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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兄長:中國未支持朝鮮世襲

金正男認為:「中國的原則是不干涉他國內政。與其說中方承認世襲,毋寧說它支持了北朝鮮自己所選擇的、穩定的權力繼承構圖,才是正確的。」從身世、閱歷及多年來海外媒體披露的信息來判斷,正男之不同意三代世襲,確乎不僅僅是自己被「廢儲」後的激憤姿態,而是其父早年的教誨及自身的開明思想使然。本文摘自2012年2月9日《陽光時務周刊》,作者劉檸,原題為《叫父兄太沉重——<陽光時務>獨家解讀<父親金正日與我>》。

金正恩上台後,中朝關係急轉直下,面臨巨大的考驗(圖源:VCG)

駐東京的各國外交官和情治人員,正在熱讀一本書:《父親金正日與我:金正男獨家告白》。原日本駐俄羅斯外交官、外務省情報局分析官,後因一場被認為是「國策調查」的官司而被迫「轉型」為暢銷書作家的佐藤優驚呼:好厲害的一本書出爐了!

這本於1月19日緊急出版的書,首印3萬冊,很快售罄;10天之內加印到第4刷,發行15萬冊,勢頭超過兩年前村上春樹的《1Q84》,成為年內第一大暢銷書已基本無懸念。據作者透露,該書韓文版不日即將推出,英文版正在緊鑼密鼓地翻譯,大陸以外的中文版事宜似亦在交涉。

如此之猛的出版「異象」,宏觀而言,折射了國際社會對朝鮮半島事務的無奈與焦慮;微觀而言,從讀者的構成來看,女性讀者佔了三成,而過去關於朝鮮問題的書籍,絕大部分為男性讀者。巾幗的登場,被認為是因為該書充滿了類似韓劇中家庭騷動的要素。同時,對日本文化情有獨鍾、曾多次持偽造護照偷渡日本的「寂寞王子」金正男身上的「人間味」,不僅成功顛覆了此前被媒體妖魔化了的形象,而且在眾多女性讀者的心目中,開始形成了某種類似裴勇俊似的偶像光環。連他過去喜歡光顧的東京的飯店、酒吧也跟著沾光,想不火都難。

還有一點須特別指出的是,尤其是對諸如外交官、情治人員等「專業人士」來說,該書的及時性和時效性顯而易見——金正男與作者最後一次通信是在2012年1月3日,這無疑是解讀朝鮮國內形勢和高層心態的「現在進行時」文本,彌足珍貴。

在澳門、北京的三次訪談(累計超過7小時)和逾150封以上的電子郵件通信構成了書的主體。日本主流大報政治記者、資深朝鮮問題專家的客觀描述和背景解讀穿插其間,既有坐過山車般的驚心動魄,又不失知識性的連貫,讀來張弛有度,饒有趣味。

「您好!我是金正男」

2004年9月25日,時任《東京新聞》駐北京特派員的本書作者五味洋治(Yoji Gomi)在首都國際機場,等待來京出席關於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的日朝交涉的朝方首席談判代表宋日昊抵達,卻不期然邂逅了乘同一航班抵京的金正男。包括五味在內的來自《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共同社等日本六大媒體的記者立即追趕上去,對正走出機場到達大廳、去停車場準備搭乘計程車的金正男用韓語進行了隨機採訪。

金儀表整飭,態度謙和,面對記者的採訪,不緊不慢,從容應對。因主要任務是採訪宋日昊,六位記者未繼續追蹤,在金正男鑽進計程車之前,分別遞上了個人的名片(其中一位某通信社的記者覺得自己不諳韓文,即使來了郵件也看不懂,故未遞名片)。

不料,兩個多月後的12月3日,當初遞過名片的幾位記者同時收到一封發自韓國版Yahoo信箱的、署名「金正男」的措辭謙恭的電子郵件:您好!我是金正男。9月25日,在北京首都機場相會,很高興。歲暮年初臨近,祝您健康與幸福。

