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為這一局面之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也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了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干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也早就把他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他已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為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正式約我為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作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盧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
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在上一世紀，30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1931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在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痒痒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1936年），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里，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
在我個人來說，作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托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1989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為此時我正在台北的"國立中央政治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五六世紀時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為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為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台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台北不可。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台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我則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雇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
"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您貴姓？"他又問。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到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物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
張學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為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為"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為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大陸出版。因為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台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為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台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主觀意志"Vs."客觀規律"
他這番話說得我大為驚奇和感動。因為這正是我採用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為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也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爭後（1842年）忽然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成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地區罷，從陸榮廷變到李宗仁，前者便是個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以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如此。上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下一代的革命軍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他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是大致相同的，這種歷史自動"轉型"的現象--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大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大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如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大致就可變出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之後，再向前走，自然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個人對今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是甚為樂觀的。
上面這一段謬論，也可說是我個人治中國現代史，數十年觀察所累積的，私家的"歷史哲學"吧。平時不敢亂事宣揚，只在自己論史的著作和課堂里偶爾提提罷了，史學界不同意的專家們，在讀後大搖其頭的，多著呢。想不到我這番謬論，竟被張少帥所看中，也算是個難得的知音吧。
拿筆桿和拿槍桿的區別
他又強調，他目前也想寫一部中英兩文的《張學良回憶錄》，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執筆人了。畫龍點睛，真使我受寵若驚。劉紹唐原先也就猜出張公找我的目的，並一再"預約"，由他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張公雖然說得很誠懇，也很輕鬆。但他這一要求，對我卻引起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老實說《李宗仁回憶錄》這部書，可把我整慘了。它幾乎把我整到棲身無所，啖飯無門的絕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專文紀錄我受難的經過（見中文版李傳諸近版序言）。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身怕草繩"。目前這條大"草繩"，真使我心驚膽怕，其牽涉之廣，問題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當其沖的過來人不知也。
就以最簡單的一項來說吧，這部中英兩文，上百萬言的巨著，非執筆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執筆人和傳主，是當今世界上，絕對不同的兩種人。他二人背景、個性、訓練、任務和經驗，都絕對不同。總之，他二人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尤其是傳主，像李宗仁和張學良，他們都是拿指揮刀的人，把發號施令，絕對服從，視為當然的。可是一旦誤入學術界，他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張學良，這種做了一輩子總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轉頭來，讓別人指揮他，尤其是讓一個無名小卒來指揮他，接受以"筆桿來指揮槍桿"這個現實，其受委屈之心，終日彷徨不服的慘狀，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槍桿的人，如果未受過嚴格訓練，是要打敗仗的。拿筆桿子的人亦然也。他們如未經嚴格訓練，而亂拿筆桿，其結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話的。張少帥後來，終於以拿槍桿方式，來拿筆桿，而出了天大笑話，也是必然的後果而已。言之可嘆。
完善計劃為成功之母
但是在張少帥見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說這些話。說出來他也不會相信的。我只反覆地解釋，工程如何之大，困難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紀也大了，負擔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發現，此話也不能多說，說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側重在工作方面，這種大工程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國或美國尋覓一個第一流大學作贊助機關，另外還要向第一流的基金會申請至少十萬美元以上的研究費，組織一個完善的研究計劃（ResearchProject），聘請合適的、精通中英雙語的歷史研究員，並組織個內行專家的贊助機構，來加以贊助和監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這項研究工作，談何容易？