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抗戰戰場，主要分為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這兩大部分。其中，正面戰場是戰爭的主陣地，而敵後戰場主要打的是游擊戰。雖然中共長期稱其在敵後戰場上作出了最主要的貢獻，但實際上，敵後戰場上也有不少國民黨游擊部隊參加戰鬥。
國軍抗戰老兵（圖源：浙江圖書館）
抗日戰爭，分為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兩大部分。正面戰場主要是陣地戰；敵後戰場主要是游擊戰。正如第十八集團軍曾參與過太原會戰等正面作戰一般，敵後戰場上也曾存在著為數不少的國民黨游擊部隊。
1938年冬南嶽軍事會議，蔣介石要求抽調三分之一的國軍部隊，去後方打游擊
敵後戰場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國軍游擊隊，乃是戰時眾所周知之事。1939年1月2日，毛澤東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發刊詞中，總結八路軍對日戰績時，就曾特別提到國民黨的敵後部隊。毛澤東說：「八路軍的這些成績從何而來？……其中友軍的協助是明顯的，沒有正面主力軍的英勇抗戰，便無從順利地開展敵人後方的游擊戰爭；沒有同處於敵後的友軍之配合，也不能得到這樣大的成績。」所謂「同處於敵後的友軍」，即指國民黨留在敵後的游擊部隊。
國民政府對游擊戰的重視由來已久，但真正提到戰略高度，是在1938年冬的南嶽軍事會議上。會上，蔣介石要求國軍全面執行新的抗戰策略，「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後方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於敵後方。」稍後，蔣又在1939年1月7日，指示國軍各戰區軍事長官：「應以一部增強被敵占領地區內力量，積極展開廣大游擊戰，以牽制消耗敵人」，且按戰區具體狀況逐一指示方針，如：「第九戰區，應以有力一部向武漢及沿江各要點游擊，並保持九宮山游擊根據地，不斷襲敵後方。」「第五戰區，應以一部保持大別山游擊根據地，積極向鄂東、豫南、皖北游擊。」「魯蘇及晉察各戰區，應增強軍民力量，建立並保持游擊根據地，積極展開廣大之游擊戰，襲擊敵人後方，分別指向重點於津浦、隴海及平漢各要線，儘量牽制消耗敵人。」……
敵後游擊戰在1939年前後，被國民政府高度重視，是有原因的。淞滬會戰、武漢會戰等投入兵力達百萬上下的超級會戰結束後，國軍損失了大量的人員與裝備，陸軍兵員已不及原編制的一半，海、空軍則幾乎傷亡殆盡。故而，1938年底，蔣介石在南嶽軍事會議上宣布，抗戰自1939年進入「第二期」，該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整頓軍隊，具體辦法是：「將全國現有部隊三分之一配備在游擊區域——敵軍的後方，擔任游擊；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對敵抗戰；而抽調三分之一到後方整訓。……每期整訓期間，暫定為四個月；一年之內，即須將全國軍隊一律整訓完成。」
國軍敵後游擊部隊，呈倒金字塔結構，正規軍最多，地方保全部隊次之，民眾武裝最少
國軍敵後游擊部隊，大致可區分為「正規軍」與「地方武裝」兩大部分。「地方武裝」又可被區分為「地方保全部隊」與「民眾自衛武裝」。其中，正規軍長期居於絕對主導地位，總兵力始終維持在50-100萬左右——如1941年，「總計開到華北、華中敵後戰場的國民黨部隊，不下100萬（華北約有80萬，華中約有20萬）」。地方武裝則起伏很大，1939年舉國熱議「游擊戰」時，以國軍名義組織的地方游擊武裝，一度高達百萬以上；但至1943年，已跌至不足20萬。
