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羊毛工作坊點評：這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4月中旬在新浪-長安論壇的一個主旨演講，信息量很大，披露了高層在2008年以來眾多重大關頭決策時的思路與邏輯，很有認識價值。其要點之前已經被多個自媒體披露，我們這次增加了現場視頻演講和眾多歷史細節：
1、2008年四萬億決策前的故事：
當時的李克強副總理，聽取政協委員意見，在我匯報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李克強副總理插話，說他已經收到了發改委的一個報告，認為全年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率要達到6%。當時的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補充說，人民銀行也正在準備一個報告要報國務院，認為通貨膨脹率在6%-6.5%。由於發改委是管物價的，人民銀行是管貨幣的，這兩個部門都認為3%已經是不可能了，所以主張堅持3%的委員們後來在發言中把他們的這段話刪掉了。
2、馬歇爾計劃不是新事物，2008年就討論過
當時（2008年）包括我在內的一批人提出要搞一個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我們也應該拿這筆錢借給一些國家，然後幫助他們開礦、修馬路，還可以創造新的財富，因此我們給它取名「和諧世界計劃」。但是這個意見並沒有被採納，因為這些國家可能會發生政變，或者出其他問題，把錢借出去風險很大，還是國內投資4萬億的風險最小。
3、高層對當前經濟走勢的判斷：L型
去年經濟工作會議（這是我們決策層非常重要的一個會議），對中國經濟走勢做出了的判斷。既否定了周期性下行的觀點，也沒有接受「斷崖式」下降的觀點，而是做出了一種新的走勢判斷，採用的詞語是「結構性的下行」，或者叫「非周期性的下行」。
也就是說，經濟走勢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是一個波動性的下行。中間可能有增長的時候，有下降的時候，但總的趨勢將是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下行。這個判斷是決策層非常嶄新的判斷，是宏觀政策決策的前提，很多政策會由此做出跟以前不一樣的調整。
1、決策層判斷未受外界影響
從決策層來說，2016年和前幾年比較，在宏觀決策方面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
一是對經濟走勢的判斷。目前有三種說法，一種是周期性的下行。主張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在某一個時間，比如三個月、八個月以後或者一年以後就會出現拐點，經濟又會上行了。還有很多人認為，上行以後還要恢復到一個高速增長，例如8%。
二是有些學者（包括海外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現正處在危機前夜，可能會出現「斷崖式」的下降。持這種看法的國內外專家、學者也不少。
三是去年經濟工作會議（這是我們決策層非常重要的一個會議），對中國經濟走勢做出了的判斷。既否定了周期性下行的觀點，也沒有接受「斷崖式」下降的觀點，而是做出了一種新的走勢判斷，採用的詞語是「結構性的下行」，或者叫「非周期性的下行」。
也就是說，經濟走勢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是一個波動性的下行。中間可能有增長的時候，有下降的時候，但總的趨勢將是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下行。這個判斷是決策層非常嶄新的判斷，是宏觀政策決策的前提，很多政策會由此做出跟以前不一樣的調整。
如果追溯起來，在2008年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就有人提出經濟會面臨下行的狀態。當時決策層採取了以四萬億投資為代表的一系列宏觀決策，動用政策資源、財政資源，包括金融資源，所以經濟沒有下行。2009年、2010年、2011年經濟還在往上走，維持一個比較高速增長的態勢。但這個態勢到2011年、2012年就已經很難繼續下去了。
2、四萬億僅僅推遲了經濟下行時間
副事實上，四萬億投資為代表的宏觀決策，只是推遲了經濟下行走勢的起點。經過幾年以後，我們才發現，經濟上行已經不可能再維持下去，而下行則是必然要發生的。經過六、七年的時間，我們才認可或者說接受了。
根據目前全世界所有的經濟因素分析，經濟下行不可逆轉。我們所有的宏觀政策不能立足於尋求經濟在三個月、五個月、半年內就會出現一個拐點，然後又恢復到8%以上的增長，這樣的前景至少在「十三五」期間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個判斷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經過幾年的經驗才得出的認識。過去，每當看到經濟有下行的趨勢，我們都認為通過各項政策的調整或者通過資源的投入，可以逆轉這個走勢。現在我們終於看清楚了，這個走勢是不可能逆轉的。
所以，我們只能緩解下行的速度，宏觀經濟的決策因此改變了一個方向，就是現在提到的比較多的詞——「供給側改革」。
提供給側針對的是需求側。需求和供給本來是共生的，但是為什麼現在要強調供給側？有的經濟學家對現在搞供給側改革還不大讚成，認為供給和需求不可分離，不能只搞供給側或者說重點搞供給側。當然這在學術界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看法。
