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史研究中，學者常常把上層政治人物劃分為不同的陣營，或者說是派系。大致而言，林彪為首的軍方高層為一個陣營，有的稱為林彪集團；江青為首的新崛起勢力為一個陣營，後來被稱為「四人幫」；還有一個所謂老幹部陣營，前期周恩來為首，後期鄧小平為首。超然這些派系之外的則是毛澤東。按照晚年紀登奎的談論，毛澤東是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進行運作，他根據需要來調動、利用這些力量，有時候倚重這個陣營，有時候利用那個陣營。至於紀登奎，則是作為一種特殊力量被毛澤東使用。紀登奎的這種位置角色，越到「文革」後期，似乎越加清晰，特別突出地表現在紀登奎在「四人幫」與鄧小平之間的關係處理上。這似乎正是紀登奎官場生涯的尷尬與風險所在。
（一）
紀登奎曾談到，晚年毛澤東基本上以對「文革」的態度來劃分親疏，而支持或者反對文革，則關鍵看是否信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在毛澤東看來，江青、張春橋等人更能代表他的思想路線，但是，又認為他們並不可靠，知道他們難以成事。毛澤東後來選擇了華國鋒，是因為華國鋒在政治上擁護文革的政治路線，同時又容易實現在權力體系中平衡。華國鋒並不極端，容易被各方面所接收。以毛澤東之「英明」，他在前期的重大運作中都達到了目的，基本上想打倒誰就能打倒誰，想扶持誰就能扶持誰，可以說是取得了政治鬥爭的一個又一個勝利，甚至說是「從勝利走向勝利」。但是，從最後結局看，毛澤東失敗了。雖然華國鋒被委以繼承大統之重任，但是終於難孚其望，未能屹立不倒。毛澤東藉以發動「文革」的政治路線，也被徹底否定。
紀登奎晚年，說到毛澤東的政治結局，是很為惋惜的。他特別強調，他一向認為毛澤東設計的路線是正確的。雖然曾經心裡有些不解或質疑，但是馬上就否定了自己，因為「主席那麼偉大，自己再怎麼說也不可能比主席正確」，或者說「主席那麼偉大，都犯了錯誤，我不可能不跟著犯錯誤」。他正是從這個角度，總結自己在毛澤東面前是「奴隸主義」。當然，對於紀登奎的這個解釋，有些人是質疑的。
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紀登奎進入中共高層。「九大」在文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九大」的召開，宣告劉少奇徹底垮台，也標誌「文革」第一階段結束。有研究者認為，「九大」之後，毛澤東發動文革基本目標已經達到，甚至認為，若論毛澤東本意，「九大」後可以說「文革」基本結束。但是，事情發展有其內在邏輯。「九大」之後，高層政治鬥爭進入了新的複雜階段，對於毛澤東來說已是欲罷不能。「九大」之後，高層派系鬥爭更激烈了，主要是林彪派系力量大增，而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派系也成為氣候。總體上，所有派系都為毛澤東所駕馭。就紀登奎本人來說，不是林彪派系，也不是「四人幫」派系，也不屬於失意的老幹部一系。那麼，從「文革」中政治陣營的視角看，紀登奎究竟屬於哪個陣營？這在研究者中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一種說法，認為紀登奎實際上是屬於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加上他，「四人幫」就變成了「五人幫」。但是，很多人不這樣認為。如果非要說紀登奎屬於哪一派系，則似乎可以說是毛澤東一系。在開國上將、文革後曾經擔任國防部長的張愛萍看來，「九大」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實際上是黨內宗派集團的組合，其中林彪派系和「四人幫」派系占了政治局成員的半數多，紀登奎則是單獨被毛澤東作為「解放幹部」放在政治局的。
張愛萍認為紀登奎不屬於某個「黨內宗派集團」即某一派系，並表示他對於紀登奎沒有好感。中共「九大」被毛澤東稱為是一次「勝利的大會，團結的大會」。但在張愛萍看來，恰恰相反。「九大」召開的時候，張愛萍正被關押，他在監獄裡對中央最高決策層的構成做了分析：「九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名單上，有這樣兩組人馬赫然醒目，一組是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另一組是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黃永勝、邱會作。每組6人，共12人。不算毛澤東的24人中，他們占據了政治局一半的席位。