12月3日金正男拜

對此,幾位記者將信將疑,但不願失去這唯一的線索,便在回信中表達了自己對共和國(朝鮮)問題素有興趣,也曾訪問過金剛山和平壤,望對方提供一個交流機會的願望,並附上了自己在北京的聯繫方式(手機)。

以此為契機,開始了與金正男的通信。金最初的幾封郵件,均是致六位日本記者的。但隨著交流的深入,逐漸變成了與五味的單獨通信。因為在交流過程中,他發現五味對朝鮮的理解最深,不帶偏見,且對他的報導最準確、到位(五味在徵求對方同意之後,在自己供職的報紙《東京新聞》上以報導的形式陸續披露一些信息,而有關報導則由居住在日本國內的朝總聯方面的人士譯成韓文後提供給了金)。五味也極其慎重,從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操守和良心出發,力求客觀、公正報導,拒絕了韓國國家情報院等第三方機構的介入(請求「協助調查」)。

從通信,到通信中斷(長達6年之久),到恢復通信,直到在澳門、北京的面對面接觸、採訪,乃至在北京某個象徵中國發展成就的頂級高層酒店的頂層酒吧深夜喝酒,不僅初期對金正男身份的懷疑完全冰釋,且作者得以最大限度地深入對方的內心世界,在探求這位長期羈旅海外的流浪王子身世、經歷的眾多謎團的同時,力求窺視朝鮮這個對外部世界來說密如鐵幕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力運作機制、政治遊戲規則及民眾的生活實態。畢竟,朝鮮之成為「普通國家」,有必要讓國際社會看到其真實面目,而澄清圍繞第一家族——金正日家族(Royal Family)的種種傳說,則是建立朝鮮「鏡像」的第一步。對這種努力,如何評價都不過分。

「我背叛了父親大人」

金正日總書記膝下有三位公子:長子金正男、次子金正哲及三子金正恩。正男是金正日與第二位夫人成惠琳所生,正哲和正恩則是金正日與第四位夫人高英姬所生。「金總書記歿後,三個兒子的前途明暗已見分曉:正恩氏作為接班人,包攬父親的葬禮事務,升任軍的最高司令官。北韓的《勞動新聞》讚揚說:「正恩同志,就是正日同志。」」

可另一方面,無論是長子正男氏,還是次子正哲氏,從國家治喪委員會的組成名單中均無從發現其名,已完全被當成了「枝葉」。正男氏好歹得以暫時回國,且很可能見到了父親的遺體,卻似乎未被允許在平壤長時間逗留。至於正哲氏,被認為遲早得去國外生活。(p8)

正男對其父的感情很複雜,混雜了尊敬、失望、恐懼等各種情愫。幼時的正男,頗受父親溺愛:作為去醫院接受蛀牙治療的獎勵,被贈送一輛進口高級轎車;被帶到父親的辦公室,坐在其座位上,聽他說「那兒就是你的席位」,等等,總之是作為寶貝公子被撫育成人;赴瑞士留學時,父親竟傷別而泣;羈旅海外的日子,每逢生日,父親會親自打來國際電話慶生……「但是,我去留學以後,異母兄弟正哲、正恩及妹妹出生,父親大人的愛好像開始向弟妹們傾斜。」「我完全成長為資本主義青年,回到北韓時,父親似乎對我有所警惕」,「大概是我背叛了父親大人的期待吧」。(p170)

作為長子,留學時代的正男,在海外度過了自由的時光。但其回國後的「叛逆」,則引起了父親的警覺,從而縮短了正男的弟妹們海外留學的時間,也嚴格限制了他們與當地友人的交往等行動。正男回國後,很苦悶,「每晚泡在高級飯店的酒吧里喝酒,造成了一些麻煩,也曾遭到父親的嚴厲呵斥。」回首當初,他說:「現在,我反省了,確實做了理應受到呵斥的事情。」(p19)