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國家並不是沒有供給方面的問題。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2007年12月份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認為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主要是流動性過剩。當時提出來要「兩防」，即防止通貨膨脹，要把通貨膨脹抑制在3%以下，防止經濟過熱。
3、經濟工作會議後形勢陡然生變
但是，從2007年12月底到2008年1月初，全世界經濟形勢出現了一個我們在經濟會議期間沒有預見到的狀態，這就是已開發國家的貨幣流動性不夠。當時我們為什麼判斷要搞「兩防」呢，就是因為全世界流動性過剩，中國也過剩。但是到了12月份和第二年的1月份，已開發國家開始釋放流動性。這樣一個動態當時並沒有被很多人抓住。
依據我們國家的決策程序，當年12月份經濟會議以後，國家各個部委接著開會，總結當年工作，根據經濟會議精神來部署第二年工作，然後是第二年3月份的全國兩會，總理工作報告把當年工作都安排下去。但是誰也沒有預料到，12月底和1月初所有已開發國家的央行都開始釋放流動性，我們國家的外需訂單馬上開始減少。雖然當時的生產是很熱的，但是主要來自已開發國家的訂單已經開始大幅度減少。
訂單的減少就是一個信號，說明已開發國家的需求已經出現了萎縮，而這種萎縮勢必導致中國外需不足。因為我們對外出口50%以上都是加工貿易，一般貿易出口量占不到一半。加工貿易訂單減少就意味著2008年我們的出口很可能會發生問題。這種現象雖然引起了關注，但是在學術界還是有很大的爭論。
現在回顧歷史，那時候包括我在內，有一些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來「兩防」需要調整。就是說通貨膨脹率要抑制到3%的話，就要大幅度收緊貨幣，可是全世界的貨幣流動性已經不夠了。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是不是需要大幅度的收緊貨幣？如果大幅度收緊貨幣的話，GDP會出現一種什麼樣的狀態？這種爭論很激烈。
那時候我是全國政協財經委員會的委員，我們內部就出現兩種意見。我提出來要改變「兩防」的目標，但也有政協委員不同意，認為「兩防」符合當時中國實際。這個爭論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上半年，有的政府部門已經通過業務分析，看到把通貨膨脹控制在3%以上的目標是不可能實現了，因為上半年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5%。如果全年堅持3%，意味著下半年只能是1%，全年才能平均到3%。
4、委員在李克強座談會臨場刪稿
當時的李克強副總理，聽取政協委員意見，在我匯報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李克強副總理插話，說他已經收到了發改委的一個報告，認為全年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率要達到6%。當時的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補充說，人民銀行也正在準備一個報告要報國務院，認為通貨膨脹率在6%-6.5%。由於發改委是管物價的，人民銀行是管貨幣的，這兩個部門都認為3%已經是不可能了，所以主張堅持3%的委員們後來在發言中把他們的這段話刪掉了。
到了7月20號以後，政治局研究上半年形勢就決定不再搞「兩防」了。之後，7月20號人民日報刊登了劉鶴的答記者問，文章中詳細講述了為什麼我們不再堅持「兩防」，這是歷時半年多的一個宏觀政策調整過程，我認為還算是比較及時的。
如果我們在2008年下半年繼續堅持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3%以內，貨幣不知道會收得多緊。事實上到10月份，四萬億投資的計劃就開始實施了，發改委開始批項目，商業銀行大量貸款，大幅度的放貨幣，這才使得2008年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現的比較激烈的經濟下行態勢。可以說，是這四萬億投資把整個經濟下行的趨勢給撐住了。
實踐證明，四萬億投下去確實避免了當時的經濟危機，但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有一些投資項目確實對整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修了很多高鐵和高速公路。但也投了一些當時產能已經過剩的領域，比如說鋼鐵。本來鋼材是賣不出去的，我們又來建一個新鋼鐵廠，就要去買原來鋼鐵廠過剩的鋼材，看起來有買有賣，這個投資項目搞的不錯。但是等這個項目建成以後，它不再需要鋼材了，原來的老鋼鐵廠產品賣不出去了，新建鋼鐵廠的鋼材也賣不出去。所以有些投資當時起到了拉動需求的作用，但是當投資快完成的時候，我們的產能過剩的情況不但沒有消除反而加劇了。
全文如下：
今天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最近一個時期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包括我們論壇也討論過很多次，研究院也討論過很多次，我把當前我認為幾個比較重要的一些意見來跟大家交流，大家來討論。
從決策層來說，2016年和前幾年比較，在宏觀決策方面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
一是對經濟走勢的判斷。目前有三種說法，一種是周期性的下行。主張這種觀點的人，他們是在考慮什麼時候可能到拐點。認為在某一個時間，比如三個月、八個月以後或者一年以後就會出現拐點，經濟又會上行了。還有很多人認為，上行以後還要恢復到一個高速增長，例如8%這樣一種高速增長。這是在學術界的一種看法。