剩下的12人的構成是，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文革」中支持造反組織的領導幹部典型紀登奎；三支兩軍的代表李德生；三個黨內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劉伯承雙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歷次黨代會都是政治局委員的；有的幾乎沒有文化，連參考消息都要秘書謄寫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真正有治國治軍才幹的，歷史上做出過傑出貢獻的，在黨內軍內享有威望的，同時身體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兩個人：周恩來和葉劍英」。張愛萍晚年對兒子張勝說：「我終於恍然大悟了。」「這是個宗派集團。非常典型的黨內宗派集團。宗派借著政治運動還魂了。」（張勝著《從戰爭中走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張愛萍對當時高層領導集團的洞察和評點令人驚嘆，如果沒有高層政治經驗的人，難以做出如此清晰敏銳的概括。在國內學者的研究中，派系分析方法是少見的，主要是所謂路線鬥爭範式，或者是統一沿用主流意識形態的分析範式；在海外中國政治研究中，派系分析是重要範式，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鄒讜的研究。近些年來，更多學者在用這種框架分析中共高層政治，如傅士卓（Joeseph Fewsmish）等人的研究。可以說，張愛萍的這個分析，從高層政治的親歷者角度證明了派系分析的現實基礎。
張愛萍用宗派視角看待「九大」，給我們的思考重要啟發。歷史地看，這些權力陣營，或者稱為宗派，或者稱為派系，在中共歷史上是一種貫穿始終的存在。並不是說有了「文革」才有派系或者宗派。無非是在「文革」中間，權力鬥爭特別激烈，派系表現更加突出而已。實際上，這種派系或者陣營的存在，不論在「文革」前，還是在「文革」後，其實都是異曲同工。在不同時期，形式或隱或顯，實質則一脈相承。派系不僅存在於中央層面，也存在於地方層面。高層權力派系和基層權力派系，雖然鬥爭的具體形式有所不同，但基本邏輯並無二致。因為派系形成於政治體制。體制存在，派系就必然存在，派系紛爭就無可避免。高層權力派系間的鬥爭，有時候圍繞政治主張不同展開，即所謂政見不同，可以稱為政爭；有時候雖然政見相同，但是鬥爭依然激烈，這種鬥爭不涉及政治見解分歧，主要是圍繞權力本身展開，則可以稱為權爭。在某些情況下，政見不同的雙方，會因為特定需要站在一起，聯手對付共同的敵人。政爭與權爭常常發生奇異的組合，有時權爭服從於政爭，有時，政爭服從於權爭。在中外政治史上，甚至在晚近以來黨史上，這種情況都發生過。
（二）
在「文革」期間的中共高層諸多派系中，紀登奎是閱歷相當豐富的高層人士，因為他受到毛澤東重用，在黨政軍系統都有重要職務，既與林彪系統有直接交往，也與「四人幫」有更多共事，後期還與鄧小平共事。但從派系色彩來說，紀登奎本人似乎並不清晰。
紀登奎曾經深度介入林彪案件的查處。1969年6月紀登奎從河南調入中央，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爆發，中間有兩年多時間。在這兩年，與林彪系統交往比較多。紀登奎在進入中央初期，主要精力是處理省里的派性問題和武鬥事件，調停「文革」中的地方內部矛盾。在這個過程中，紀登奎與「支左」的軍方打交道比較多。紀登奎深度介入軍方事務，是在進京一年之後。1970年12月，根據毛澤東的授意，紀登奎與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中組部業務組長郭玉峰起草了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命令。隨後，毛澤東委任紀登奎為北京軍區政委，接著,毛澤東又讓紀登奎出任中央軍委領導成員。紀登奎經常說到他擔任軍職的一些事情。