哥倫比亞大學是這一行道的老祖宗，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其"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項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語，沒有漢語的《顧維鈞回憶錄》，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胡適等極其重要的歷史人物，就被冷落了。這些人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功過是非，姑且不談，但是他們都是製造歷史的要人。沒有他們真實的傳記史料，一部民國史是寫不下去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曾為此敦請過他們，不幸他們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了。至於困難在何處，那就說來話長，且舉三兩個小例子，以見其餘。
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
其中尤其是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的陳立夫先生，他在50年代，被台灣當權派放逐到美洲來，開雞場作難民，心懷不平。他要把他盛時的功業，和敗後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來，不吐不快。陳氏因而應約在哥大口述歷史學部，盤桓了好幾年，說盡了他的一黨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彩，但是最後還是一張白紙。
陳曾到哥大親自來吵鬧一翻，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後他才另起爐灶，自己執筆，從頭來過，這部後來在台北完成的書，就是另一部書了。他曾把這一手稿交與我，要我審評並譯成英文。我知難婉拒，並介紹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勞。這便是後來在史丹福大學出版的《陳立夫回憶錄》了。但這部在台灣撰寫的回憶錄，與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兩部書了！
當年經哥大邀請的國民黨時代軍政要人，還有孔祥熙、張發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國的摩根，財神菩薩，更是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連襟，因此他們在岳家相聚時，孫中山、蔣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國史上，不論是好是壞，重要性就不用談了。
張發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賀龍、葉挺、朱德、林彪的上級指揮官。歷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動世界的"人民解放軍"的來龍去脈，還要從張發奎說起呢，張也為此頗為自豪而健談。不幸孔張二人的回憶錄，也都因問題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閣。
明升暗降的政治藝術
筆者不憚煩而寫的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釋搞口述歷史的困難。它不是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講你寫"就成了。其實它的實際工作，比起一般的寫作，更為艱苦。何也？因為一般史書的寫作，只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已矣。搞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學的著述程序之外，還要加上當事人關鍵性的"口述"，而這種口述，往往是畫龍點睛，與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舉一個陳立夫"口述"的小故事為例：在抗戰開始前，陳奉蔣密令，以國民黨組織部長身份，遠赴西歐，候命繞道去莫斯科，爭取俄援。他密赴西歐，一住經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國，回國後，竟"因功"升任"國府委員"。
"陳伯，"我說，"那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官位了！"立夫先生笑笑說，"我因功升入養老院。"原來這是當年國民黨中，"政學系"官僚所導演，離間他們蔣陳關係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蔣家天下陳家黨"，可能也是他們叫出來的。事緣在某次國民黨中央的選舉上，陳立夫得票，居然比蔣還多出幾票，雖然蔣中正的"正"字也被監票人，當成五票，數了進去。
蔣一見此選舉結果，頓時大怒，竟舉起台上的木椅，向陳立夫砸了過去。其實，這只是政學系一樁高明的陰謀，來離間他們蔣陳的關係而已，當我把這一真實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陳公請益時，陳還含笑地說，這不是陰謀，是他當時的確比蔣公在黨內，更得人心！
