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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後毛澤東最狼狽一刻曝光

這些荷槍實彈的「雄師」們萬一衝進「梅嶺一號」樓,見到了偉大領袖毛澤東,一個個立即會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但是,謝天謝地,這種「玩笑」和歷史鏡頭幸虧沒有發生,因為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如果說「毛澤東的梅嶺一號安然如常,絲毫沒有波及」,恐怕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的實踐是,當時楊成武等人保駕著氣急敗壞的毛澤東從後門逃出了東湖賓館,據說連拖鞋都沒有來得及換……

“七·二〇”事件發生後,楊成武等人保駕著氣急敗壞的毛澤東從後門逃出了東湖賓館,據說連拖鞋都沒有來得及換……“北航紅旗”早期負責人戴維堤在《逝者如斯》一書中,結合眾多當事人的回憶,以及其他作家的文章、書籍,還原形成在文革發展變化中有重大和深遠影響的“七·二〇事件”。

文革期間,毛澤東在中國有著絕對的權威與至高無上的地位,然而中共建政後,他最狼狽一刻也發生在文革(AFP/VCG)

關於“七·二〇”事件,筆者見到多種版本。主要有:陳再道將軍的回憶文章;權延赤的《微行——楊成武在1967》一書;師東兵寫的巨著——文革章回秘史;周恩來保健醫生張佐良在《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書中的有關記述;《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紀希晨老先生的大作;當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記事》;葉永烈的有關文章,還有一些互相傳抄的文革“記實文學”作品和互聯網上似是而非的東西等等。筆者認為,上述版本各有千秋,但在許多重大情節的描述和評論上有很大出入。筆者認為,寫書人有自己的權力評論任何事情,但不能憑道聽途說指鹿為馬,拿歷史事實開玩笑。

話說1967年6月初,全國一些省市已實現了大聯合,成立了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但有些省兩派仍在打內戰,武鬥嚴重,形勢仍然穩定不下來。毛澤東主席很著急,他建議,有的省可把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和兩派群眾組織頭頭請到北京來談話,解決問題;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團下去就地解決問題。毛澤東對西南地區比較擔心,他聽說四川、雲南較亂,便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去解決問題。

古人曰: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省自文革以來,鬧得一直很厲害。四川人可能愛吃辣子的原因,心直口快脾氣急,好鬥不怕死。怪不得部隊招兵都願要四川兵和山東兵。四川當時的“產業軍”很厲害,大部分是復轉軍人,偏保守,支持軍隊。四川的造反派也不示弱,兩派打得十分熱鬧。

雲南也不安寧,在我老家山東當過老省長的趙健民在雲南工作多年,一派保他,一派打他。昆明大軍區政委李成芳和雲南省軍區政委張力雄各支一派,大打出手。張力雄等人把李成芳的檔案拋了出來,說李成芳是叛徒。李成芳大怒,下令把張力雄等省軍區的五個頭頭抓了起來,鬧得一塌糊塗。毛澤東很著急,決定派謝富治、王力帶人去處理問題,因為解放初謝在西南當過省委第一書記,當地部隊曾經是謝的部下。

據王力回憶,派謝富治和王力組成中央代表團去西南“救災”是毛澤東一個人決定的,開始沒有和林彪、周恩來商量。事情定下來之後,毛澤東才通知了林彪和周恩來等人。毛澤東讓代表團先去做李成芳的工作,趕緊釋放省軍區張力雄等人,再做張力雄的工作,不要再整李成芳,因為據薄一波證明,李成芳不是叛徒,歷史上沒有問題。謝富治向毛澤東建議增加空軍政委余立金,毛澤東又增加了已經實現了大聯合、三結合的貴州省革委會主任李再含。代表團工作人員中有中央文革辦事組的張根成和《人民日報》、《文匯報》記者等人。

可能考慮到官多兵少,有許多事務工作、文秘工作、跑腿工作要做,人手不夠。毛澤東提議:老、中、青三結合,找幾個紅衛兵也參加中央代表團的工作。毛澤東認為,聶元梓不算紅衛兵,蒯大富(清華)沒有實現大聯合,譚厚蘭已和姚文元去過阿爾巴尼亞(譚任副團長),從其他學校派人吧!

