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屯是曾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中顧委委員、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90年出走美國，遭中共保守派對其賣國的指控。1989年大陸發生六四學潮，許家屯默許當時中國政府的駐港機構支持學運。趙紫陽由於其在六四中的態度遭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罷黜，當時還未出走美國的許家屯聽到消息後立刻帶給趙紫陽兩句話。許家屯到底說了什麼？本文摘自《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們開始絕食了，連續幾天，加上國內外媒體的連續報導、渲染，學生絕食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有的學生甚至宣布開始絕水。
我專門打電話給趙紫陽、楊尚昆，建議處理學生絕食活動，不能再拖延了，是否準備幾百輛大客車，騰出醫院，動員醫生、護士和一部分工作人員，都穿上白袍，在拂曉時，幾個人扶一個或抬一個，把絕食學生強制送往醫院，再封鎖天安門廣場，進行對話活動。我擔心如果有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矛盾就會進一步激化。他們兩人在電話中都講這是好主意。但後來我等來等去，始終沒有看到行動。大概他們那時也無能為力了。
五月十五日，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大陸，十六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戈氏時講：「今晚你還要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見面，這將標誌著中蘇兩黨關係實現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趙紫陽卻對戈氏講：「你今天上午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是你中國之行的高潮，我想這樣說，你同他實行了高級會晤，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係的恢復，我們兩黨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所以，我們兩黨實現正常化不是現在，而是上午。」接著趙紫陽又講：「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決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問題，仍需要鄧小平掌舵。」
我在電視上看到這條消息，就對幾位副社長講，這個話講糟了，他講這個話也許是好意，但這個時候講這個話，鄧小平要起誤解的。
果然，北京傳來消息，中央常委開會，鄧小平不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趙紫陽辭職了。但十九日凌晨，趙紫陽仍去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後來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開會，一直開到凌晨，否定了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意見，趙在會後即去廣場看望學生，含著淚講，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愛惜身體，並講他去晚了，對不起同學們。
我在香港知道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消息後，因為新華社大樓門前也有日夜靜坐、絕食的香港學生，我就決定也去看望他們。
在現場，有記者問我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我完全同意趙紫陽總書記的看法。
當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鵬板著面孔宣布北京市戒嚴。
五月廿二日，中央來電報，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計是關於中央改組的事，即於廿三日到北京。在機場接我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神色迥異於往常，很緊張。他告訴我，北京市公安警察已不能執行任務，市面上由工人、學生、居民沿途設卡，查詢行人車輛，遇到政府、軍隊車輛，隨時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現在黨、政、軍、機關用車，車牌一律都換用一般市用車牌。我們從飛機場去住處，為免麻煩，須繞道而行。這位副主任還告訴我，中央已將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調來，來時為免麻煩，下飛機後偽裝稱是醫生。我問他，中央調江澤民來幹什麼？他回答說，「不清楚」，只聽說已接管胡啟立主管的宣傳工作。我因趙紫陽沒有參加十九日的黨政軍幹部會議，心裡已有準備，也就不再詢問了。但我沒有想到，江澤民會任總書記。
廿五日，楊尚昆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游泳池一間休息房裡見我。當時，他們把北京市的情況估計得很嚴重，許多負責人都搬了家。楊尚昆、李鵬搬進了中南海，他們比鄰而居，一個住毛澤東的游泳池，一個住池旁毛澤東逝世時的住宅。在我等待他們召見時，我已經知道，此行是屬於中央「打招呼」性質，全國不少省、市負責人大多已來過北京，我屬於最後幾個人，至於打的什麼「招呼」，不用講，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楊尚昆沒有和我講到五月四日兩人談過的話題。一見面，就解釋：「常委決定，因為我和你及幾個人熟悉（楊尚昆沒有講是哪幾個），要我出面談話。」又說：「經常委決定，趙紫陽已停職。小平同志講，已經沒有路可退了，才採取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決定。」