二是有些學者（包括海外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現正處在一種危機的前夜，可能會出現一種所謂「斷崖式」的下降，意思是經濟會突然下行到一個非常低的增長速度。持這種看法的國內外專家、學者也不少。
三是去年經濟工作會議（這是我們決策層非常重要的一個會議），對中國經濟走勢做出了一個判斷。既否定了前面所謂的周期性下行的觀點，也沒有接受經濟會出現所謂「斷崖式」下降的觀點，而是做出了一種新的走勢判斷，採用的詞語是「結構型的下行」，或者叫「非周期性的下行」，或者叫「波動式的下行」。
也就是說，經濟走勢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既不會像周期性很快到拐點再往上走到比較高速增長，也不會斷崖式的下跌，而是一個波動型的往下行。中間可能有增長的時候，有下降的時候，但總的趨勢將是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下行。我覺得這個判斷，應該是我們決策層非常嶄新的判斷，它是影響我們宏觀政策決策的前提，很多政策會由此做出跟以前不一樣的調整。
如果追溯起來，在2008年、2009年發生世界經濟危機的時候，當時就有人提出經濟會面臨一個下行的狀態。當時決策層採取以四萬億投資為代表的一系列宏觀決策，動用政策資源、財政資源包括金融資源，核心就是四萬億投資，所以經濟沒有下行。2009年、2010年、2011年經濟還在往上走，維持一個比較高速增長的態勢。但是這個態勢維持到2011年、2012年，已經很難繼續維持下去了。
我們的決策，是不是能改變當時經濟下行的走勢呢？事實上，由於四萬億投資為代表的宏觀決策，我們只是推遲了經濟下行走勢的起點。經過幾年以後，我們才發現，經濟上行已經不可能再維持下去，而經濟下行的走勢則是必然要發生的。經過已經六、七年的時間，我們才認可或者說接受了，根據目前全世界所有的經濟因素分析，經濟下行的走勢是不可逆轉的。
我們所有的宏觀政策不能立足於尋求經濟在三個月、五個月、半年內就會出現一個拐點，然後又恢復到8%以上的增長，這樣的前景至少在「十三五」期間是不可能發生的。這個判斷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經過幾年的經驗才得出的一個認識。過去，每當看到經濟有下行的趨勢，我們都認為通過各項政策的調整或者通過資源的投入，我們可以逆轉這個走勢。現在我們終於看清楚了，這個走勢是不可能消失的。我們曾經努力想逆轉它，但是實踐證明這個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目前的共識，是都認為經濟在下行，但是主要分為上述三種觀點。
從去年年底開始，我們的決策層採納了波動型下行或者結構型下行或者非周期性下行這樣的一個判斷，所以現在政府所做的決策都是基於這個判斷提出來的。政府在把握宏觀經濟方向上，也做了一個很大的調整。因為經濟下行是不可逆轉的，所以我們只能緩解下行的速度，不可能把它在很短時間內就恢復到上行，特別恢復到比較高的增長率，那種前景是不存在的。我們宏觀經濟的決策因此改變了一個方向，就是現在提到的比較多的詞叫「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針對的是需求側。需求和供給本來是共生的，但是為什麼現在要強調供給側？有的經濟學家對現在搞供給側改革還不大讚成，認為供給和需求不可分離，不能只搞供給側或者說重點搞供給側。當然這在學術界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看法。
我的理解是，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國家並不是沒有供給方面的問題。但是在當時的金融危機的情況下，2007年12月份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認為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主要是流動性過剩。當時提出來要「兩防」，即防止通貨膨脹，要把通貨膨脹抑制在3%以下，防止經濟過熱。
但是，從2007年12月底到2008年1月初，全世界經濟形勢出現了一個我們在經濟會議期間沒有預見到的一種經濟狀態，這就是已開發國家的貨幣流動性不夠。當時我們為什麼判斷要搞「兩防」呢，就是因為全世界流動性過剩，中國也過剩。但是到了12月份和第二年的1月份，已開發國家開始釋放流動性。這樣一個動態當時並沒有被很多人抓住。
依據我們國家的決策程序，當年12月份經濟會議以後，國家各個部委接著開會，總結當年工作，根據經濟會議精神來部署第二年工作，然後是第二年3月份的全國兩會，總理工作報告把當年工作都安排下去。但是誰也沒有預料到，12月底和1月初所有已開發國家的央行都開始放流動性，我們國家的外需訂單馬上開始減少。雖然當時的生產是很熱的，但是訂單已經開始大幅度減少，這些訂單主要來自已開發國家。
訂單的減少就是一個信號，說明已開發國家的需求已經出現了萎縮，而這種萎縮勢必導致中國外需不足。因為我們對外出口50%以上都是加工貿易，一般貿易出口量占不到一半。加工貿易訂單減少就意味著2008年我們的出口很可能會發生問題。這種現象雖然引起了關注，但是在學術界還是有很大的爭論。
現在回顧歷史，那時候包括我在內，有一些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來「兩防」需要調整。就是說通貨膨脹率要抑制到3%的話，就要大幅度收緊貨幣，可是全世界的貨幣流動性已經不夠了。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是不是應該或者能夠大幅度的收緊貨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大幅度收緊貨幣的話，我們的GDP會出現一種什麼樣的狀態？這種爭論很激烈。那時候我是全國政協財經委員會的委員，財經委員會內部就出現兩種意見。我提出來要改變的目標，但也有政協委員不同意，認為「兩防」符合當時中國實際不能夠改變。這個爭論一直爭論到2008年的上半年，有的政府部門已經通過業務分析，看到把通貨膨脹控制在3%以上的目標是不可能實現了，因為上半年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5%。如果全年堅持3%，意味著下半年只能是1%，全年才能平均到3%。
