。環境污染以及社會普遍存在的冷漠、戾氣也是問題所在。
李林一表示，中共多年來的謊言使得百姓根本不相信它，因此，北京當局提出來的方案無論好壞，民眾先是表示懷疑，並挖掘背後的負面因素，也因此形成了今天的亂象。民眾要求先拆中共機關大院的說法，正是這種不信任的體現。
正如網絡評論所說：拆牆，表面看要拆物理之牆，實際更是拆心理之牆；拆牆之日，應該也是國泰民安之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不再是夢想。
這一天會晚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