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不經查證，即輕信魯平片面之詞，我甚失望。此後，江澤民、李鵬在香港事務處理上，只聽李後、魯平的匯報和見解，又不肯見我，聽我進言，和我距離越來越大。本文摘自《許家屯回憶錄》。
晚年許家屯
六四後，香港中外財團某些中、上層人士，出於對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的不信任，私下醞釀一個所謂一九九七年後，向中國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設想。這個設想，實際上是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初期，英國「以主權換治權」的翻版。不同的是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如果按香港本地財團的設想，是由港人出面「租用」，仍是「港人治港」，但已不是按基本法規定的「港人治港」，而是出錢「租用」的財團僱傭或他們自己推舉的港人「治港」；如按某些外資財團的設想，則為他們出面「僱傭」或推舉什麼人來「治港」。第二個不同的是，那時是治權「無價」，這次有人「開價」，每年一億美金，有人開價一億英鎊。
他們紛紛要求見我，進行試探。港人財團多通過他們的中年代表，自己沒有直接出面，至少我的感覺如此。如蘇海文夫婦一起來見我，談關於「租用」問題，他當時已在報刊公開發表了文章，提出用十億英鎊向中國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意見。他們夫婦向我提出這個「建議」，我猜測可能是蘇海文岳父包玉剛的派遣，或得到他同意而來。美、日、法商界某些人士，同樣也為此事要求見面，提出相同「建議」。不同的是，他們擔心香港華人財團「僱傭」治港的英國人，或英籍人士，我問他們主張「僱傭」什麼樣人，他們又說不出口，支吾以對。
不論是中、外人士，我答覆他們，第一：我答允將他們的要求，向北京高層反映；第二：告訴他們，這是一個極敏感問題，中國政府接受的可能性「甚微」；第三：建議他們不要再擴散，特別不要再通過傳媒，在報刊上議論。（我擔心北京過度反應，作公開批判，增加這些人的反感。）中共四中全會時，江澤民當了總書記，找我談話，我反映了這個情況，我見他聽得很有興趣，反映過後，問他，要不要寫一個文字的報告？江澤民很爽快地答：「可以，你發一個電報來。」我又問：「要不要同時報小平同志？」江澤民點點頭說：「可以。」這樣，我回港後給「中央常委並小平同志」發了報。
四中全會開會期間，我沒有去港澳辦，沒有和他們談及這一問題。不久，港澳辦開會，討論香港工作。會議未開始前，在姬鵬飛辦公室閒談中，提及這一事件的電報，魯平聲色俱厲地批評：「還是老一套，賣國求榮！」周南同聲響應，姬鵬飛沉默不語。散會後，我適與魯平走在一起，便告訴他，發電報是我口頭匯報後，江澤民同意的。
過了幾個月，江澤民在一次會見某些香港人士的講話中，又公開出面，表示反對此議。我很詫異，為何久未答覆，香港關於此議已見淡化，總書記為何又公開答覆，後來知道，魯平向中央告了狀，誣告我說過，因江澤民同意了這個建議，我才發報的。江澤民才有此公開澄清。
同意發電報變成同意建議本身，江澤民不經查證，即輕信魯平片面之詞，我甚失望。
五中全會江澤民做了政治報告，李鵬也做了所謂重要講話。他們舉起「治理、整頓」大旗，阻止改革開放。江澤民的政治報告中，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事務——個體戶「開刀」，提出要使所謂非法致富者「傾家蕩產」；鄉鎮企業要大加緊縮……在中顧委會的小組會上，多數表態「擁護」新總書記和總理的報告，也有人不正面表態，強調要尊重價值規律。小組長要我發言，我也只反映香港情況，沒有正面表態。但對個體戶的「新政策」，我表示，改革開放以來，只有政策規定，沒有立法，如何區別合法、非法，建議加快立法。私下，與會者議論不少，不少人認為江、李主張的一套，不合當前實際，難以實施，有人問我的看法，我回答：「估計行不通，地方上會有抵制，群眾也會有抵制。會給地方工作帶來不小的困難，但過一段是會恢復的。」
江澤民、李鵬這一系列的言論和做法，使我陷入難以表達的失望之中。我為香港擔憂，為中國共產黨擔憂！
江澤民、李鵬在香港事務處理上，只聽李後、魯平的匯報和見解，又不肯見我，聽我進言，和我距離越來越大。我估計，我和他們已不僅是「六四」上的分歧了。要改變這種局面，已很困難，甚至不可能了。要我在香港工作下去，不從香港的實際出發，唯唯諾諾，聽從北京那幾個人的「瞎指揮」，我做不到。五中全會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更使我失望，我決心退休，看能否爭取到「安全降落」。乘宋平參加中顧委分組會休息之際，我向他正式提出退休要求。宋平很詫異地問，「為什麼？中央沒有考慮你的退休問題。」我回答說：「我已七十出頭，年歲太大了，事情太忙，精神已感不足。常感疲勞，還請中央批准。」這也是實情，但主要的理由，我想還是不提為好。同時，我提出要求：退休後擬在深圳定居，做點力所能及的調查研究工作。宋平一面表示，「現在不是你退休的時候，不要考慮這件事」，一面又說，「中央一時也找不到接你班的適當人選」。我便介紹，「葉選平可以，他是廣東人，對香港情況也比較熟悉，和港澳人事交往也比較多。」宋平說：「這個想法不錯，好處可能多些。」