當時的李克強副總理，聽取政協委員意見，在我匯報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李克強副總理插話，說他已經收到了發改委的一個報告，認為全年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率要達到6%。當時的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補充說，人民銀行也正在準備一個報告要報國務院，認為通貨膨脹率在6%-6.5%。由於發改委是管物價的，人民銀行是管貨幣的，這兩個部門都認為3%已經是不可能了，所以主張堅持3%的委員們後來在發言中把他們的這段話刪掉了。到了7月20號以後，政治局研究上半年形勢就決定不再搞這個「兩防」了。
政治局會議之後，7月20號人民日報刊登了劉鶴的答記者問，文章中詳細講述了為什麼我們不再堅持「兩防」。無論世界還是中國，經濟發展不是以日曆的年度來考慮的，我們考慮一年工作，很難說年底的想法和後來幾個月的想法不會出現任何變化。所以當時半年多的一個宏觀政策調整，我認為還算是比較及時的。
如果我們在2008年下半年繼續堅持要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3%以內，貨幣不知道會收得多緊。事實上到10月份，四萬億投資的計劃就開始實施了，發改委開始批項目，商業銀行大量貸款，大幅度的放貨幣，這才使得2008年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現的比較激烈的經濟下行態勢。可以說，是這四萬億投資把整個經濟下行的趨勢給撐住了。
決定用什麼辦法來扭轉當時的經濟下行趨勢，出有很多建議。比如說我們搞了幾萬億的投資，投下去以後就有需求，這是一個主要的建議。因為當時美國和歐洲國家對中國勞力密集型普通消費品的需求大幅度減少了，這個變化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因此有學者就提出來另一種建議，即所謂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包含很多內容。如果把當時很多歷史的政治、外交等因素剔除掉，主要從經濟角度考慮，馬歇爾計劃的本質就是美國人把錢借給別人，再讓別人來買美國商品來推動美國的出口。二戰以後，美國產能嚴重過剩，飛機、大炮、坦克、軍艦都沒人要了，這些工廠幹什麼呢？因此馬歇爾提出一個計劃，拿出130億美金和65%的黃金儲備借給其它國家來買美國的商品。當時馬歇爾計劃也歡迎蘇聯和東歐國家參加，而且有幾個東歐國家也表示願意參加。
但是蘇聯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來談判的時候，認為馬歇爾計劃有幾項要求不合理。一是借了美國的錢，我們要幹什麼項目還得向美國報告；二是如果借錢搞了項目，美國人還要定期來檢查，錢是不是用在了那個項目上；三是美國人要審計我們的財務。因此莫洛托夫表示不能接受，說這是干涉內政。我們借你多少錢、利息是多少都可以還你，你不能管我搞什麼項目，更不能檢查我的項目進展情況甚至還要審計我等等。咱不就是借個錢嗎？借錢還本付息，你憑什麼還干涉我那麼多東西？所以蘇聯的史達林決定不參與馬歇爾計劃，而且要求東歐國家一律退出。所以馬歇爾計劃變成了只與西歐國家來共同實施的計劃。
現在說起來，這裡有很多政治和外交的因素。但是，如果從經濟角度看，當時美國的200億美金的黃金儲備，放在國庫里沒有任何用處，產能過剩加上需求不足，很可能會導致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二戰把歐洲很多國家的基礎設施全都毀了，這些國家需要搞重建，消費需求非常強烈，但是卻非常缺錢。英國當時是歐洲狀況最好的，也欠了一屁股債，根本沒有錢做這個事情。因此，從1947年到1951年，馬歇爾計劃使美國經濟出現了發展速度最快的幾年。根據這個歷史經驗，2008年包括我在內，有些人提出來搞一個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
當時中國的外匯存底只有兩萬多億。在這兩萬多億外匯存底中間有相當一筆儲備是買的美國國債，而美國的國債只有零點幾的回報。所以我們也應該拿出一些錢來借給一些國家。這些國家雖然缺錢，沒有現實購買力，但是它有資源。如果我們把自己過剩的資金和他們的資源整合起來，幫他們開礦山、建鐵路、修碼頭來輸出我們的過剩產能，也能夠創造出中國新的外需，我們可以和他們分享這個財富。當時我提的名字叫「和諧世界計劃」。
但是這個意見當時並沒有被採納。原因是有些意見認為，有這四萬億來保證我們的經濟就足夠了，你要把錢借給人家就會有風險。萬一這些國家的政治發生變化或者出現問題，風險很大，還是在國內用這四萬億投資風險最小。
對於消費問題，當時也有人提出，雖然我們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但是其中的居民消費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且這個趨勢一直在發展。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用擴大居民消費來帶動經濟增長？如果想讓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一是居民收入的比重要要增加。我們確實也把這一條寫到文件里去了，說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所得的比重。