之所以如此，與蔣介石及國民政府高層對「游擊戰」的理解有關。其一，國軍開展「側面游擊戰」，其目的，是為了配合「正面陣地戰」，非正規軍戰鬥力有限，難以擔此重任——從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戰場上幾乎每一次重要戰役，軍委會都直接指令敵後游擊部隊配合作戰。其二，放任地方自行組織游擊武裝，往往良莠不齊——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曾在日記中將「游擊隊」，與「傷兵」、「交通」並稱為「今之三害」，指責其「未游擊敵人先害及人民」，由此可見國府高層對「游擊隊」軍紀的深切擔憂。
故此，早在1938年初，蔣就曾告誡過第一戰區與第五戰區的高級將領們：
「現在社會一般人士，認為游擊隊與別動隊沒有分別，這是極大的錯誤。所謂游擊戰，實在是正規戰之一種，一定要正式的部隊，尤其要是紀律好、精神好、戰鬥力強的正規部隊才能夠擔任。決不是臨時集合民、槍編成隊伍，就可稱為游擊隊，就能夠勝任游擊戰。這種臨時集合的隊伍，只能叫別動隊。別動隊是由地方政府或當地機關團體集合本地的武裝民眾，聘請軍官訓練、統帶，來擔任一種別動的任務，如擾亂敵人後方，破壞敵人交通和兵站、倉庫等。現在各地所稱為游擊隊的，可以說是擔任這種別動任務的別動隊。這兩種部隊的分別，我今天在此再加以明白的規定，就是：凡由地方政府機關和當地人士集合本地武裝民眾編成隊伍來發動自衛的力量，遂行一種別動任務的，叫做別動隊。凡正式建制部隊，紀律森嚴，運動輕捷，富有攻擊精神，而由正式指揮官統率，奉令擔任游擊戰鬥的，叫做游擊隊。但是要知道，游擊戰亦就是正規戰。」
雖有告誡，但自1938年底始，出於私利，各種在野、失勢大小軍閥及地方土匪流氓所組織的「游擊隊」，仍是多如牛毛。以至於到1939年下半年，「游擊隊」已成為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據國府密獲的一份日軍評估報告稱，中國游擊隊有五大弱點：「（一）各游擊隊常互爭地盤，自相火併；（二）缺乏大員統率，彼此不能密切聯繫，易於各個擊破；（三）缺乏優良武器，不能作陣地戰；（四）正規游擊隊雖破壞力強，但對人民濫施權威，致不得民眾之信仰；（五）非正規之游擊隊分子複雜，大多為土匪散兵結構而成，戰鬥力既不強且領導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國家觀念，易以利相誘。」（敵中支軍參謀室對我游擊隊之評判，1939年5月10日上海情報）
針對游擊隊上述各種「游而不擊」的弊症，國民政府及軍方一再出台整頓措施。極端者，如第三戰區第十集團軍，1941年2月，甚至硬性出台了一份《各部隊應收穫之游擊戰果規定》，對游擊隊實施具體的量化考核。該文件規定：
「浙東沿海軍，每月應襲擊舟山群島之敵至少十次；每月應割獲敵電線一百斤」「錢江南岸軍，每月應破壞敵公路十公里（錢江南北岸）；每月應擊毀敵汽車五輛、汽艇三艘；每月應襲擊運動中之敵至少十二次，並須獲有戰果；每月應破壞敵軍用倉庫或糧彈儲藏所至少三處；每月應割獲敵電線一千斤及其電信器材」「錢江北岸軍，每月應破壞滬杭公路十公里、橋樑二座；每月應襲擊脫離據點之敵十二次，並須獲有戰果；每月應擊毀敵汽車五輛；每月應割獲敵戰線一千斤」……
但即便如此，也無法扭轉「游擊隊」普遍的紀律敗壞。以至於蔣介石為改變民眾觀感，不得不在1941年，下令全國所有「游擊隊」，經整頓後，統一放棄「游擊隊」名稱，更名為「挺進隊」。更激進者，如侍從室主任林蔚及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甚至一再向蔣進言，主張立即取消全國所有游擊隊，一切敵後游擊任務，全部交由敵後正規部隊來完成。