隔了幾天，仍是五中全會期間，宋平又要中央組織部分管港澳幹部的副部長告訴我，不要考慮退休問題，中央確未考慮過這個問題。又說，如果將來退休，幾點要求不成問題。
期間，見到楊尚昆，我請他向中央轉達，我退休的要求，楊尚昆很乾脆地回答：「現在不考慮，工作一段再說。」我堅持請他轉達，他搖搖頭，不以為然。為了促成北京讓我退休，我決心利用公開場合，製造氣氛，也可以讓港人有心理準備。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我應邀出席巨商鄭裕彤的皇朝會俱樂部開幕儀式剪彩，在記者採訪時，我主動講，已經向中央提出要求退休問題。消息傳到北京，首先接到楊尚昆秘書打來的電話，說楊尚昆有些不滿意，轉告我，「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接著，北京又有人告訴我，中南海對新華分社人事有新決定，周南將來港接替我的工作。我很高興，但知此消息的同仁都埋怨我，不該公開主動講退休這件事，「給他們機會」。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來電，要我立即去北京，我知道此行與我退休事有關。次日到京，當晚李鵬、宋平、還有中組部部長，在中南海召見，他們開門見山，剛坐下就宣布：「中央決定你退休，由周南接任，有什麼意見？」他們不講是我主動要求退休，而說，「中央決定」，我笑著回答他們：「感謝中央批准我退休的要求」，並建議，「周南可以馬上來港接替，公布的時間是否放在人大通過基本法後，剛港人有一個心理準備，過一個平安年。」他們當時表示可以考慮。時候，卻認為我這一建議是「戀棧」，要進一步採取步驟，催我離開香港。
談話到了「尾聲」，我起身告辭了，李鵬突然轉身問宋平：「老同志們那裡通知了沒有？」宋平說：「先念同志是知道的，其他的秘書都在座，他們會匯報。」我知道鄧小平、陳雲等都派秘書參加常委、書記處會議，以便具體了解會議討論情況。他們的一問一答，說明李先念已知道我和周南的任免決定（隨後，又知道任命周南是李先念推薦的），其他老同志，大概指鄧小平、陳雲，他們可能事先並不知道。
次日上午，見到姬鵬飛，他似乎無可奈何地說，宋平只在某個公開集會上告訴他，周南將來港接替我，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姬鵬飛還告訴我，他曾對宋平講過：「周南外交上有經驗，但香港工作是全面的。」他還對我講，「他們不了解情況，你在香港打開了局面，貢獻大。」還是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我笑笑回答說：「是你領導的好。但李鵬他們和我談話時，對我在港工作六年，隻字未提，不知他們是怎樣評估我的。」
下午，姬鵬飛派人傳話，中央決定要港澳工委負責人（即新華分社的幾位副社長）全部到京開會。原來，李鵬他們對我前晚的表態不滿，認為我「戀棧」，要採取措施。
十月廿五日，江澤民主持會議，李鵬約遲半小時到會。宋平、姬鵬飛、李後、魯平、周南都參加，新華分社全體副社長到會。
江澤民一開始便宣布中央決定我退休，調回，周南接任。不同意我和一些新華分社副社長建議我在基本法通過後再調回大陸的建議。並決定九零年一月十五日對外公布，周南立即去港接替。江澤民在講話中，回應了我對姬鵬飛提出的意見，表示，「許家屯同志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李鵬姍姍來遲，即對我們提的交接建議做了一番否定的、聲色俱厲的評論。
姬鵬飛自始至終沒講一句話。
宣布一個高級幹部的調免，召開這樣的會議，採取這一形式，領導人持這種態度，在共產黨內很不正常，我平生工作調動不少，卻從未見過如此「盛大」的陣勢。
我和周南的任免，黨內決定後，照慣例，應有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提出，人大常委會通過後，再行公布。可是，異乎尋常，周南到港任職的消息，是由北京新華社在九零年一月十五日的新聞中宣布的，人大常委會對我和周南的任、免事宜，連形式上的討論都沒有；甚至，到現今仍沒有見到人大常委會公開的宣布。江澤民、李鵬他們迫不及待地調我回大陸，連表面文章都不顧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