在一次會議上，我提了一個問題，如果要提高居民收入占整個國民所得的比重，你是想降低誰的比重？是降低政府呢？還是降低企業？還是政府、企業都降低，然後讓居民收入提高？文件中並沒有寫清楚這個。只是說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究竟降低誰的比重不知道，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回答這個問題很難。假如你要降低企業的比重，企業家會說我的利益分配投資和收益會大幅度降低。假如你要降低政府的比重，是不是就得減稅？要不然怎麼降低？文件只說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卻不說降低誰的比重，這說明提出實現提高居民收入比重這個目標是比較軟的。
可以肯定，經過這麼多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目標是在不斷前進之中，但是它提高速度的確實很慢，指望它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不可能像四萬億投資似的一投下去馬上需求就起來了。
實踐證明，四萬億投資下去確實避免了當時的經濟危機，使我們的經濟依然維持著一個比較高速發展的態勢。但是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有一些項目投資確實對整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修了很多高鐵和高速公路等等。但是也確實投資了一些當時產能已經過剩的領域，比如說鋼鐵。本來鋼材是賣不出去的，我們又來建一個新鋼鐵廠，就要去買原來鋼鐵廠過剩的鋼材，看起來有買有賣，這個投資項目搞的不錯。但是等這個項目建成以後，它不再需要鋼材了，原來的老鋼鐵廠產品賣不出去了，新建鋼鐵廠的鋼材也賣不出去。所以有些投資當時起到了拉動需求的作用，但是當投資快完成的時候，我們的產能過剩的情況不但沒有消除反而加劇了。
黨的十八大以後第一次全國經濟工作會議，是在2012年12月份召開的。在這次會議上，新的領導人習總書記所做的報告指出，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結構中最主要的問題。所以，從2012年起就把解決產能過剩作為國家宏觀決策的一個主要著眼點。採取的措施，首先一條相對而言在產能過剩領域搞的投資比較少了。但仍然還有一些投資還在產能過剩的領域搞。
這是因為在制定2011年-2015年「十二五」規劃的時候，我們就制定了一個要連續多少年保持經濟增長的投資規劃，其中就包括了很多產能過剩領域的投資還在繼續增長。比如我們還要建十幾個千萬噸級以上的煤礦，還要建多少個電站。這些都寫到「十二五」規劃裡面了，每年都要推進。所以到了2012年，雖然我們已經意識到產能過剩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新的項目不會再投向過剩的領域，但是原來已經投資的項目和在建工程仍然不少，這些項目也不能半道把它扔了。特別是大項目，半道扔了損失也是很大的。2012年以後，雖然投資領域仍然在發展，情況要比2008年以前要好很多，但是完全靠投資為主來拉動經濟增長已經是不可能的。
2012年以後，我們提出一個對外經濟的新戰略，就是「一帶一路」。我認為，不要把「一帶一路」僅僅看成是一個地域的概念。雖然我們在亞洲、歐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在做「一帶一路」的項目，但是如果我們把其他的因素抽象掉，就經濟而言「一帶一路」的實質就是中國借給他們錢，讓他們來接受我們的項目與合作。
比如說中國和日本競爭建設印度尼西亞鐵路，中國為什麼能競爭成功？日本人有新日鐵，它們建高鐵的水平不比中國差，而且日本的貸款利率比中國還低。但是，中國在標書里加了一個條款，說我們不要求印尼政府提供擔保，而是完全靠市場風險來安排我們的貸款和回收。印度尼西亞政府拿著中國的承諾去找日本，問日本願不願意有這個承諾？日本人想了半天說不行，沒有印尼政府的擔保我們不敢幹，於是中國就贏得了這個項目。當年美國馬歇爾計劃推向全世界，因為當時除了美國，別的國家都沒錢。但是現在不是，中國人可以幹的事情，很多國家也可以干，競爭相當激烈。不管怎麼說，核心的問題就是，我們要把錢借給人家，才能夠爭取到當地的項目。項目搞成了，創造出財富以後我們和對方共同分享。
習總書記訪問巴基斯坦，帶去了總規模450個億的投資，並沒有說哪個項目具體多少錢，而是需要逐步去落實。這就是中國對外採取的新戰略。為什麼要採取這樣一個戰略？原因就是，我們的勞力密集型普通消費品加工貿易已經不能維持了。國家商務部曾經提出，要努力讓湖南、江西、廣西等省去承接在廣東、江浙等地已經無法經營的這種加工貿易企業，避免這些企業可能遷往越南、泰國去。但是這個策略收效甚微，因為我們的物流成本太高。所以以廣東東莞為代表的加工貿易主要區域的企業大部分都遷走了。現在越南成了全世界第一製鞋大國。我們再想依賴加工貿易解決出口問題，已經不是由我們自己說了算了。如果不採取一個新的戰略，我們的外需萎縮就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我們現在搞了「一帶一路」，即使承諾把錢借給人家，要想變成實際產出產品和設備的出口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所以我們眼下的出口增長仍然很艱難。但是至少有了一個新的前景。