紀登奎說，毛澤東在搞了八大軍區司令對調以後，一天半夜，突然把他叫去，就在毛澤東住處的游泳池，問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以後，下面有什麼反應，也問紀登奎自己有什麼看法。紀登奎說，下面沒有什麼意見，都說這樣很好，他自己也認為這樣很好。毛澤東說：「不會這樣簡單，調動以後，有三種可能：一種是服從調動；一種是不服從調動；一種是帶三千辮子軍進京割了我的頭。」在這裡，毛澤東用了1924年張勳率軍進京復辟的事情，來比喻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後可能發生的嚴重後果。紀登奎說，雖然此前受毛澤東指派參加一些軍方工作，但是，他從來未想到這些司令員會抗命不從，甚至會因為調動出現軍隊動亂。我問紀登奎：「毛澤東為什麼說這些將軍可能進京割他的頭？難道僅僅是從這個軍區司令調到另一個軍區當司令，就會造反？文革中有些將軍不是撤了職，甚至關進了監獄，也沒有見到誰在造反啊？」紀登奎根本不理睬我提出的問題，反過來問我：「你說呢？」然後很專注地看著我，就像小學老師故意問小孩子一個問題。我無從回答，說：「我哪裡知道」。於是，他不再搭理我的問題，又開始說別的事情。
紀登奎還說到：「林彪事件以後，我主持林彪專案組的工作，一段時間裡，幾乎全部精力是處理這個案件的事情」。他說，他是林彪專案組副組長，周恩來才是專案組長，但是，因為周恩來事情太多，林彪專案主要是由他抓工作，並隨時向周恩來匯報。通常，向毛澤東匯報林彪事件的查處情況，是紀登奎和周恩來一起去，但具體匯報是紀登奎。他還說到，林彪案件牽扯到很多人，被處理審查的人員，不僅在中央，也在地方，不僅在軍隊，而且在地方上，不僅有級別相當高的幹部，也有一些普通人。有些人，甚至莫名其妙被關押了十多年。從他的交談中，隱隱可以感到，他主持這個案件的審查處理，得罪了不少人。
從我的有限了解看，紀登奎在文革後期，基本上是遊走於「四人幫」與「鄧小平之間，或者說，他試圖兩邊都不開罪。一方面，他雖然與「四人幫」過從比較密切，但是，並非屬於「四人幫」的圈內人；另一方面，在鄧小平二度復出時，他雖然配合鄧小平做了一些整頓工作，但是，在有關重大問題上，他並沒有與鄧小平建立起信任。「文革」後期，有一句很響亮的政治口號，叫「走資派還在走，投降派確實有」，並以此來論證毛澤東的「文革」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根據紀登奎的說法，「四人幫」拋出這句話，是確有所指的。這裡所謂「走資派」，主要指重新上台主持工作的鄧小平，「投降派」則是指他，因為那段時間裡他協助了鄧小平，當然也有說法是「投降派」主要指周恩來，因為周恩來支持鄧小平。當然這並不矛盾，因為「投降派」可以不是一個人。
（三）
據說，在清查「四人幫」初期，紀登奎也曾經被作為「四人幫」派繫懷疑過，但是，隨著清查推進，紀登奎與「四人幫」關係的輪廓逐步清晰，他就被從四人幫的牽連中剝離了。有力地廓清紀登奎與「四人幫」關係的，是清查「四人幫」過程中的一系列事情。根據河南省委黨史辦資料，其中關鍵是兩件事情。
一件事是紀登奎在家裡談論當時的高層政局，被次子紀虎民（毛毛）說了出去。1976年春夏，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澤東基本不能視事，高層政局動盪詭秘，紀登奎無法工作，在家養病。7月初，紀登奎的二兒子幾次到軍委總參第一招待所看望一位來京治病的河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這位副部長問：紀副總理現在怎樣？毛毛說：「我爸爸從批林批孔時就看出了江青等人有問題，就挨了一次整。華總理當前工作不好開展，中央內部老派和新派鬥得可激烈啦。毛主席去世後，鄧小平還有可能重新上台，他對造反派是很不感興趣的，特別是對那些不搞生產的頭頭更惱火。我爸爸認為不管將來誰上台，都要鎮壓、都要穩定局勢」。這位副部長回河南後，將在北京聽到的情況告訴了別人。結果新華社河南分社的一個負責人給姚文元寫信，告紀登奎的狀。姚文元看了這封信，精神極為緊張，他擔心毛澤東去世後，他有「垮台的危險」，終日心驚肉跳。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在審訊中交代說：「這封信對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看了以後百感交集」，「像一塊大石頭一樣壓在我的心裡」。「覺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險，生命也不行了。」在清查「四人幫」問題時，這封寫給姚文元的信，對於廓清紀登奎與四人幫的關係起了很大作用。
還有一件事，也是紀登奎在家裡談論時局，清查「四人幫」中被披露出來。1976年7月22日晚，紀登奎在家中接待了洛陽地委副秘書長任茂松（紀登奎任洛陽地委書記時的秘書）。紀詢問了河南洛陽一些熟人的近況，拉了一會兒家常話。任茂松問中央內部情況。紀登奎說：「主席病很重，現在已經不能說話了。張（春橋）控制一切，他不聽華國鋒的。葉帥、先念沒有工作，在家休息，肚裡有氣，也不吭聲。華國鋒很作難。鄧（小平）這次上台，還是他那一套，毛主席批評他還是黑貓白貓，不抓階級鬥爭，把他搞下台。但中央保鄧勢力很大，批鄧搞不下去，鬥爭很複雜。北京氣氛很緊張。老幹部並不服氣，他們也沒有閒著。哪有那麼老實的，都在準備，現在時刻有掉腦袋的危險。將來看主席逝世以後怎麼發展吧，還有一場鬥爭」。從這些談話資料中可以發現，在毛澤東去世前後，高層政局詭秘多變的時刻，紀登奎其實有一種看客心理，既非「四人幫」派系成員，也不支持「四人幫」的做法，但是，他與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系也有相當距離，不歸屬於老幹部一系。