周恩來讓王力、張根成從幾個大學裡挑紅衛兵,政治上要絕對可靠,文革中表現好,有一定能力,身體要好,要嚴格保密。

張根成建議,若從幾個學校里挑,因北京有天、地派,萬一觀點不一致,在中央代表團里打起來怎麼辦?不如從一個學校里挑。周總理說,那就從北航選,讓韓愛晶派人吧!

張根成找到韓愛晶,經過研究,決定派井崗山、尹聚平、胡慧娟三人參加中央代表團工作。

井崗山是黑龍江人,父親是東北抗日聯軍老戰士,已去世。井長得人高馬大,口齒伶俐,為人正直,政治可靠,當時是北航革委會副主任,北航紅旗第二把手。尹聚平(女)因文革初代表北航紅旗接待過四川許多上訪人員,認識劉、張(劉結挺、張西挺夫婦,此二人是四川文革中焦點人物),對四川情況較為熟悉,是合適的人選。胡慧娟(女)是雲南昆明人,熟悉雲南的有關情況,也被選中。當時三人都是21歲。

另外,當時北航紅旗派駐《人民日報》的工作人員、研究生吳介之作為《人民日報》派往代表團的記者同行。

由於事情緊急,毛澤東讓代表團準備一下材料,儘快動身。起程前,王力建議謝富治再去向周總理請示、彙報一下,周總理又向代表團具體交代了一些問題。1967年6月27日,中央代表團一行乘專機到達昆明。雲南省黨、政、軍領導前往機場迎接。此後,中央代表團根據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先後在雲南、四川、貴州三省處理文化革命中的有關問題,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交給的任務。

7月13日,中央代表團剛到重慶,周恩來總理打電話給謝富治,要謝速到武漢。謝問中央代表團的人怎麼辦?總理說一塊來,但未說原因。當時在場的有好幾個人。

當時形勢很亂,無論什麼電話線都有可能被竊聽,因此總理未說原因。

歷史的事實是,中央原來並沒有要代表團去武漢的計劃,這是突然變更的。武漢出了什麼事?大家都在猜測。因重慶的工作還未完,代表團實難脫身,總理讓務必明天到武漢,究竟什麼事這樣急呢?

王力甚至同謝富治商量請示總理能不能不去武漢,並讓張根成給中央文革辦事組打個電話問問,看他們知道什麼情況。關鋒接的電話,說:“去了就知道了,電話里不能說,聽總理安排,沒有討價還價餘地。”

這時井崗山突然說:“快7月16號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漢游泳?去年就是7月16號去的。”

眾人恍然大悟,都誇井崗山聰明,看來一定是主席要到武漢了。幾天來,忙得暈頭轉向,大家把日子都忘了。

聽說毛主席要來武漢,代表團的人尤其是井崗山等四個人萬分高興。

於是,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利用下午和晚上時間,抓緊處理完重慶的事務,第二天,也就是公元1967年7月14日中午,代表團全體人員飛到了武漢。已經在武漢的李作鵬(海軍政委)乘坐吉普車去機場迎接並把代表團安排住進了東湖賓館“百花二號”,上午剛到達的周恩來總理住在“百花一號”。(註:代表團成員李再含回了雲南。)

以上確鑿的歷史事實說明,以謝富治為首的,王力、余立金、李再含等為成員的中央代表團究竟是誰派出的。所謂王力“硬要打著中央代表團的旗號去武漢,挑動群眾斗群眾,因而導致了武漢事件的發生”的說法是多麼令人捧腹。