國際投資的風險當然是非常大的。前幾年我國能源上對外投資很大，這些投資對於保證我們能源供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雖然在財務上是虧損的，雖然有這麼多的困難，但是如果我們要不走這條路，外需就會萎縮，產能過剩的情況就會更加嚴峻。因此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對外經濟的新戰略。有的項目會投資可能失敗，但是只要總體上能夠盈利，就比購買美國國債收益大。
用提高居民收入，努力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來擴大消費，這個戰略進展速度比較慢，而且還存在著很多在認識上的分歧。比如說中國要不要提高最低收入標準？前不久我到黑龍江省去調查，跟我一起調查的一位政協委員，他對勞動力這些方面研究的非常多。他從企業里獲得一些統計的數據，證明在很多企業勞動力成本過高，這個事實是存在的。
但是，造成勞動力成本過高有三個因素：一個因素是冗員，企業應該裁減的工人裁減不了，社保體系承接不住，只能由企業來維持。企業只能減少工作小時，五個人活讓八個人來干。冗員的工資在現代企業占的很大一部分。二是社保繳費率。光是「五險」法決標准就是45%，這還不算住房公積金。前幾天國務院剛做出決定，要求全國有些社保項目繳費率要降低，並且允許地方根據實際情況再進一步的降低。儘管如此，我們的社保繳費率在全世界都是偏高的。我這個話前幾年說過一次，也被一些人批評。我掌握的數據是，美國人的養老保險，是個人拿總額的百分之六點幾，企業拿工資總額的百分之六點幾，而中國養老金個人交百分之八，企業交百分之二十。前幾天國務院會議上提出，凡是企業以前繳費超過20%的，一律降到20%。黑龍江原來繳22%，三年前降到了20%。直到現在國務院仍在要求繳費超過20%的企業要降到20%，說明這種現象不只黑龍江一個地方。
依照中國的企業經營水平和中國職工的收入水平，我們要承擔的比美國養老保險高一倍的繳費率，絕對是不合理的。當然，這個不合理也不是誰拍腦袋拍出來的。我們是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來的，在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以前，所有職工和企業都沒有交社保。但是，如今這些人退休了卻要領社保。計劃經濟時代是由企業來管，跟社會沒關係，現在改成社會來發，這些錢從哪兒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們在制定社保體制的時候，就定了兩個原則，一個原則是社會保障分省統籌，中央不統籌。為什麼？中央財政沒錢，各省自求平衡。另一個原則是繳費率，現在幹活的人，不但自己要繳，還要替以前沒有繳過費的人多繳。在剛剛建設社會保障體系的時候，我們不得不這樣做，這個矛盾是非常尖銳的。勞動力成本高，社保繳費率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個原因在現在經濟下行的時候表現的格外突出。
繳費率是按照標準工資來計算的。現在經濟下行，很多企業勞動小時減少，連工資都少發了，但是社保繳費的標準工資並不降低，結果是工資下降，但繳費的比例不降。在經濟下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時候，企業成本里社保繳費占的比重還在擴大。我們的決策層已經意識到，這個負擔現在對企業和職工來講，負擔都是偏重的。
去年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一個任務，就是要研究社保體系全國統籌，降低社保繳費率。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居民收入，絕不是三天、五天可以實現的。
從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後一直到2015年，從需求方考慮，投資、外需加上消費，我們基本都是在這三個領域做文章。去年年底中央對經濟走勢做出的新判斷，使我們意識到，如果仍然在需求的三個領域做文章，經濟下行的趨勢可能會很難遏制。所以調過頭來考慮，把我們的工作方向重點調整到供給側。這是我們總結了2008年以來的經驗和教訓，從經濟走勢判斷中得出的一個結論。我對這個宏觀經濟工作方向的調整是非常贊成的。
供給側要做什麼事？簡單地說所謂「三去一降一補」。
「三去」是去產能、去槓桿、去庫存，再加上降成本、補短版。解釋補短版，我講一個很小的例子。很多中國人去日本買馬桶蓋，其實這些馬桶蓋都是中國生產的。為什麼中國人不願意買中國市場上的馬桶蓋，非要跑到日本去買？就是因為日本對在中國生產馬桶蓋質量檢驗極其嚴格，標準不達標的絕對不要，所以到日本買的馬桶蓋質量一定非常過關的。反過來，中國市場上的馬桶蓋，雖然也是中國生產的，但是各種指標不合格的比比皆是。所謂補短版，就是把中國市場有需求，但卻不得不進口的東西，要讓我們自己的產品更多替代進口。還有一個例子，我們的鋼材雖然也出口，但進口的更多。為什麼？因為出口的都是普通鋼，進口的鋼材我們卻生產不了。一方面產能過剩，一方面還需要優質鋼材，類似這樣的情況很多。所以補短版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關於去產能、去槓桿、去庫存。我先從簡單的說起。
去庫存領域很多，重點是兩個領域。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農產品。現在三、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量極大，一些二線城市，一些省會城市，房子也賣不出去。如何消化過剩的房地產庫存？我認為政府要投入資源。政府從房地產開發商那裡已經實現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錢已經拿到手了。如果房子能夠賣出去，政府可以收到很多的稅收，否則這些稅收就收不到。現在房子賣不出去，如果地方政府能從它所收的稅費裡面拿出一部分，用各種辦法使得房價有所下降（今天不能細講這個問題）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房價下降一定幅度就一定會擴大銷售，而擴大銷售政府就會收回一定的稅收。同時房子賣出去了，還會擴大很多領域的消費，比如裝修、購買電視機、電冰箱、窗簾、沙發等家居用品。消費市場擴大了，又進一步擴大了稅收。所以我認為，地方政府應該從總量來盤算，如何提供一部分政府資源來推動房地產市場。
