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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周天勇:將來可能出現打房豪分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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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認為,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就是農民。「政府把你的一畝耕地幾萬塊錢拿過來,拍賣時以幾十萬、幾百萬賣出去。一方面推高了地價和房價,剝奪了城市居民區購房的一部分收入,另外一方面,直接剝奪了我們的財產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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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中國財稅改革論壇2014新常態經濟與財稅改革方案實施高端論壇暨天和智庫(北京)經濟研究所專家委員會第二屆年會上,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在會議上發言。對於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宏觀稅負去猛增8個百分點的情況,周天勇表示「實在不應該」。

談及目前的土地制度,周天勇強調了他對土地財政依賴的擔憂。他甚至表示,按照目前土地財政的發展態勢,越來越多買不起房的人交房租給少數有房的人,直接後果就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他甚至調侃道,「如果這樣情況延續下去,將來可能會出現打房豪分住宅的情況。」

土地財政依賴嚴重房產致貧富差距拉大

周天勇認為,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就是農民。「政府把你的一畝耕地幾萬塊錢拿過來,拍賣時以幾十萬、幾百萬賣出去。一方面推高了地價和房價,剝奪了城市居民區購房的一部分收入,另外一方面,直接剝奪了我們的財產性收入。」

「我們城裡大概有6億多人,但是其中將近4億人是沒有自己的房子的。」周天勇說道,中國目前這種土地制度導致農民沒有創業的資本,沒有到城裡買房的能力。

他隨之分析,城裡最早在地價低時買房子的那批人隨著地價暴漲、房價暴漲的時候積累了很多財富,這導致了財富的不平等清晰度更高。

「我們可以有這樣的設想:比如說1億多人成為原住民,每人有好幾套房子,由於計劃生育、投資或者繼承,可能未來還要進來3億多農民,加之目前的3億多,總共有7億人。會不會最後我們的城市裡分成房豪、房主和佃戶兩個階級呢?7億人把他每個月掙的工資的30%、40%交給房東,這1億多人就可以靠著房子吃利,不勞而獲。是不是我們前60多年打土豪分田地,再過幾十年又要來一場打房豪、分住宅?」

經濟增速放緩宏觀稅負卻猛增8個點世界少有

周天勇特別強調,目前中國宏觀經濟處於下行區間,消費、投資增速放緩,外貿不景氣的情況下,上半年宏觀稅負率卻達到了44%,「從去年的36%猛增了8個百分點,這實在不應該。」

「銀行貸款利率上浮30%—40%,這樣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完全是跟目前的宏觀經濟刺激對著幹的。沒有一個現代國家會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還要提高宏觀稅負率,還要提高利率的這種情況。」

周天勇認為,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合理的宏觀調控政必定是降低稅費、降低利率、降低存款準備金。「我們國務院在想各種辦法苦苦掙扎的情況下,財政和貨幣部門、金融部門不僅一個點的存款準備金率都不降,竟然還能提高30%—40%,竟然宏觀稅負比去年提高8個點,你是想挽救經濟還是毀滅經濟?」

他分析數據稱,全國的公共財政部分增長了8.8%,但是地方政府增長了11點多,而且非稅收入增長了11.8%——上半年政府的公共財政部分、地方基金性部分這些稅外收費的總金額達到5187億。他將這個數字歸為,地方政府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還在增加稅和費,實際上是一個「收費罰款和增稅性的地方財政機制」。

清理中小企業收費是「不讓貓偷吃魚」難度太大

周天勇分析了中小企業稅負過重的層層原因。

首先,他從中國目前的稅種分析,「我們現在的地方財政沒有自己獨立的稅,大部分都是共享稅。而且越是最基層的政府,越沒有稅種。」這樣一來,中央財政在稅種上拿到最多,其次是省,以下是市,到縣級就沒有多少稅,最後到鄉就更沒有稅種。

在周天勇看來,下面四級政府需要承擔大量的社會事務,錢不夠花怎麼辦?賣地、收費、罰款、加重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借款搞一些融資平台等等就順理成章了。

然而,眾所周知,企業年年在清費,中小企業負擔過重的呼聲卻絲毫不減。

周天勇也對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表示悲觀。他認為,所有清理中小企業收費的機構都是去收中小企業的費用的人,這樣做的難度等同於「你跟貓說你不要偷吃魚」,可能性基本不大。「讓收費的人去清理自己收的費,而且他的機構運轉都靠這些費來運轉的話,相當於革他一次命。」他說。

另外,周天勇還對歷次減稅「雷聲大雨點小」進行了吐槽。他說,財政部門、稅務部門自從打中央說減稅、減輕中小企業負擔一來,每年財政收入都是高於GDP增長的。地方財政每年給地稅下達稅收增長任務,不管經濟下滑到什麼程度。一旦完不成稅收目標,就把所有的罰款部門找來開個會,看看有什麼辦法把財政收入目標完成。「最後就導致了瘋狂從社會上把錢集中上來的機制。」周天勇說。

先立法再改革到那時企業都死光了

周天勇表示自己不能認同「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說法。「我看了一下,我們現在將近500部法律,地方法規、部門條例和國務院法規可能有一萬多個,如果把這些不合理的條款清理出來、廢止的話,我估計沒有五年的時間都夠嗆。第二,如果立法在先才能改革的話,把這些法立起來的話,估計沒有15年都夠嗆。所以,如果以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話,那就不要改革了。」

周天勇認為,現在最重要的辦法,是把三中全會方案作為立法通過,最後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要按照這個來進行。「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話,有的時候你一想,你連改革都沒有改革,經驗教訓在哪都不知道,你想立法去改革?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系列的收費罰款要緊急停止,不是說要把法律清掉,再立個法以後才能把這些費清掉,我估計那時候企業都死光了。」

另外,周天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改革和調整提出了幾點建議:

首先,要堅決朝著三級政府的改革邁進。沒有那麼多稅種可以設計實現讓五級政府存在,而且五級政府的效率、層次及規模都消耗財政資源,一定要推進省直管縣,劃小省級區域。

其次,按照現在財稅體制改革方案,要把地方的事權設定獨立的稅種。「不能共享,大的稅讓中央拿走了,小稅留給地方好幾級政府,最後沒有辦法,只能去亂收費、賣地而且是瘋狂賣地,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矛盾。」

再次,要控制三公支出以及政府機構編制人員的增長。「我們發個文件就可以建一個機構,黨委班子會上一討論就可以建個機構,建個機構就要配幹部發工資,沒有錢最後就去收費。發改委、物價局等機構里這樣的事情做得太多了。」

「三中全會說到稅收法定,我想應該收入法定,政府的所有收入都要法定,不能任何一個部門立一個部門法律或者部門條例就可以收費。」周天勇說。

(來源: V俱樂部V視角作者:周天勇,1958年生,經濟學博士,教授。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 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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