簡言之，基於上述現實及認知，國府自1939年起，一再對全國游擊隊實施以「減少數量、提高質量」為基本方向的「正規化」整頓，有戰鬥力者收編為「正規軍」，繼續從事游擊戰；無戰鬥力且擾民者則就地淘汰解散。這種整頓，所造成的結果是，國軍敵後游擊部隊，自「正規軍」、「地方保全部隊」、「民眾自衛武裝」而下，其數量，呈現出一種倒金字塔結構，「正規軍」數量最多，「民眾自衛武裝」數量最少。
中共的敵後游擊部隊，則呈正金字塔結構，主力軍最少，地方軍次之，人民武裝最多
反觀中共，其敵後游擊部隊的結構，與國軍截然相反。中共曾在文件中，將其敵後武裝力量，明確分為三大部分：「主力軍」、「地方軍」與「人民武裝」。並對三種力量的數量比例，有相當具體的規定：在山地根據地，主力軍與地方軍的數量比例，一般以二比一為原則；在平原根據地，一般以一比一為原則；在某些最困難的區域（如冀東、大青山、蘇南），應打消主力軍與地方軍的區別，全部武裝力量地方化；至於人民武裝（不脫離生產），應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數，其中的骨幹（民兵、模範自衛隊、青年自衛隊等）數量，應超過地方軍與主力軍的全部總量之和。（中央軍委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據此，中共敵後游擊部隊，自「主力軍」、「地方軍」、「人民武裝」而下，其數量，呈現出一種正金字塔結構，「主力軍」最少，「人民武裝」最多。
之所以出現這樣巨大的結構差異，與中共高層領導人對「敵後游擊戰」的不同理解有關。抗戰初期，毛澤東曾致信彭德懷，強調：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劇，在這種拿手劇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只能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豪（毫）無結果之可言的。」（關於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原則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
略言之，毛澤東認為，八路軍「游擊戰」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分散兵力」，「分散做群眾工作」；國府則要求游擊部隊，須集中兵力，不僅要能打游擊戰，還要能打「如中條山、五台山之攻勢防禦戰」。這種理念差別，不但造成了國、共敵後游擊部隊不同的結構面貌，也對戰後國共成敗影響深遠。
除以正規軍為主體之外，專業化，是國軍敵後游擊戰的另一個重要的特點
國軍的敵後游擊戰，除堅持以正規軍為主體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專業化」——敵後游擊，其內容至為豐富，除以武力襲擊牽制敵軍外，還包括破壞交通、打擊經濟都諸多方面。而後者，對專業技術的要求相當之高。
以破壞鐵路交通為例。一般敵後游擊部隊，往往採取扒鐵軌、抽枕木等方式。對游擊隊而言，費時費力，對敵軍而言，則修復甚易，至多不過數天即可恢復通車。有鑑於此，國軍所組織的「鐵道游擊隊」（正規稱呼是「鐵路破壞隊」），吸納了大量的原鐵路員工及鐵路技術人員，多採取摧毀橋樑、埋置「鐵路電氣自動發火器」等技術含量更高、破壞性更大、排查修復更難的手段，給日軍造成了極大的牽制。