其他一些資料，也顯示出紀登奎與「四人幫」的關係若即若離，或者說，在鄧小平復出推行「全面整頓」期間，紀登奎基本上支持了鄧小平的整頓工作。當時的副總理谷牧，晚年曾在回憶錄中談到紀登奎與江青的矛盾。1976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谷牧匯報工業交通系統「批鄧」和生產情況。他的匯報首先受到張春橋的嚴厲指責。谷牧寫道：「因為這個匯報稿是經過紀登奎同志批准的，紀登奎在會上為這個匯報稿做了辯解。江青氣沖沖地指著紀登奎說：你看過《畫皮》嗎!你就是在給他們畫那張皮！」（《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第251頁）。毛澤東去世之後，在討論毛遠新去留和江青具體工作安排上,紀登奎支持了華國鋒。」但是，在對於「四人幫」採取強制措施問題上，紀登奎表現得又不夠明確堅決。根據吳德回憶，1976年10月初，華國鋒在一次與紀登奎、吳德的談話中，曾經說到過要採取措施解決四人幫的問題，紀登奎當時的表示是：恐怕這幾個人也要區別對待。可能是華國鋒由此認為紀登奎對於處理「四人幫」態度不明確，甚至要為某個「四人幫」成員開脫，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對紀登奎心存芥蒂。總體來看，在「文革」後期，紀登奎與「四人幫」的關係還是比較緊密的。其中主要原因，是因為「四人幫」更受到毛澤東的信任。紀登奎在高層行事更多地以毛澤東意志為依歸。
從紀登奎言談話語間可以聽出，他雖然與「四人幫」關係近些，並不意味著他認同「四人幫」的思路和能力，相反，在經濟工作和思想路線方面，紀登奎更認同鄧小平代表的務實主張。紀登奎進入中央領導層的時候，鄧小平已經在文革中下台，所以他們沒有什麼共事。後來鄧小平復出工作，很快又被打倒，所以，紀登奎與鄧小平交往時間不長，似乎也談不上什麼交情或者友誼。在日常閒談中，紀登奎談到鄧小平並不多，尤其是很少說評價性的話語。他曾經不止一次提到鄧小平的，主要是兩件事。
鄧小平第一次復出，紀登奎是內部程序的經辦人。紀登奎說，1973年鄧小平出來工作，是他根據毛澤東授意寫的請示報告。這件事後來在別的文獻里也有記載。1972年8月3日，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承認錯誤，並希望能出來工作。14日，毛澤東閱後批轉周恩來，毛澤東說：「鄧小平同志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12月18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提議，寫信給紀登奎、汪東興，讓他們考慮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的問題，還約他們面談這件事。之後，紀登奎、汪東興根據談話精神，寫了一封建議信，提出鄧小平仍任副總理。周恩來看了之後，又取得毛澤東的同意，終於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在周恩來身邊的四十年》，童小鵬著，華文出版社，第690頁）。鄧小平復出不久，即開始全面「整頓」工作。其中，率先打開局面的鐵道部長萬里在徐州整肅「造反派」，實現了鐵路暢通。此後不久，紀登奎根據鄧小平安排去解決浙江問題，在那裡整肅了省里的造反派，扶持譚啟龍等老幹部擔任新的省領導。紀登奎在浙江的整頓工作效果顯著，受到鄧小平肯定。他採取的整頓辦法，特別是嚴厲懲處造反派頭子的辦法，類似萬里在徐州的辦法。紀登奎說，因為整肅造反派領導人無法從正面下手，就從其他問題上的找突破口，如出身問題、男女關係問題和經濟問題等等，通過這些問題把造反派負責人制服，為恢復生產秩序創造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紀登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鄧小平的整頓工作。鄧小平報請毛澤東同意，把當時已經被毛澤東認為不適宜接班的王洪文，安排到紀登奎負責的浙江工作組，參加處理浙江造反派的工作。實際上，當時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已經失勢，在浙江工作組中成為政治局委員紀登奎的屬下。