但縱然如此,他仍認為,「父親的愛仍在持續。孩子與父親的關係,原本就是時壞時好,只是人生的境遇不同而已。父親是領導人,而我則在外部自由行動。父愛並未改變。」(p18)「父親嚴厲歸嚴厲,但用情甚深,是深度思考北韓未來的人。可縱然如此,有時也未必能很好地轉圜。這對他本人來說,是非常遺憾的」;其責任「在於周圍的環境和輔佐父親大人的那些人實力不足。因為其周圍淨是些只會阿諛奉承之輩,使父親大人的形象受到了傷害」,其庇護父親的姿態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08年,金正日因中風而病倒,正男親赴法國,帶腦外科方面的專家醫生趕赴平壤為其父治療。彼時,正男已然漂流海外多年,但仍不失作為「為人子者」的極為普通而柔軟的一面。

向中國學習,從朝鮮出走

不僅如此,五味認為:「基於自身的海外留學經驗,從少年時代起,便目睹西方諸國發展的金正男,是北韓少數的開明派」,「在其父絕對權力籠罩下的北韓,(金正男)是對國家應有的姿態提出疑問、就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向父親一路諫言的唯一人物」。(p10)

多年以來,金正男對朝鮮政治的大膽諫言,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關於接班人制度問題,二是關於改革開放問題。前者,他認為「父親原本就是完全不考慮接班人的類型,況且他自己也說過不讓第三代世襲的話。這話我記得曾親耳聆聽過,正哲、正恩應該也聽過,說是要搞三代世襲的話,就會毀掉自己父親(金日成主席)的業績」。(p123)

「在中國,連毛澤東(主席)都未曾涉足世襲。也可以說正因此,國家才發展起來的吧。相反,現在倒有種擔心:世襲將導致北韓國力的衰落。」(p108)

「三代世襲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理念。之所以做此選擇,我覺得是因為存在北韓特殊的內部要素。因為有此要素,為了實現內部的安全和順利繼承,大約只有實行三代世襲之一途。北韓內部的安全比什麼都重要。如果是基於這種理由,北韓實行三代世襲的話,如此選擇亦可謂是北韓的角色使然。」(p108)就是說,雖然從理念和出發點上,金正男反對三代世襲,但同時也承認其父最終「不得不」推動該措施的現實合理性。

至於說中方的態度,正男則認為:「中國的原則是不干涉他國內政。與其說中方承認世襲,毋寧說它支持了北韓自己所選擇的、穩定的權力繼承構圖,才是正確的。」(p109)從身世、閱歷及多年來海外媒體披露的信息來判斷,正男之不同意三代世襲,確乎不僅僅是自己被「廢儲」後的激憤姿態,而是其父早年的教誨及自身的開明思想使然。

關於經濟政策問題,金正男對北韓的自我封閉的做法抱有強烈質疑。由於青年時代長期在海外學習生活的經歷,他對自由經濟有深深的嚮往和執著的信念。他認為,「北韓若想生存下去的話,只能靠一邊維持社會主義體制,同時推進經濟上改革開放的中國式做法。」(p20)他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態說:「為改善民眾生活計,關注改革開放正當其時。」1996年前後,隨著出入中國日益頻繁,他痛感朝鮮改革開放的必要性。

與此同時,自由經濟思潮在精英層中也有所抬頭,在少壯派中不乏支持者。金正男抓住機遇,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大膽試水,在平壤市中心成立了「光明星總會社」,嘗試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改革。可殊不知,「改革開放」是父親最忌諱的詞彙,每每就此諫言時,必惹老人家震怒,遑論付諸行動。在金正日看來,中國的改革開放,簡直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義」。

結果,金正男的改革嘗試被定性為「資本主義擴大事件」,受到整肅,身邊人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限制行動,正男本人則被迫離開經濟部門,被任命為國家安全保衛部(朝鮮的秘密警察組織)副部長,其用意再明顯不過。該事件使正男進一步意識到父親思想的封閉性和朝鮮意識形態的執迷不悟,開始對國內環境感到失望,決心移居海外。

對於朝鮮今後實行改革開放的可能性的問題,正男持悲觀看法,「我覺得已然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不改革,經濟的破產就在眼前;改革的話,又會招致體制崩潰的危機。而進退維谷間,時間就過去了。我聽說,2006年,以張成澤氏為中心,曾認真檢討過導入中國式改革開放路線的事宜。」(p121)言外之意,朝鮮改革開放已成「過去時」。