譬如，1944年1月21日午夜，平漢鐵路破壞隊，在軍統別動隊的掩護下，以其相當專業的橋樑爆破技術，將長達四華里、樑柱多達119根的黃河新鐵路大橋炸斷，摧毀樑柱50餘根。該橋被毀後，平漢鐵路交通中斷，日軍被迫調集大軍監護、搶修，直至3月25日，才勉強重新通車，日軍自東北調集的軍隊車輛，才得以再度進出黃河南岸，與集結在開封的日軍會合，於4月18日發動中原會戰。換言之，此次行動，使日軍之行動，被迫遲滯了三月之久。此外，如摧毀焦作煤礦、炸毀蒲圻鐵橋、錢塘江大橋，均是國軍敵後經濟破壞戰、敵後交通破襲戰在「專業化」層面的範本。
再如，國民政府退守重慶後，為維繫持久抗戰，必須遏制日軍對長江水道的利用。當日，這一重任，主要仰賴國府「布雷游擊區」所開展的海軍水雷游擊戰。日本隨軍記者小俁行男曾報導稱：
「對於海軍來說，長江在半水期是一條絕好的追攻路線。中國方面看出日本海軍的企圖，便在江面上布下了無數的水雷，南京和漢口之間成了可怕的水雷區。以近藤英次郎中將為司令官的海軍1l戰隊，一邊同兩岸的敵軍作戰，一邊排雷前進。這就是後來有名的長江溯江艦隊。這支艦隊派出10多艘掃雷艇，每兩艘之間拉上銅纜進行掃雷，但是由於水雷太多，好多掃雷艇都觸雷沉沒了。炮艦、運輸船也相繼觸雷，損失慘重。」
概言之，國軍對日水上布雷游擊戰，始於1938年9月。及至1940年1月，正式成立「長江中游布雷游擊隊」，設總隊1，中隊5，下轄11分隊，游擊範圍自江西湖口至安徽蕪湖（稍後擴展至江蘇江陰），此即「第一布雷游擊區」。該游擊區成立後，日艦多選擇在九江以上江面停泊，故當局又在湖北鄂城至江西九江之間，設立「第二布雷游擊區」。稍後，鑑於日艦多避於潯、鄂，當局再將湖北監利至黃陵磯之間水域，劃為「第三布雷游擊區」。上述游擊區的存在，使得日軍一再感嘆「溯航長江之難，真難於上青天」。1940年2月3日，日本海軍艦隊報導部長在南京對中外記者發表談話，公開承認：
「掃雷工作效果甚微，黨軍不斷在長江要道秘密布雷，在此情況之下，對於開放長江後之水上安全，日軍不能負責。」
上述「專業化」之所以能夠達成，有兩大關鍵。其一，國民政府堅持以「正規軍」擔任敵後游擊作戰任務，故能大致保證對游擊部隊的行動調配和素質監控；其二，自1939年「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開設以來，自軍委會至各戰區、各集團軍、各軍、各游擊區，舉辦有多層次、全方位的游擊幹部培訓。尤其是通過軍統所設「中美合作所」，引入美國海軍教官及物資裝備，訓練了近10萬掌握「專業技術」的敵後「武裝特務部隊」——據《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草案）》，對「武裝特務部隊」的「作戰與訓練」，有如下規定：
「為加強對日軍後方游擊戰和破壞交通、倉庫、礦山，由美國派員負責技術訓練，供應武器彈藥和爆破器材，在日軍後方開展游擊戰，擾亂日軍後方，援助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作戰。暫定十萬人，從縱隊至區隊，由美國派聯絡軍官或聯絡組隨軍行動，共同作戰。」
事實上，上述案例如摧毀焦作煤礦、炸毀黃河新鐵路大橋、蒲圻鐵橋、以及長江布雷游擊戰中，均有美軍教官在提供專業的「技術支持」。
總體而言，國軍敵後游擊部隊，兼有抗日與防共的雙重性質，但仍以前者為主
眾所周知，游擊戰必須要有根據地，否則即不免淪為流寇。
和中共一樣，國民政府也同樣重視「敵後根據地」的建設。據不完全統計，國軍在敵後開闢的主要抗日根據地包括：太行山東南部根據地、中條山根據地、呂梁山根據地、五台山根據地、恆山根據地、魯東南與沂蒙山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浙西根據地以及皖東、皖北和鄂東之根據地，以及以五指山為中心的海南根據地……等。換句話說，凡包含淪陷區的戰區內，普遍都建立了敵後根據地。此外，還特別成立了冀察、魯蘇兩個完全在淪陷區的游擊戰區。全部或部分被納入國軍游擊根據地的縣份，約占了淪陷區總面積的一半左右。
