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大家一般只知道康生與江青有同鄉之誼，毛江的結合康生有撮合之功;現從毛新宇所寫《我的伯父毛岸英》的書中可以知道，康毛二家關係遠不止此，毛岸英從小即是由康生帶大的。據此書所記：
康生當年從法國把我伯父毛岸英接到莫斯科，通過在莫斯科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駐地的生活與交往，我伯父對康生的印象不錯。他自小缺少別人的關心和照顧，康生對他噓寒問暖，出於人的自然本能，一種親和力便從心底油然升起。
可見康生與毛岸英關係非同尋常。毛岸英歸國(不知是否1937年隨王明、康生、陳雲那次乘蘇聯專機同返，那是被毛澤東稱為「喜從天降」的大事)，先在中宣部任職。1947年，去臨縣參加康生領導的土改小組。書中記載：
康生為了在毛澤東關注的事情上撈一點兒政治資本，便要求下去參加土改。康生到臨縣後，與晉綏分局商定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組成了一個土改小組，包括晉綏分局的副書記張稼夫，康生的老婆曹軼歐。此時毛澤東讓我的伯父毛岸英隨中央土改工作團，到山西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試點。康生便把毛岸英也要到這個組，化名為小曹，對外稱是曹軼歐的侄子。
這段記載很有意思，說明康生與毛岸英不僅有養育關係，而且還有工作上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康生老婆曹軼歐與毛岸英也有不同於一般的關係，毛岸英化名不叫小張、小李，卻叫小曹，而且對外稱曹軼歐侄子，表明了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
在康生教導下工作，毛岸英增加了對康生的欽佩;康生同時也通過毛岸英增強了與毛澤東的聯繫。書中轉述了師哲(毛澤東俄文秘書)的一段回憶：
師哲在岸英參加郝家坡的土改時，出差路過那裡，見到毛岸英。師哲回憶說：我離開時，岸英送我，我們邊走邊談。岸英興致勃勃地對我說，他跟著康生學到了很多知識，「真好」，「真有趣」。我問他同父親有無聯繫?他說，康生要他每周給爸爸寫一封信，主要談他參加農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這個組的工作。
書中又寫，「毛澤東同意毛岸英參加山西臨縣郝家坡的土改，後來也同意他隨康生到山東渤海整黨」。可見毛澤東是有意識地將毛岸英多次託付康生，給以培養鍛鍊的。
以上這些敘述，可信都有事實根據。但是由於康生現在已是被否定人物，反面角色，書中對康生的描寫，所用的詞語，便免不了都要加上一些貶責性形容詞。同時為了表現出毛岸英與康生的區別，書中強調毛岸英很早就識別康生(還有陳伯達)缺少政治水平了。書中寫1948年5月毛岸英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回到父親身邊，父子之間的一大段對話。毛澤東問毛岸英渤海的領導思想、作風和群眾情緒怎樣，毛岸英談了康生處理一件會道門事件，要派兩個團去轟平村子，連同農民老鄉在內。該書有如下描寫：
岸英原原本本地敘述了這件事後，評論說：「康生同志太粗暴，缺少政治家風度。」而在一年前，他還以為康生有水平呢!
對於兒子的思維和辨別力的提高，毛澤東是看在眼裡，喜上心頭，但他卻沒有流露出來，只是平靜地說：「我們還是要看老同志們的優點和長處呀!」
岸英心領神會地點了點頭。
父子對談，雖然寫得生動傳神，但卻令人生疑：如是寫小說，越生動越好，務求神情畢現，口吻畢肖;如是記歷史，這次談話誰聽到?誰記錄?若說毛澤東父子早在開國前已覺察康生的政治品質不純，毛澤東後來對康生的信任與重用便不合情理。
關於康毛二家的關係，李敏的《我的父親毛澤東》一書，沒有反映，僅有一處提到曹軼歐。那是1959年8月29日李敏結婚一天，請的客人中，請了三位夫人：蔡暢、鄧穎超和曹軼歐。請曹的原因，李敏的說明是，「當年江青曾認為我的畫畫得好，請曹軼歐給找人幫忙輔導一下，就這樣認識了，這次也請她了」(《我的父親毛澤東》，276頁)。曹軼歐能找到輔導李敏畫畫的，自然是康生了，名字則諱而不提。但在書前所印的結婚合影照中，照片下面的文字說明只標出了蔡暢、鄧穎超的名字，站在鄧旁邊的曹軼歐，雖保留形影，卻隱去了名字，顯然是受丈夫康生之累。
按康生此人，非等閒之輩。雖多行不義，人神共憤，死後受開除黨籍之報;但生前多謀善變，堅守「以階級鬥爭為綱」，日以督責羅織為能事，始終處於得寵不敗之地。且才藝雙絕，精於鑑賞，書畫尤見擅長。（阿波羅網編者註：康生經常把故宮藏品拿回家「鑑賞」後不還私吞。）常用「魯赤水」名作畫，這個名字是有針對性的，意與「齊白石」並駕爭驅。1961年，中央重提雙百方針，《人民日報》創學術版，報頭「學術」二字即由康生題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印《寶晉齋法帖》，亦請康生題署書名，頗見別功。康生對《聊齋志異》版本有深研，曾用筆名寫考證文章，在《文學遺產增刊》發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以出版《聊齋志異》新版本。田家英是黨內高層「秀才」中最有才氣、最具正義感的一人，平生少所許可，但對康生獨致敬佩之意(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中國歷史上像康生類型的人，最早的是李斯(指慘酷一面)，他是助秦始皇行督責術的老祖宗。宋明清以來有名的是秦檜、嚴嵩，王鐸也可算上一個，皆以書法名，但罵名也是長遠傳世的，所謂「遺臭萬年」吧。康生看來將與他們為伍，當然是後來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