無論怎樣，陳從歐洲回來，國民黨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說他自己被調離組織部，"升官"成國府委員，他手下的得力幹部，也大半調差了。只有朱家驊被長成部長。朱原是立夫的副手，現在就成他的政敵了。抗戰期間，陳被調任教育部長。CC系在黨內的力量，就一分為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往往為"著述歷史"所不能及。司馬遷的《史記》中很多精彩的章節，都是根據口述歷史寫成的。這本是我國史學上的老傳統，並不是現代洋人發明的。只是搞口述歷史要特別小心罷了。你如碰到政學系裡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聽偏信，像蔣介石和陳立夫那樣，把政治現象無保留地信以為真，拿椅子砸人！
一輩子沒個上司
當我把這些小故事向張少帥，以談笑方式，簡略地說給他聽之後，我發現他半信半疑地當成"耳邊風"，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他那一套。我對他這司令官的態度不以為異，因為我有為李宗仁工作的經驗，把個一級上將，訓練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是有充分的經驗的。只是我第一天就發現，張學良比李宗仁還要難纏得多。因為他自以為是的個性，比李宗仁還要堅強十倍呢。
張學良先生告我說，他的弱點是他一輩子未嘗有過"上司"。
"老帥不是你的上司嗎？"我說。
"他是我的父親，"他說，"父親究竟與上司不同。""蔣不是您的上司嗎？"我又問。
"所以他發我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他說著哈哈地大笑一陣。據張公告我，在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宣布這項驚人的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於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將軍告我說："我告訴于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我告訴張漢公，西安事變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呀！
"就是這麼幹起來的。"他認真地說，"別人都在胡說。"說後他又哈哈大笑。
張傳不能輕易動筆
在我和張公直接接觸之前，數十年來，我都認為，能幹出西安事變這樣大陰謀的人，一定是工於心計，老謀深算，誰知他竟是這樣一個任性而衝動的人物。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但是我對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卻未因此而前後易轍……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永遠是個是非不定的人物。
隨後我們又言歸正傳，張公還是要我考慮替他寫一部李宗仁式的回憶錄。我雖然內心也覺得值得一寫，但是我還是誠懇地告訴他有關工作量和年齡的問題，事實上當今能以中英雙語為他寫自傳的歷史學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認識罷了。
我並誠懇地問他：台灣是人才濟濟的地方，為什麼要捨近求遠？他只是搖搖頭，意思是，在台灣這個地方，替他寫傳記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筆，還是美國好。那我就向他建議，就仿照李宗仁的辦法，將來由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其事。因此我們又言歸正傳，我估計寫他那樣一本雙語傳記，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ResearchProject），和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有專用研究室，有足夠的參考圖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之前，至少要有現成美金十萬、二十萬的基金。這都是一個一流大學的專門計劃。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一個人可以幹得了的。
我這一番話說得他似乎將信將疑，我可以體會出他內心一定在想，寫本小書有這麼困難？他和其他行外人一樣，一定以為，寫本"回憶錄"，正如他一再說的，"我講你寫"就成了。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難是實際工作體驗出來的，未吃過苦頭的人，是永遠不會相信的，這就是所謂內行外行之別了。因此張公一再地說，"還是你就照李宗仁傳的辦法，寫寫我嘛！"我內心立刻的反應，便是絕對不能"寫寫看"！經驗告訴我，沒有哪個張三，替李四寫傳，李四會感到滿意的，尤其是張三是內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極難一致的。
且舉個經驗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憶錄》的教訓
在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之初，"李排長"曾向我大談其天下國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變起來的，我就勸他多談談"炒排骨"（當排長）的經驗和故事，暫時少談當時的天下國家大事，因為一個李排長當時能知道多少軍國大事呢？這時李公心懷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觀色的，後來李排長做了上將司令長官了，他又同我大談其二戰期間，英美對大戰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們對同盟國的政策，也應該如何如何，以為因應。要我詳細地記下來，算是他對國際局勢的分析。我很客氣地問他說："德公呀，您這些國際情報，是哪裡來的呢？"原來是在抗戰中期，他以五戰區司令長官身份，回重慶述職，參加中央紀念周，"聽孫科說的"。
