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至10月24日，財經評論員葉檀在網上分次發表了《我眼中最無前途的十個中國城市》，以人口流失、城市國企主導行業、人均財富占有量和教育水平等為衡量指標，將長春、哈爾濱、大連、大同和溫州等10個城市列入。該組文章被大量轉發，引起了強烈爭議。
10月27日，溫州本土經濟學者馬津龍、謝浩在「掌上溫州」客戶端上撰文，反駁葉檀將溫州列入最無前途城市。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查詢發現，馬津龍和謝浩都曾擔任溫州市委政研室主任、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曾是溫州市政府的經濟智囊，也是近40年來，溫州從改革開放之初草莽崛起成為中國經濟改革標杆城市，以及當地經濟歷經起伏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溫州曾多次遭遇極端化褒貶
葉檀在《我眼中最無前途的10個中國城市》中，談到為什麼將溫州選入：「溫州人有前景，不等於溫州有前景。溫州有特色，此前的特色成為其發展之源，現在則桎梏了溫州的發展。溫州城市缺乏規劃，基建不太好，以前這一景象受人稱道，小政府才能發展起大市場。當城市發展到了一定階段，起碼說明此處缺乏規劃發展的自組織能。現在，溫州資金無論炒房還是炒股，以兇猛的賺快錢為主，這說明溫州人存在恐懼心理，以規避未來的不可測的風險。這樣的恐慌對於當地經濟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葉檀還談到溫州人圈子相對封閉，以前作為信用圈互相支撐的基礎受到稱道，「現在我們知道，一旦發生大型經濟周期轉變，老鄉的信用擔保體系會從如履平地變成火燒連營，一場大火就能燒掉擔保體系。溫州金融創新曾經那麼受重視，但到現在為止，溫州的金融創新並沒有取得重要成果。溫州人有錢，地球人都知道。但從本外幣存款來看，2015年溫州人均10.51萬元，遠不如紹興和寧波，跟唐山這些城市差不了多遠，寧波人均本外幣存款20.67萬元，紹興13.99萬元，金華12.63萬元。再看教育，溫州雖然有8所高校，只有寧波的一半，嘉興也有10所。又一個問題是，溫州的資金為什麼不能在三十年裡積聚起足夠的教育資源。」
澎湃新聞注意到，其實，溫州人的財富外溢，30多年來一直循著趨利的路徑。以2003年為例，當年溫州市統計年鑑顯示，溫州總人口738萬，約160萬人(含子女)在全國各地經商辦廠，累計投資1050億元。這種特有的人口分布，在催生溫州人全國投資的同時，無疑會攤薄本地的貨幣存量，但這也似難證明溫州人財富的「落後」。
「對溫州人極端化的褒貶評價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但溫州和溫州人從未被質疑與唱衰所擊倒。回顧28年來溫州人艱難的財富之路，隨著市場改革大環境的起落，輿論對溫州人的褒貶也隨之起落。此一時致富典型捧上天，彼一時污名化痛踩到底，但溫州從來如荒原上的雜草倔強生長。」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胡宏偉告訴澎湃新聞，1978年~1985年溫州改革伊始，關於「看資本主義到溫州去」的言論不絕於耳，溫州人被譏笑成細菌，溫州則被污為傳播瘟疫的「瘟州」。1998年後，中國開始住房制度改革，溫州人又以先行者的角色投資房地產領域，於是溫州人似乎成了過街之鼠，談到「炒」必提溫州，炒房、炒媒、炒大蒜、炒紅酒，溫州就此被污名化。2011年起，隨著所謂老闆「跑路」事件升溫，溫州人再次被深挖了出來。甚至有學者稱：救溫州就是救賭徒，用納稅人的錢去拯救以賭為主的溫州有巨大道德風險。
胡宏偉被浙江省工商聯主席南存輝稱作「『溫州模式』最深刻的研究者」，其長期觀察溫州，並出版《溫州懸念》、《中國模範生》等與溫州有關的著作。
近年GDP增速高於全國和全省