最近上海市搞了兩項房地產政策，我們非常贊成。一個是上海搞了一個規劃，城區裡面9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必須占到一定的比例。凡是收入低於一定水平的家庭，如果想要買一個自住的房子，政府貼補30%購房款。但是，這個錢不是補助給買房者，也不是貸款，而是產權。房屋所有權狀上寫明，住戶擁有70%，政府擁有30%，五年之內不得銷售。五年之後如果你有能力購買更大的房子，想把這個房子賣掉是可以的，但是政府要收回其中的30%，如果房子已經溢價了，溢價部分政府也要30%。這相當於上海市政府拿出一部分國有資本，不是用在生產企業上，也沒有用在商業公司，而是用在了民生上。
據我們掌握的數據，到前年上海這樣的房子一共有8萬套，政府投入的錢大概有500多個億。這種辦法較好的解決了所謂上海家庭層的房子需求，帶動了房地產業和其他領域的消費。房地產去庫存是一個熱點，重要的是政府一定要提供一些資源，可以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推動去庫存。我認為上海這個方案就非常好。廣東省已經決定，由房產局出錢，成立一個國有企業公司，由它來行使上海市政府出錢的那個模式。我覺得不管是用公司的形式還是政府形式，它的本質是一樣的，就是政府要提供資源。
第二是農產品。我們的農產品現在出現一個格局，最典型的就是玉米。國家對玉米收購有補貼，價格比進口玉米高很多。所以去年農民生產的玉米全部賣給國家儲備，而國內玉米加工企業所用原料統統從國外進口。國庫收的這些玉米兩年以後就變成了陳化糧。這是一個非常損害社會財富的格局。再比如說棉花。中亞國家的棉花比我國新疆產的棉花便宜很多，但是我們不進口。因為如果進口中亞棉花，新疆的棉花種植業就會被摧毀。還有大豆種植等等都是這種狀況。
農產品去庫存，就要降低農產品的補貼。但是，降低農產品的補貼就會導致農民收入下降。農產品去庫存和三農的聯繫是非常緊密的。我們本來是要增加農民收入，讓農民的錢袋子鼓起來，如果減少價格補貼，農民錢包就要癟了。如何既不浪費國家財富，又能保持農民的收入增長，這是需要政治智慧的。
我覺得國家應該把農產品補貼砍掉一塊，然後轉移用到農民社會保障上來。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等於是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同時又減少了農產品過剩。這也不是一個很容易操作的事。
去槓桿問題。現在全國的槓桿率都比較高，包括國家資產負債表、企業資產負債表和居民資負債表。當前最集中的熱點就是債轉股。如果股變成投資，債務有降低，資產負債表馬上就可以得到改善。鋼鐵領域提出來解決問題的建議，是鋼鐵行業實行債轉股。理由是當年商業銀行債轉股，解決了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的問題。當時財政部和央行拿了一萬四千億，購買了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成立了四大資產公司處理這些壞帳，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由此得到改善，然後搞了股份制上市。所以鋼鐵行業說，既然商業銀行可以債轉股，鋼鐵行業也可以債轉股，要求把鋼鐵行業的負債變成股份。這個意見得到了相當多的企業的支持。目前決策層已經提出一個說法叫市場化的債轉股。
債轉股在國際金融市場都是商業活動中的某一種類，對什麼樣的企業、金融機構債轉股，其中的文章很多。原則上，只有那些有前途的企業，債轉股以後降低了融資成本，資產負債表改善，企業就會有一個高速發展，將來它的股價資產價值就會上升。對在這種企業，作為當時的債權人可以實行債轉股。如果對企業的未來沒有這樣一個判斷，一旦債轉股資產縮水，轉出去的股份價值可能比壞帳還要厲害。對於債權人來說面臨一個選擇，要是不轉企業債務過高就會破產，債務按照資產比例就被核銷了。
如果債轉股成功回收就沒有問題了，但也可能失敗，這個失敗比破產損失還要大。所以市場化的債轉股，取決於債權人對企業前景的判斷，這就非常複雜了。現在企業的呼聲很高，說銀行也應該承擔一點當時把錢借給企業的風險。總而言之，天上不會掉餡餅，如果已經出現了損失，不管是債權人還是債務人總得有人承擔。所以，現在去槓桿問題爭議最大的就是債轉股。我們的金融機構主要是四大銀行，債轉股的規模主要看幾個銀行的決定，所以這是一個很頭疼的事。按照法律，我國不允許商業銀行做投資行為，債轉股做成股權投資了，按照商業銀行法是違法的。所以搞這種債轉股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調整和解決。去槓桿的問題也不是短時期能夠完成的。
最大的問題還是去產能。現在產能過剩情況非常普遍，鋼鐵行業產能統計數據12.5億噸，去年生產7億噸，出口1億噸；煤炭統計產能57億噸，去年實際生產36億噸，有20億噸的產能過剩，這兩個行業產能利用率非常之低。國家已經制定了去產能指標，一個是鋼鐵行業去產能1億噸，力爭1.5億噸；煤炭行業去產能5億噸。對這兩個指標，有一個專家的評價我非常贊同，一是這個指標真的不高，57億噸煤炭的產能去年挖了30多億噸，只去5億噸並不多。如果去掉20多億噸，甚至是砍掉一半還差不多。二是即使這個不高的指標，實現起來也很困難。三是就算是實現了這個目標，產能過剩的趨勢也沒有多大的改觀。
事實上，產能過剩絕不只這兩個行業。電力產能利用率是60%多一點，煉油產業利用率也是這麼多，還有很多行業，都在三分之二左右。按照正常的市場經濟產業利用率，應該是在80%以上。目前是即使是煤炭產能過剩，還有若干個正在建的千萬噸級煤礦。當年的項目已經在幹了，現在又不能把它關掉，所以去產能任務是非常沉重的。