國共兩黨同在抗日旗幟下，但歷史積怨甚深，現實猜忌亦久，部隊同在敵後，同樣致力於創建「敵後根據地」，自難免發生衝突。冀察、魯蘇戰區，因地理位置關係戰後大局，尤為兩黨爭奪的焦點。譬如，1940年2月12日，國軍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鍾麟，曾密電蔣介石，催促蔣迅速採取措施，制止十八集團軍占據國軍敵後交通樞紐。電報稱：
「頃聞十八集團軍向中央聲明：因冀糧缺乏，自動向晉東南及豫北移動。查上述地區，為第一、第二、冀察、蘇魯四戰區之聯絡樞紐，尤為冀察、蘇魯之唯一補給要線，若一旦被其掌握，則黃河以北之國軍必將陷於受困無以立足之絕境，……萬祈鈞座速訂針對大計。……時迫勢急，付訖早日睿斷……」（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軍政部，6874密。極機密。）
1942年夏，毛澤東曾致電劉少奇，細緻分析「掌握山東及山東的一切部隊」的重要性。依照這種分析所採取的行動，無疑會衝擊到國民政府所設立的魯蘇戰區（1939年成立）。毛澤東說：
「日本戰敗從中國撤退時，新四軍及黃河以南部隊須集中到華北去，甚或整個八路、新四須集中到東三省去，方能取得國共繼續合作的條件。如此則山東實為轉移的樞紐。同時又須估計那時國民黨有乘機解決新四的可能，如蔣以重兵出山東切斷新四北上道路，則新四甚危險，故掌握山東及山東的一切部隊（一一五師、山縱、楊蘇縱隊），造成新四向北轉移的安全條件，實有預先計及之必要。」（毛澤東關於山東的重要性致劉少奇電，1942年7月9日。轉引自《劉少奇傳》（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P453。）
但總體而言，兩黨摩擦雖多，國軍敵後游擊部隊，仍基本上能夠做到以抗擊日軍為第一職責。
譬如，魯蘇戰區第四游擊縱隊，1938年至1940年底，對日重要作戰次數，是與中共摩擦次數的4倍；1941年初到1945年8月，對日重要作戰次數，是與中共摩擦次數的2.5倍。再如，被稱作「摩擦專家」的張景月所部，對日作戰次數，仍是與中共摩擦次數的1.5倍。此外，在與日偽軍作戰中犧牲的國軍敵後游擊部隊高級將領，自第3軍軍長唐淮源、第98軍軍長武士敏、第12師師長寸性奇而下，高達約四十人；而在與中共的摩擦中身亡的國軍高級將領，不過寥寥數人。（洪小夏：抗戰時期國民黨敵後游擊戰爭研究（1937-1945），P286-287）
略言之，國軍敵後游擊部隊其總體對日戰績與自身犧牲狀況，極度缺乏成熟研究。可供參考者，惟有洪小夏教授之統計：
「（抗戰八年）國民黨敵後戰場游擊作戰共2.5萬次以上（25185次），斃傷日偽軍至少57萬人，俘虜日偽軍5.5萬人以上，……共牽制日軍約55萬、偽軍約40萬，合計共牽制敵軍約95萬。……據不完全統計，國民黨軍少將以上軍官，在敵後犧牲的約占國民黨少將以上陣亡總數的38%，團職以上軍官，犧牲於敵後的也約占團職以上陣亡軍官總數的38%。由此推算國民黨敵後傷亡的軍官數，也應占國民黨抗戰傷亡軍官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國民黨敵後游擊部隊的傷亡、失蹤總數，共約50萬人，占國民黨軍隊抗戰傷亡總數321萬餘人的六分之一強（15.6%）。敵後軍官傷亡比例遠高於兵員傷亡總數的比例，是敵後游擊戰爭環境惡劣的反映之一。」（同上，P291-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