我又問李德公，"孫科的話就可以一言九鼎嗎？"他信心開始動搖了。
"我怕全部記下來，在將來的國際版上，會引起笑話呢。"我又補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訴我，連說，"抽掉，抽掉！"我在中國抗戰時期，曾當過上尉。李公當時是"一級上將"。但是隔行如隔山，寫歷史，上將就只好聽上尉指揮了。
在和張學良說話時，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張謙虛多了，畢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張少帥，一離開軍校就當上將官呢。說句行道話，李在撰寫自傳上，是個可塑之材。但是從第一天開始，要把張在學術上訓練成一個歷史學徒，我實在無此信心，也看不出遠景來。
你"又"錯了哎
張將軍也告訴我一樁關於他信教的故事：被關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對宗教發生了興趣，他最早的興趣是佛教，並看了些佛經，自覺頗有心得。早年在台灣山區，某次蔣夫人來看他，發現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就說："漢卿哪，你又錯了哎。""為什麼我'又'錯了哎？"張公笑著說，"她的意思是說我，已經上過別人的當，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當！她說她要領導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這項導引是做對了。"首先是趙四小姐被感化成為虔誠的基督徒，漸漸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誠懇地說，他的整個生命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基督徒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離婚，再和"現在太太"結婚。
他又說，他夫人現在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極力反對寫什麼回憶錄，這樣那樣的，但是張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寫回憶錄，不是為著搞什麼"辯冤白謗"，寫回憶錄只是替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說罷了。
張少帥這一席話，說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還是說，他的回憶錄是應該寫的。但是工程浩大，絕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可以幹得了的。
"那你就開個頭嘛。"他說："以後我們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樣，找哥倫比亞大學……"他說這話，我知道，他是不會相信我的建議的，我也知道他心裡會在想，"寫一部回憶錄，我講你寫，有什麼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說，他以後要請我到他家去，把這事好好談談。並堅持要我"開個頭"，以後再從長計議。
張漢公和我一談就是三個小時，主要是我二人對談。王一方君只在一旁照了好多照。我覺得應該是他睡午睡的時候了，雖然他還有說不盡的故事，而毫無倦容。最後還是我堅持他應回家休息。我要陪他一起下樓去。張公卻示意，要我先走，因為"門外還有人"。
這是張學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我個人在大學課堂里，談了三四十年的張學良了，這次才見到一個與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張學良"，雖然我對他在歷史上的結論卻沒有多少改變。
不願傷害蔣夫人
在張授意下，王一方君送我上電梯，我走後，他二人才出門。
與張別後，劉紹唐又約我晚餐，為此事討論了很久，紹唐勸我寫下去。但是經驗和年齡都告訴我，我只能"開個頭"。其後我就去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把該館所藏有關張氏早年的書籍、檔案、新聞紀錄，和單篇文章，編了個參考書目，再根據其中要件仔細清查。這對一個七十歲的老童生，實在是個很大的包袱。所幸興致尚好，終於寫出以第一人稱的海城張氏的《關內源流》和《關外定居》的兩篇草稿，送請少帥增減和更正。
可是此時在台北，我還有許多其他的雜務要處理。因為遠居異國，國內有許多邀請，萬里飛行，參加不易，多半都回絕了。然既來了一次，順便在同一地區，多參加幾次學術會議，也是難得的機會嘛。此時在香港和大陸，我就接受了好幾個學術邀請會，需要參加。再者，平時到各地旅行總是三五天的事，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裡，剛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他就以九一高齡去世了。他的子女都在國外工作，求醫侍疾，來去匆匆。我助理後事也就責無旁貸了，所幸我這年有一特休期，甚至可以申請退休。再者，岳丈死後遺留有房子、汽車、司機和阿媽，訂有合約，一時也辭退不了。我被迫鵲巢鳩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車階級"來了。