在流傳很廣的政協《革命史資料》第二期和《中國老年》雜誌上陳再道將軍的回憶文章《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中說,王力在重慶“連夜和關鋒通電話。他們密謀後,王力便硬要打著‘中央代表團’的旗號到武漢。總理考慮到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員,於是同意了。”

陳文中還說,“王力的‘四點指示’,武漢軍民(聽到後)肺都氣炸了。”(註:陳老將軍這話有點誇張,應當說是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某些人的肺氣炸了。)

但椐王力說,“這四點指示,是中央在北京早就確定的方針,王力既未參加制定,也未傳達,而是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央講的。”

還有,陳再道說:“毛澤東在武漢接見陳再道、鍾漢華、謝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時,我對主席說,現在群眾只聽中央文革的。王力氣呼呼地說,百萬雄師就不聽中央文革的。”

據王力說:“這句話不是我說的,而是毛主席說的。我有記錄,在場的人很多,可以作證。當時主席接著陳再道的話說,這要看什麼人,我看百萬雄師就不一定聽中央文革的。”

還有,陳文說,(1967年)4月6日,林彪和王力、關鋒、戚本禹合夥炮製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又經批准公布了。

王力說:“這真是天大的笑話。我有什麼資格去同林彪炮製中央軍委的命令呢?事實上,這十條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葉群記錄的。由秘書送關鋒斟酌文字。關鋒歷來害怕江青說他背後為林彪辦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作證。當時這十條基本原封未改動,王力還建議前面加上幾句肯定解放軍支左成績的內容。十條命令是中央軍委發布的,上面有毛澤東的名字。這怎麼成了王力的‘功勞’呢?”

還有,陳文在引用1967年8月8日的《中央首長接見武漢地區造反派代表談話紀要》時,故意砍掉了周總理的名字,只提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王力、吳法憲和黃永勝的名字(註:這不奇怪,陳再道寫文章時,這些人早已全部成了壞人。這麼多壞人都批評陳再道,那麼陳再道自然是……,這真是個好辦法。)

王力說,這個紀要既然牽扯到周總理的講話,按說不宜引用,既然引用,砍掉周恩來的名字幹什麼?何況當時吳法憲、黃永勝根本不在中央工作,不是中央首長。

從以上看來,陳再道和王力的話出入很大,南轅北轍。如果是小小老百姓酒後茶餘閑扯蛋,倒也沒什麼,但寫歷史,還是要以事實為據為好。看來陳再道和王力二人總有一人在信口開河,不說實話。

書歸正傳。7月14日中午,謝富治帶領中央代表團進駐東湖賓館後,已先到達的周總理立即召見了他們。(總理保健醫生張佐良的書中說他陪總理是十四號深夜到達武漢的,絕對記錯了。)總理同大家一一握手,並特別詢問了北航紅旗四個人的名字、年齡、哪裡人等情況,然後說:“主席今晚到武漢,他老人家一定要來游長江。叫你們來主要是協助保衛主席安全。武漢駐軍過去是你謝富治的部隊嘛!”謝富治說:“是嗎?我怎麼不知道?”總理哈哈大笑,後來一查,果然如此。當時,總理根本未說要就地解決武漢文革問題。

毛澤東每年都要到長江里游泳。北京有游泳池,有水庫,也可以游泳,但毛澤東不過癮,他認為只有到大江大河大風大浪中游泳才過癮。他說,長江水深,水寬,是游泳的好地方。另外武漢長江里有武昌魚,那是他最愛吃的。

當然,毛澤東以70多歲高齡游長江,絕不僅僅是遊山玩水,這裡還有政治。當時,大國元首的身體狀況屬於絕對機密。毛澤東身體健康與否,這是中國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這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後才知,毛澤東這次來武漢,不僅是為了向全國、全世界顯示自己的健美泳姿,他要親自來解決武漢問題。