金正男對朝鮮兩難困境的體察,顯然是基於其海外經驗,特別是在中國長期生活的體驗(1995年至2005年上海的發展對他刺激很大),其證言反證了海外輿論對朝鮮所謂「改革開放」的一個猜測:改革開放確曾被權力「檢討」過,甚至有過若干試點(如新義州、開城特區),但最終被Pass了,乃至朝鮮至今沒有出現中國意義上的改革開放。

從正男對父親的幾次大膽諫言看,他明顯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旗幟鮮明地反對三代世襲和主張改革開放的立場,被認為挑戰了其父的權力。可以說,這正是註定了這位被「廢儲」的王子人生悲劇的重要因素。

2009年4月,金正男在平壤的活動據點「特閣」(一座別墅)遭朝鮮國家安全保衛部搜查,內部工作人員被捕(被韓國媒體報導為「特閣襲擊事件」)。據悉,該事件的矛頭針對正男,背後策劃者正是被父親指定為接班人的金正恩。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據說從那以後,金正男開始在回國的問題上「自肅」。

對日本情有獨鍾

作為日本記者,五味洋治自然關心金正男2001年被日本政府強制出境事件。2011年5月1日,四名持偽造的多米尼加共和國護照的朝鮮人在東京成田國際機場以非法入境嫌疑被拘留,其中的成年男性被認為是金正男。

關於入境目的,金正男說是想帶家人去東京迪士尼樂園參觀。但日本媒體有各種猜測,如武器交易說,有的說IT專家金正男準備去電器街秋葉原視察,等等。對此,金正男坦陳道:「彼時,北韓流行用偽造護照去海外旅行。這固然不是什麼好事,但用北韓護照,能去的國家有幾個呢?我出事以後,這種惡習在北韓就沒有了。正恩確實也曾使用巴西護照去過日本。」(p122)

5月4日,男子一行四人,在三名日外務省官員的全程「護送」下,被強制出境,乘全日空航班從成田機場飛抵北京。四人乘頭等艙,為安全計,航班的二層公務艙整個被包下,只有三名日本官員乘坐。此事令金正男感觸極深:雖然涉嫌違法,被日政府強制出境,但整個應對過程卻相當人性化。「承蒙負責我的案件的日本外務省兩位人士(舉出了實名——作者註)的關照,表示感謝。從茨城縣的設施出發至機場,搭乘巴士,一路上他們一直為我拉著帘子,直到最後才曝光於媒體。但作為民主主義國家,日本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吧,我是理解的。」(p122)

金正男原本就喜歡日本文化,以前也曾多次赴東京旅行,在新宿的餐館吃烤肉,在赤坂的酒吧喝酒。此番「事故」,不僅沒有抵消其對日本的好感,反而更添了一重尊重。這大約也是他把長篇採訪的機會給日本記者的理由之一吧。

金正男與五味記者通信最頻密的時期,是2010年年底。彼時,金正日正式確立了接班人,正男對此痛心疾首。一方面為了表達自己一貫的對三代世襲的反對態度,另一方面為了體現自身的存在價值,以期在未來可能的政治博弈中立於不敗之地,正男對方方面面的問題發表了看法,並認可了作者的出版計劃。他顯然把五味記者的採訪及兩人的通信,作為自己唯一的信息發布渠道,藉此維繫對朝鮮國內及國際社會的「互動」。

金正男禮儀周到,有信必覆。且基本不迴避問題,對那些一時難以答覆的敏感問題,則明示不答,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貴為「王子」,他卻有普通人的正常情感,且從來不吝表達,如對作者在生病時的問候,對日本震後核輻射問題的關切,等等。雖然就事論事地說,此採訪項目在本質上是西方媒體的政治記者對政治人物的採訪,但任何真正有價值的信息的獲得,都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發生一定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的結果。

對筆者來說,用整整一天的時間讀畢此書,真有「一卷讀罷頭飛雪」之感。漂流王子的真情告白,即是金正男個人的心痛錄,又不失為一把理解朝鮮國內現狀的鑰匙。

責任編輯: 王篤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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