這時我也曾到張家請益，並把我的底稿送請他過目以便修正。當我車抵張府時，那個在張家門外巡邏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開門讓我進去。這大概因為我岳丈的汽車上，有一張"總統府通行證"的關係。這就使我想起，我的學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張府門外被警衛驅逐的故事來。還是蘇秦說得好：人生富貴豈可忽略哉！無車無馬，怎能私闖公門。
張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後，雖也不無讚詞，但是他說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稱（firstperson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這一來，那便和《李宗仁回憶錄》大異其趣了。
"為什麼呢？"我不免好奇地問他。他解釋說，他不願傷害蔣夫人，蔣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許多話，在蔣夫人還活著的時候，他不願"直說"，只希望我讓他以"第三者口氣"發言。
其後張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來約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談笑餐敘了好多次。這時通過一方母親的敘述，張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過世的父親，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吳開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屬於國民黨的CC系。真是西諺所說的"世界太小"。
哥大東亞所願為張傳擔綱
我這"第三者口吻"改動的工程不小。身邊既無書記，也缺少足夠的時間，我就到香港和大陸開會去了。一去經旬，回台時已耳目一新了。這時張公已獲得了人身自由。當局為宣布此好消息，並要為他舉行個九旬大壽的慶祝會，需要九十位"發起人"。張公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當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時。我為之大驚，問他能否將我的名字刪掉。張公還驚問何也。我說少帥九十高壽，在台灣縱列出個兩百位發起人，也輪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會惹起寶島政學兩界不必要的反應。張公還笑我多心，連說不必顧慮。
果然就在此時，台灣報紙登出了我為張公作傳的驚人消息。北京的報紙，隨之披露。接著，謠言傳出，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訊此事（後來宋兄還特地向我說明，他未嘗過問，想必另有權威）。此消息一經傳出，張學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剛剛重獲自由，難道又要回去？張公乃找我特別商量，要我二人發個"聯合聲明"，否認此事。
我告訴少帥，我斷無資格和他發什麼"聯合聲明"。先讓我單獨發個個人聲明，說我之認識張漢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誼關係。但是我們也絕對沒有談過西安事變。發過這項聲明，我說我便立刻離開台灣，新聞記者一定會再訪問你，那您就嚴正聲明絕無此事就好了。張公認為這倒不失為一個好主意。我們就這樣安排了。
這時原在台灣出生的郭冠英也發慌了。他把我們錄的有限的錄音帶，匆忙地交我一份，帶回美國，另一份，就等著"警總"來查封了。其實這都是做賊心虛的空緊張。據說那時的台灣當局，並無意要留難我們。言之可笑。但是經過這一場小風波，張學良回憶錄，也就和我個人絕緣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裡的朋友們，對它還存有濃厚的興趣，加以哥大在學術界聲望高，張學良更是個傳奇人物，四美俱，二難並，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籌他個十萬八萬研究費，並非難事。
返美之後，我乃把這故事告訴了哥大年輕而有為的黎教授，黎君深通漢文漢語，是個研究近代中國的專家，因而黎對張學良也極有興趣。
我告訴黎君，張學良不久可能來紐約訪問，我將居間介紹他二人和一些相關學者見面，作詳細安排，就照《李宗仁回憶錄》的前例，找幾位年輕的、副教授級的青年有為學者，擔綱挑大樑，以期其成。黎安友教授是個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教授，在美國漢學界中，中英文都是極好的。他聽到這消息，也大為高興。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紐約之會的陰錯陽差
果然不久，新獲自由的張少帥，就駕臨紐約。住在一位貝夫人家裡。貝家地處紐約市內最繁華，最高貴的五馬路中段，和蔣宋美齡居處相去咫尺。張少帥坐了五十年的大牢，這次忽然飛到世界最繁華的大都市來，紐約華人社區為之轟動，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不在話下。他自己多少也有點飄飄然。畢竟是牢中囚徒，重見天日嘛。