我在一些煤礦做調查，煤礦的領導說，如果要把煤礦關掉，目前的制度環境還承接不了我這個去產能。他說了幾個原因，一個是如果把礦井關掉，職工就得下崗領失業保險。他曾經找過省社保局，社保局長說那可不行，下崗職工找我領錢，但我這帳上沒有收過這麼多錢。後來他又去找金融辦，說這幾個礦井如果關掉，企業有些債務就還不上了，銀行的貸款就會造成壞帳。金融辦說這個事你可不能擅自作主，必須得商量商量，一下子出現這麼多的壞帳誰也承擔不了後果。因為是國有資產，資產的帳面價值有個資產負債表，有個槓桿率。如果真要關了幾個井，資產肯定會縮水。
國有企業資產縮水這個事行不行？這也是一個問題。所以想把去產能真正落實到位，光是從企業本身解決不了。我們的一些制度和一些政策要能夠支撐去產能。即使這個指標完成了，我們的產能利用率仍然不高，產能過剩的情況改善仍然不大。因此去產能是我們從供給側解決問題的最核心、最主要也是最難的一條。現在雖然看上去已經把去產能提上了日程，但是對去產能前景還有很多看不清楚的地方。如果在很多領域不加以配套來促進改革，只從產能過剩領域來解決是很難實現的。
最後一個就是降成本。我們降低企業成本，應該是個調整結構的問題。一方面要降成本，同時還有很多成本應該增加。比如，一個是折舊率。很多企業的折舊率很低，過去我們學蘇聯，資產折舊只考慮它的物理折舊，不考慮它的技術折舊。比如我家裡曾經有一台膠片相機，後來改用數位相機，現在又用手機了，膠片相機早就淘汰了。從性能上講，老的膠片相機還是好好的，但是它已經失去了使用價值，也失去了市場價值，類似的問題在企業裡面就更多了。只考慮物理折舊而不考慮技術折舊，我們的資產更新速度就會很慢。我們應該努力提高折舊率，加快資產更新速度，才能使我們企業發展的更好。
還有一個是研發成本。像華為這樣的企業，現在每年的研發支出占整個銷售收入的10%以上。國際跨國公司沒有一個是低於10%的，但是我國平均算才2%左右。沒有研發，談何發展？企業就只能在過去的生產水平上，守著過時的產品和過時技術在那裡循環。現在很多企業這兩方面的投入不足，同時我們在稅費成本、物流成本、勞動力成本、融資成本這四方面又是偏高的。中國還有一個怪現象，全世界各國貨幣如果寬鬆的話，利率都會下降，而中國貨幣已經夠寬鬆了，但是利率並沒有降到人們所想像的水平。
物流成本剛才已經介紹過。鐵路賺錢了應該降低票價，但是鐵路說不行，因為投資建設新的鐵路國家不給錢，所以還要收錢建設新的鐵路。我們的燃油本來有個公式，價格要隨行就市。但是現在國際上已經降到每桶40美金，我們卻不往下降了，所以物流成本就高。高速公路收費，原來叫貸款修路，收費還貸。按照這個原則，貸款還完了就不能再收費了，因為大家已經交了養路費。然而現在是還完貸還要接著收。這是整個交通運輸的體制問題。
在這幾個成本裡面，勞動力成本包括工資冗員和社保繳費，這三項勞動力成本裡頭真正突出的不是工資而是冗員和社保繳費。減稅費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我在國家稅務總局工作多年，現在有一點樂觀的心情了。原來計劃是「十二五」期間要完成營改增，但是兩次做出決定，兩次沒有兌現。一次是前年，全國兩會宣布要在三個領域實現營改增，其中包括鐵路、電信和建築業。鐵路在年底以前完成了，電信推遲了五個月，建築業卻沒有了。後來又決定「十二五」期間全面完成營改增，結果到了去年也沒有完成。
直到去年年底，我們仍說2016年要力爭完成，今年1月份國務院決定全面推開，3月份宣布5月1號必須啟動，不能推遲一天，而且已經宣布減稅五千個億。有三種口徑，一個口徑是今年的營改增加上其它減稅一起是五千億；一個口徑是營改增五千億；還有一個口徑是全年減稅五千億，5月1號以後占全年的三分之二，就是五千億乘以三分之二。但是這三種口徑並沒有明確說的是哪種口徑。全年五千億，頭四個月沒改就不能減，後八個月是三分之二了？還是說1月1號到12月31日減五千億？是營改增五千億上再加上別的，還是說營改增加別的一共五千億？反正這幾個口徑沒有說太清楚。但是有一條，按照減稅最少的算也得減稅三千億。應該說這是近幾年來最大的減稅措施。
第二個措施是社保繳費率。我們測算過，養老保險我們是28%，美國是13%左右，我們出了高一倍。如果把社保繳費率降低一半，達到跟美國差不多的水平，整個社保繳費可以減少一萬二到一萬三千億。前幾天國務院做的決定，測算是可以減一千個億。我認為要實現跟美國差不多的繳費水平，這一千個億是不夠的，應該要達到一萬兩千億到一萬三千億，而這樣的規模依靠現有的預算完不成。因此，建議動用國有資本。現在國有資本總共有一百多萬億，這一百多萬億裡頭有一部分要縮水，還有一部分是要增值的。還有一些國有資本還沒有完全市場化。如果按照一百多萬億來算，需要拿出十五萬億左右的規模來解決社保基金的缺口。如果這個改革越推遲，規模就越大。如果再推遲一段時間，可能就需要二十萬億了。
最近決策層提出，在現有預算的盤子內先消減一千億，而且要儘快地研究全國統籌和降低社保繳費率方案。降低到什麼水平還沒有定，我們測算的數是降低一半，這需要有關部門研究。如果真的把營改增的五千億減少到位，同時假設把社保繳費率也減少到位，我們的企業成本整體上降低將超過預算總收入的10%。
我認為如果這兩項改革到位的話，企業的活力會增加，經濟下行的趨勢和速度就會減緩，我們就可以有更好的能力來應對整個經濟下行的壓力。「三去一降一補」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內容，很多人已經做了很多解讀。
談到稅費問題，我再插一段話。如果營改增要減少五千億，如果社保繳費減少一萬二、三千億，中國的宏觀稅負究竟是高還是不高？因為各有各的口徑，口徑不同就沒法討論。我現在的態度，就是先不討論宏觀稅負高低，先去落實決策層已經做出的降低稅費的決策。把這兩項改革都做到位了，再來討論宏觀稅負高與不高問題就更容易了。希望大家有興趣可以來進一步共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