但是，紀登奎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上並沒有配合鄧小平。在晚年閒談中，紀登奎多次提及這件事。鄧小平復出以後，作為排名第一的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紀登奎作為副總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協助鄧小平工作，但是情況不那麼簡單。因為，毛澤東還在，周恩來還在，「四人幫」還在，從多個方面講，鄧小平地位不穩，權威有限。嚴格地說，紀登奎並不完全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工作。紀登奎說，在鄧小平復出後，毛澤東讓鄧小平搞一個關於文化革命的文件，主要是對「文革」做出評價。紀登奎認為，這是毛澤東對鄧小平不放心，擔心鄧小平以後會翻「文革」的案，所以讓鄧小平做一個結論性的東西。鄧小平顯然不情願做，但是又不能不做，就拖了一段時間。但是終於不能一拖再拖了，於是鄧小平讓紀登奎來搞這個文件，解釋說，他在「文革」初期就不再工作了，對於文革的全過程缺乏了解，紀登奎來搞比較合適。紀登奎並沒有當場拒絕，但是也沒有直接答應下來。紀登奎的辦法也是拖著不肯做，後來鄧小平又催他。這時，紀登奎對鄧小平說：「這是主席讓你主持寫的東西，由我來搞不合適，如果主席知道了，對我們兩個人都會有看法」。紀登奎談到，這件事可以說關係重大，鄧小平對他很不高興。毛澤東顯然察覺到鄧小平對於「文革」的否定態度，曾安排了幾次政治局會議，批評指責鄧小平。後來，毛澤東曾表示，雖然鄧小平承諾「永不翻案」，但是「靠不住」。
1976年春天，鄧小平第二次被毛澤東撤銷職務。當時，華國鋒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紀登奎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的時候，批鄧和處理萬里等人的一些工作是紀登奎直接主持的。包括國務院召開的一些批鄧小平的會議，也是紀登奎主持，對於萬里等人的處分，是紀登奎具體經辦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這些事情成為萬里等人指責紀登奎的重要因素。1983年9月，紀登奎在一份材料中寫到：「鐵路問題，是鄭州，萬里、建勛和我三人共同議定的處理意見，本來是正確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毛主席批評『鄭（州）、蘭（州）兩局處理錯了。破壞了生產關係，從而破壞了生產力。』我錯誤地照毛主席的指示，批評了萬里同志。此事，我已多次做了檢討，我已向中央檢討三次了。向萬里同志道歉。我應負主要責任。」
紀登奎退出高層，來九號院做研究員之後，單位里的一些老幹部曾有議論，說紀登奎的工作安排不怎麼樣，是因為他與鄧小平關係不好，特別是當初鄧小平第三次出來的時候，紀登奎沒有說好話。但是，我在與紀登奎閒聊的時候，曾經試圖求證，斗膽問道：「鄧小平這次復出之前，您還在位，並且與華國鋒關係很好，當時您贊成他出來嗎？」。他只說：「我怎麼能不贊成」。再無多話，就轉到別的話題了。關於紀登奎與鄧小平的關係，顯然不會這樣簡單，但是紀登奎從來不具體說。
1987年「五一」晚上，紀登奎和我一起看電視。他從電視節目又說起了毛澤東和「文革」中的事情，他越說越興奮，說到：「毛主席既起用林彪，也起用「四人幫」，還起用另外的人，目的和用意很清楚，就是那句老話，借「鍾馗打鬼」，幹掉那些他認為有威脅的人。」紀登奎說這句話的時候，可謂擲地有聲，至今我連他當時的神態和手勢都記憶猶新。他接下來說，政治人物的言論，是要根據情況轉換來對待和分析的，因為這些話是在特定情況下，根據特定需要來說的，毛澤東如此，其他政治人物也如此。1980年代中期，正是意識形態領域和實際工作領域「左」「右」衝突比較激烈的時候。在紀登奎看來，左派打右派也好，右派打左派也好，左右兩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依據，但是，從更高的角度看，高層領導人也是在利用左右兩派，有時候用左派，有時候用右派，從而實現自己的意圖。歷史地看，政治問題當然有是非曲直，但具體來說，政治人物的很多言行則無所謂真誠或正直。紀登奎反覆說到，他在毛澤東領導下工作的那些年，越到後來，越不能辨別和判斷毛澤東的話語，不僅毛澤東對他說的話難以琢磨，而且毛澤東對他的態度也難以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