在一個小型宴會裡，我就向他說出，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部，有意邀請他談談合作寫傳的事。張公聞之大為興奮。他說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貝夫人負責安排。回家之後，我立刻打電話給黎教授。黎立刻就選了幾個酒會的日期，讓張公選擇。黎再加約幾位哥大當局，大家見見面，第一次的酒會和餐會，由我做東。大家談出個眉目之後，再由哥大校方正式具函敦請，並簽訂合約。正式開工。
為此我就通知貝夫人，約好了日期，並在敝寓鄰近選擇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館，定下八百多元一桌，該館特製的，最好的酒席（因為我知道，張少帥在戰前家居午餐，都是一百銀元一頓。我那時是個中學生。我所繳納的伙食費是三十塊銀元一學期）。但是現在紐約做不到那麼好的中國酒席，就只好請少帥委屈點了。
約期前三日，我就打電話提醒貝夫人一下，到期我會親自開車來接。先到我家來一個閒談的酒會，酒後再去餐館用餐。誰知貝夫人竟然輕鬆地說："漢公走了呀。"我說，"我們不是約好的嗎？""他等不及就走了嘛。""走到哪兒去了？"我再問。
"到Florida去了哎！"她說。
"那他什麼時候回來呢？"我不必要地再問一聲。
"他不回紐約了。"她說，"直接回台灣去。"這對我真是五雷貫頂。但是我對一位七十歲的老太太，和九十歲的先生的失信，抱怨又有何用呢？但是我這席大客，請不請了呢？照請，那對其他的客人，也太尷尬了。宴會撤銷，對我自己也太尷尬了。不得已我乃打電話，把這一尷尬的情形，告訴老友黎教授，並商量如何收場。黎倒頗能理解，我乃把這桌大餐，臨時取消了，心頭真有說不出的滋味。
誰知事有意外，在大致一個月之後，一天我在紐約街頭，忽然碰到一位早年的中國學生，現在紐約一家華人教堂做牧師。他正在找我，並說他要請我吃飯，因為張學良將軍每個星期天，都在他的教堂做禮拜，他要約我同張見見面，因為他知道我對張有很大的興趣--在課堂里曾說得很起勁嘛。
他這一邀請，真使我再來個五雷貫頂。回來後，我便立刻向貝夫人打電話，問她為什麼說不實之辭。貝太太說，邀請少帥的人太多了，怕他身段吃勿消，所以就藉口辭掉一切應酬。我要求與漢公直接通知。張公拿起電話就說，"德剛，你不是要請我吃飯嘛？我在等你邀請呢！"聽到張公的抱怨，我真像汽車癟了胎似的，大嘆一口。從何說起呢！
哎，你還會開倒車
最後我們再重新約過，在原餐館，定了原樣的酒席。我又擬重掛電話給黎教授，一切照原計劃進行，不幸這時已近5月中旬，暑假開始了。哥大的重要教職員，都各有個人計劃，分別離校他去了。所幸原訂客人中袁家騮、吳健雄伉儷，和張公五十年前的舊識，劉廷芳先生和他的兒子劉國榮，還可應約前來，這時原在採訪張氏新聞的小郭，帶了部錄影機，也適時趕到。我就請他做攝影師，參加宴會，我開車，他照相，我們適時趕到紐約公園大道，接了張少帥和貝夫人，同來敝寓，先喝點雞尾酒，再同往餐館參加晚宴。張公在敝寓酒會之後，我們就直奔餐館了。
當我車抵餐館門前時，剛好有個停車車位，這時坐在後座的少帥就準備下車了。我請他稍待片刻，等我把汽車停好，再請他下車，車停好了，少帥忽然側身問我說，"德剛，你還會'倒車'？"說得幾位在街邊等他的其他客人都笑了。他們都聽說，少帥會開汽車嘛，如今倒車有什麼可以驚訝的呢？後來我才告訴那幾位好奇的朋友說，張氏當年所開的汽車，是30年代的汽車呀。那時的汽車可麻煩了。倒車要兩手兩足，四肢齊動！哪像諸位現時的寶車，倒車只要一手一足呢。少帥那時是位闊公子，美少年，開車不用考執照，下車不用自己"泊"，交給車夫就是了，還用擔心開倒車？傳說中的張少帥，也曾親自開飛機，並曾帶著位義大利籍的女友，在北平（北京）天空翱翔;又說他在西安事變前，在1936年夏某日，他曾親自開飛機去延安（或保全），與周恩來秘密會談，奠定了共張之間的"聯合陣線"，云云。大致都是類似的想像之辭。
朋友們了解嗎？近現代中國是十年一變的，兩三變之後就變得面目全非了。可憐我們的少帥，就在這大變動時代，卻坐了五十年不變的大牢，因此他的生活、思想，幾乎也五十年未變。一旦走出牢門，這大變了的花花世界，同五十年前的生活思想，就完全脫節了。就以男女關係來說吧。風流少帥當年，身邊真是姬妾成隊，美女如雲。要啥有啥，誰敢不聽少帥的指揮？可是五十年之後，就只剩老太太，趙夫人一人了。如今飲食起居，安內攘外，一切都得聽夫人的話了。
"我有時發大脾氣，我太太還是讓我的。"漢公不免有時還在吹牛。
"平時不發脾氣呢？"我嬉皮笑臉地問他。
"那當然都由太太做主。"漢公誠懇地說。
時代畢竟變了。您縱是坐牢，個人生活方式，也得隨時代慢慢地改變噢。
趙夫人也曾告訴我說："他被蔣關起來了，否則我同他也維持不下去。"這顯然也是趙夫人的由衷之言。
這晚這個"張作霖的兒子"興致特別好，在餐會上講了許多有關男女關係的笑話。把個一向端莊肅穆的"袁世凱的孫子"和孫媳，都笑得前仰後合。使這場酒會和餐會更顯得生氣勃勃。大家談笑一大陣之後，我和郭君，就要把他送回公園大道了。有關他寫回憶錄的事，因為有關人士全不在場，其他貴客，又全無興趣。在張公和我們歡笑聲中，就留待異日了。
當我招呼餐館經理，前來結帳時，經理竟然笑笑說，"全免了！"真使我大吃一驚，不知所措。原來國榮是這家餐館的房東。他向經理笑笑揮揮手，餐費九百美元就全免了。客人皆大歡喜。主人當然更是打躬作揖！
趙夫人的權威與苦惱
誰知這場純社交的宴會，卻出了一個嚴重的反面後果。張學良在紐約玩得昏天黑地之時，那孤零零一人，在舊金山含飴弄孫的趙夫人，便在華文報上和私人情報圈中，得到了張少帥返老還童的小報告。趙氏緊急電召無效之後，還得御駕親征，才把個九十歲的老頑童，抓了回去。這則有趣的故事，筆者這兒，也是得自傳聞。八十老翁，臥病在床，就不為風流少帥來做其無謂的小考證了。讀者士女如愛小道消息，一通電話，問題就豁然開朗了嘛。設有讀者，有此雅興，而探出真相，尚懇不遺在遠，略書數行惠我，以明真相，就期盼不盡了。