對於葉檀將溫州列入「最無前途城市」，馬津龍撰文稱，葉檀所說「溫州有特色，此前的特色成為其發展之源，現在則桎梏了溫州的發展」耐人尋味。溫州發展最大的特色，是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由於當地的歷史、文化條件，以及當時的現實條件，率先進行制度創新從而神奇般崛起。溫州制度性先發優勢的弱化，既與中國改革一定期間的徘徊和難以深化有關，也與深化階段的改革方式，需要從局部突破轉變為整體推進有關。作為中國市場化改革曾經的領跑城市，溫州理應繼續在深化改革上有所創新、有所建樹。但任何城市的發展，終將由當地的資源稟賦和區位條件所決定，這裡既包括該城市的比較優勢，也包括發展局限。過高地期望溫州始終保持特定條件下的超前創新和超常發展，也是不切實際的。溫州的發展與改革高度相關。曾經的發展得益於改革的率先創新，後來的停滯也與改革的滯後有關。只要改革的前景樂觀，溫州沒理由悲觀。
謝浩也發文表示，葉檀自己後來說這樣寫是為了這些城市更好地發展。從這個角度出發，所有這些城市裡的人，都應該感謝作者。只是，文章落筆缺乏理性分析和建設性意見，而是徑直立論。如果沒有充足的數據和事實並進行理性分析，或者就某些城市遭遇一時的困難進行分析，就對城市前途下斷語「最無前途」，那肯定是不妥當。
謝浩認為，對於其他城市，我沒有發言權，而對於溫州改革發展的過程，工作經歷造就了我見證者、參與者、研究者合一的獨特優勢和發言權。對於「最無前途城市」一文中「溫州此前的特色成為其發展之源，現在則桎梏了溫州的發展」的觀點，文章並沒有準確地點到溫州發展的主要特色，只是舉了城市缺乏規劃、溫州人圈子、教育、有錢、文化等幾個方面。至於她所舉的這些方面是不是溫州發展的桎梏，其實大有可以討論的地方，如果由此推論出「最無前途」，顯然是草率的。同時，將溫州與深圳、北京等移民城市做所謂的比較，這本身就立不住腳，這裡也無需討論了。文章是這樣說的——「只有深圳、北京這樣的移民城市才能合最優秀的人才之力，而在溫州當地卻很難做到，溫州不是一個開放的移民城市」。以這種推論方法推論某城市「最無前途」，那就幾乎讓人懷疑文章作者的本真了。
謝浩還稱，「最無前途城市」一文以「人口流失、只有幾個國企主導、人均財富占有量低，教育相對不發達，相應的消費數據較低」，作為其篩選的標準，這裡就更加暴露出作者對溫州改革發展的歷史了解過少。溫州向來以「走出去」聞名於世，溫州非公有制企業占有量一直以來就是大多數，以前人均財富占有量、消費數據等本來就低，如果就憑這些作為評價城市「最無前途」的標準，那麼又怎麼解釋改革開放以來，溫州抓住重大歷史機遇，發揚「敢為人先、特別能創業」精神，從名不見經傳的落後城市走向令全國矚目的「有前途」，創造了具有全國性、典型性、奉獻性的生機勃勃的「溫州模式」，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區和市場經濟發祥地的呢？
對於葉檀的文章，溫州本地媒體《溫州商報》在10月26日也刊發了回應文章。該文用數據回溯了溫州的發展：改革開放前30年間，國家給溫州的投資總額只有5.95億元，僅占國家對浙江全省投資總額的3.24%，僅為寧波的1/4。也正是這樣的條件下，溫州創造了無數經濟改革進程中的全國第一；不良貸款連續第三年「雙降」，自2012年以來，全市累計處置銀行不良貸款近1500億元，逾期貸款占比創近三年內新低；2012年以來，溫州GDP增速從全省墊底逐年提升，到今年9月份，實現GDP同比增長8.3%，高於全國和全省平均增速1.6個百分點和0.8個百分點，位列全省第三……
「我認為對於溫州是否還有前途的判斷，不能只基於眼前的階段性表象，更不能主觀臆斷，而需要從更宏大的歷史視角去分析。葉檀文中所提及的其他城市大多曾經資源充沛、優勢獨享卻走入了困境，而溫州原本是一個資源匱乏、交通極其不便的貧困之地，卻通過自身率先改革領跑絕地反擊，一躍成為中國的財富之地。過去溫州靠自己的倔強拼搏搶得改革的先發優勢，今天各地改革風起雲湧，溫州受地域、資源的客觀限制，改革的現對優勢弱化，這不值得大驚小怪。沒有人永遠能夠始終保持百米衝刺，這是對溫州的苛求。事實上，作為中國改革的樣本性城市，溫州經受了更加徹底的市場經濟洗禮，改革的基因早已深深植根於這片土地。溫州當然也會遭遇新的挑戰和階段性困局，但只要春風乍起，便又是一片燦爛。」胡宏偉向澎湃新聞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