我當時十分難受，一時講不出話來。半晌才講：「動用解放軍，千萬不要流血啊！」楊尚昆當即表示：「不會的，不會的。」並說：「幾位老帥，徐帥聶帥，也是這樣意見。他們也向中央提了這樣的意見。」又重複了一句：「不會的。」我便問：「誰當總書記？」楊尚昆回答：「還沒有決定。」隨即又補充說：「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考慮。」我立即鄭重地向楊尚昆說：「不能讓李鵬當啊！」楊也肯定地回答：「不會的。」
在這樣的問答過程中，我激動地流淚了。
楊尚昆又問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學運，以及駐港中方機構的情況，會見約二十分鐘後，他說還有事要處理，要我去見李鵬：「你去和他談談香港經濟方面的情況。」我想，是不是我剛才提過對李鵬的意見，他讓我去見李鵬，緩和我和李鵬的關係？
我辭別楊尚昆即去見李鵬。李的秘書說李去國務院開會，要我坐一會，他通知李鵬馬上回來。我在會客室方坐下，李鵬的老婆朱琳出現，和我打招呼，說：「你們在香港辛苦了。」擺出一副大首長架式，我反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後，朱琳立即誇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堅持正氣，不怕人家反對，這陣子很不容易啊！」又說：「學生鬧得那麼凶，趙紫陽還去打他的高爾夫……。」嘮嘮叨叨，不可一世的乞丐。我百感交集，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沉默以對，她只好沒趣而退。
李鵬一出現，還未坐下，便責問：「《文匯》、《大公》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直接回答：「這是受天安門影響。」沒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覺，當時也不好對我怎麼樣，轉而以緩和語氣詢問香港情況，我便敘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情況。李鵬聽後，要我與港英政府交涉，讓港英政府出面，對運動進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匯報》、《大公報》事件，嚴肅處理。我當即向李鵬表示，「香港情況同大陸不一樣，處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頂回去了。李鵬聽後，怏怏不快，再也沒有表示意見。我沒有再按照楊尚昆的要求，向他談香港的經濟情況，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關於海南洋浦特區的開發問題。前文已述，我這是受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之託，再一次希望說服李鵬能儘快批准海南省委的報告，李鵬也重複了他按項目批土地的一套，推託過去。這是我和李鵬最後一次單獨談話，話不投機，不足半小時，我就告辭了。
在北京宣布學生運動為動亂以後，姬鵬飛兩次讓秘書打電話給我，向我「建議」（他大概知道我對運動的傾向），處理香港有關學運的事務按李鵬決定的三條指示：一、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一次動亂；二、對機關幹部和工人要進行正面教育，不參加支持學生的街頭活動，一發現情況，就要嚴格說服和制止；三、要堅持工作，堅持生產。
我們港澳工委討論後決定：李鵬三條照傳達，但是，如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還要按照三條執行。事實上，這是對這三條有保留的做法。與楊尚昆談話後，我回到香港，在工委會上傳達了楊尚昆的講話，並在機關重申了李鵬的三條意見。但大家並未因此對北京學生運動和香港群眾運動，改變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打電話告訴我：「北京開槍了！」因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裡是北京首先開槍的地點。
從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連續三天三夜，我沒有睡覺，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困了就躺在沙發上。這些時日來，我面前放了兩台電視機、一台收音機。電視每半小時播一次北京情況，電台每十五分鐘播一次北京新聞，實際上是連續二十四小時在播送北京的情況，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應。沒有言語能夠敘述我當時心情的矛盾和激憤。我想，共產黨變了，北京那些所謂的共產黨人變了，他們怎麼能夠站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去呢？我下決心要退休了，不幹了。我想，我在香港還有一個善後的問題，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機關幹部受連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後，儘可能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做些實際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產黨員不行了，並不等於共產黨就垮了，將來共產主義還是會實現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銷趙紫陽的職務，由江澤民繼任總書記之後，我立即請人帶給趙紫陽兩句話，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體健康」。帶信的人回復我，趙聽後講了兩個字：「謝謝！」我想，歷史上堅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歷史終會還予他們公道，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真理是不會被泯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