這則小故事，對筆者本人來說，也可算是，黃狗偷食，黑狗當災吧。原來張公來紐約數月，一直都住在貝夫人家裡，張公因年高耳背，交際不便，他在公私場合，一切都仰賴他居停女主人的扶助。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幾，還有什麼男女大防之可"防"的呢？因此出雙入對，他二人自己，和一般朋友們，都不以為異，尤其在紐約這種第一號國際大都市，這又有什麼稀罕呢？本來不是什麼新聞嘛。
千不該，萬不該，是張學良不該有張大嘴巴，他常常公開地說，什麼趙夫人可敬，貝夫人可愛！更糟的是張學良這個國際馳名的大Playboy又口無遮攔，專門歡喜講男女關係的笑話，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詩，掛在口邊，嘲笑自己什麼"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雖不是英雄漢，卻也好色似英雄"！因此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可敬的人"，聽到此小道消息，對"可愛的人"，就恨之骨髓了。
這原是女人間的"人情之常"。莎翁說，"女人呀！女人，你的名字就叫脆弱噢！"還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少帥爺在此出雙入對，大宴小酌，何日不然呢？只是那些宴會主人，趙夫人不認識罷了，我只因為認識趙夫人，並吃過她親手燒的蛋炒飯和魚翅湯，就變成當災的黑狗了。讀者諸士女，不妨試為在下設身處地想想，您如在那場合，您也跑不掉要當黑狗啊！夫復何言？其後我又因事去了台北一趟，按禮節，我原應該向張府作一次禮貌性的拜訪，但是卻被劉紹唐兄阻攔了。因為"五爺"（少帥的五弟張學森）曾向他提供過有關他兄嫂的很不尋常的故事，紹唐對我說："他哥哥對你甚好，他嫂嫂對你深惡痛絕。"（學森似乎也同我直接說明？）我完全理解到，趙夫人因為一生都沒有安全感，對這一類事情的憎恨情結，我是完全理解和萬般同情的，但是我有什麼方法可以迴避這種尷尬呢？迴避不了，那就只有做"當災"的黑狗了。
失之東隅，誤於桑榆
後來山東來的王書君教授，應聘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作訪問學者，他早也選中了張學良的傳記為研究主題，頗有其獨到之處。這原是張少帥的福氣吧。可惜的是，書君初來此邦，人生地不熟，很難申請到美國基金會的支持。沒有基金會的支援，搞漢英雙語研究，那幾乎就不可能的了。
總之，張學良口述自傳，在哥大，就這麼陰錯陽差地給耽誤了下去。更不幸的是張學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歷史"這一行道。他自始至終，認為"口述歷史"就只是"我講你寫"這麼個簡單的程序。因此他認為他只要找一個錄音員，"我講你寫"，一部像李宗仁那樣的回憶錄，就可以出爐了。從一開始我就警告他，沒有那麼簡單，但我也看出他面從心違的神情。這項心態，不只張氏一個。從李宗仁以次的"黨國要人"無不如此。朋友，你要把一位世界級的黨國要人，訓練得服服帖帖的，來聽你"學者的話"，尤其是像少帥這樣，"一生都未聽過人話的人"（見少帥自述）談何容易，談何容易！？另一錯誤，是他對美國學術界極其複雜的組織和運作，一無所知，而又強不知以為知，盲人騎瞎馬，就容易出事了。張學良在中國歷史上，雖還算不得是什麼世界級的大人物，但是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卻是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兩大事件。是禍是福，雖今後千年都不會有"定論"，但是他卻是這兩大事變的主角。生前沒個"第一手"的交代，是太可惜的了。
顧維鈞談少帥
還有，在西安事變前後，張與蔣宋兩家的經濟關係，也永遠是個迷。據顧維鈞先生告我，中原大戰期間，蔣、馮、閻、李都派有"專使"，長駐瀋陽，爭取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奉系張氏，參加他們內戰的陣營，據深知內容的顧氏告我，那時馮、閻的代表，所攜不過數千金，勉維食宿，而蔣總司令駐奉代表吳鐵城，卻身懷巨萬，與張的上下僚屬，一擲千金，酬應無虛夕;南京對張氏本人，則暗許至數百萬之巨，先付半數，余伺亂平再付。而少帥自己這時，則徜徉乎秦皇島上，作鼠首兩端的觀望。待時間成熟，條件如願，他就揮師入關，對內戰雙方，從事"武裝調停"。果然閻馮落荒而走，奉系就坐擁華北了。嗣後張氏偕眷作京滬之游，與蔣府上下交往甚密，顧氏含笑告我說，"都為討債而來"！是耶，非耶？我與少帥往還，尚在交淺而不敢言深的初期階段，所以就未向他作深度的發問了。
（附註："九一八"之前，顧曾長住瀋陽作少帥貴賓，深知內幕，與筆者所談幕後消息甚詳，亦頗足取信，筆者亦嘗以他事，向少帥試探，亦每經證實。）
以上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至於數十年來，教與學之間的史料與見聞，那真是，一部小小的車兒，如何載得起？若天假以年，以後有更多機緣與時間，再慢慢細述之吧。
在職業歷史家看來，西安事變的故事，經過數十年的發掘，已沒有什麼秘密可言。只是沒個當事人來"現身說法"一番，故事就沒有其應有的權威性了，張氏原有意，要親口來加以澄清的，深入的史家，聞一以知十，對張某的故事，原沒什麼不知之事，只是事由親口坦白，和盤托出，那才是職業史家規範的所謂"第一手史料"。如今結果還是一盤糊塗帳。何以如此呢？除陰陽家所迷信的"命也，運也"之外，那就不是兩萬字所能說得清楚的了。
主角已成古人，筆者不敏，曾看了他幾十年的戲，晚歲不知老之將至，還替他跑了一陣"龍套"，思之可笑，如今也年逾八旬，久病之餘，藥裹關心，對少帥故事，哪裡能說得完呢？本篇全憑記憶執筆，冰天雪地，連身邊所積，盈箱累架的史料，也無力翻查。書被催成墨未濃，我們就暫時，說到此地為止吧。至懇知我的編者讀者，賜諒賜恕，為幸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