但是今年,毛澤東來的卻不是時候。火爐般的武漢有好戲等著他。

一出北京就不順,火車上的空調壞了,車廂里熱的要命。

臨行前,毛澤東讓楊成武、汪東興把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拉上了專列,他要在火車上同鄭維山談論華北的問題。

7月14日晚上九時,毛澤東主席的專列秘密到達武漢,代總長楊成武、中辦主任汪東興和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陪同毛澤東同時到達。為保密和其他原因,周總理未讓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漢軍區主要負責人陳再道等人去接主席,而僅讓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劉豐陪他去接主席。當時林彪、周恩來指定劉豐是在武漢保衛毛澤東的主要負責人。

寫到這裡,筆者認為有兩件事對之後發生的“事件”埋下了伏筆,一是原來武漢東湖賓館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百萬雄師的人,周總理到來後,下令把百萬雄師的人換成了另一派(造反派)的人;二是去機場接毛澤東主席不讓陳再道去,毛澤東在武漢的保衛工作也不讓陳再道管,而讓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負責。如果筆者是百萬雄師的頭頭或者是陳再道,心裡絕對是不服氣的,這是人之常情。當時王力曾經向總理建議這樣做不好,但總理說這是中央的決定。這件歷史事實,多年以來無人問津。

當時,作為長江三大火爐的武漢,似乎不太歡迎北京來的這些“大人物”。謝富治、王力他們一到,東湖賓館便停了電,據說是檢修電路。房間里沒有空調,簡直熱死人,第二天才有了電。

謝富治一邊用大扇子扇風,一邊笑罵道:“熱死老子了,陳再道這傢伙真不夠朋友,一來就給我們一個下馬威。”

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等人到達東湖賓館時,見到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他們。楊成武、汪東興同謝富治、王力等人握手時,指著鄭維山開玩笑說:“我們抓來了一個扒火車的。”鄭維山笑著同謝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並互相開了一陣玩笑。

毛澤東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住進了東湖賓館“梅嶺一號”,總理的隨行人員和楊成武等人住在“百花一號”。歷史的事實是,當時(7月14日)周總理僅僅說讓謝富治等人來武漢協助保衛毛主席的安全,根本沒宣布讓代表團解決武漢文革問題,所以謝富治他們認為主席到後要休息,晚上沒事,天氣太熱,不如出去轉轉,便帶領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員步行上了大街去看大字報,結果被群眾認了出來。王力當時也認為總理和中央沒有交待他們解決武漢問題的任務,也就沒太當回事,認出來就認出來。結果群眾認為中央來人了,兩派都貼出了歡迎標語。謝富治、王力回來後報告了總理,問怎麼向群眾說明。總理說,這也好,群眾正懷疑為什麼東湖賓館的燈亮了,這樣正好說是你們來了,以便保護主席的安全。

後來王力被打倒後,幾乎所有的文革文章和資料都說這是王力為了出風頭,為了挑動群眾斗群眾而故意打著中央文革的旗號公開亮相,因此導致了“武漢事件”的發生。這種說法最早出自“百萬雄師”的群眾之口,目的當然是為了“造反、打人、抓人”有理。但是,不要忘了,代表團團長是謝富治,另外,當時謝、王二人還不知道要讓他們協助解決武漢問題,認為隨時有離開武漢的可能,上街看看大字報又何罪之有?

7月15日一早,主席便讓謝富治、王力彙報西南情況,主要由謝富治彙報,王力補充。一個令人不可想像的事實是,談了半天,主席才想起總理也在武漢,立即叫總理、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汪東興也來一起聽彙報。(註:關於這件事,有人在自己的文章里是這樣寫的——“主席先和總理、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汪東興開了半天會,然後把謝富治、王力叫來彙報工作。”這種故意顛倒順序、歪曲史實的的做法只能說明作者的卑鄙無恥。)

王力回憶說:直到這時,主席才說他要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武漢問題,要代表團作有關準備。總理原定15號當天要趕回北京,我很著急,向主席請求:總理不要走,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我們都不知道,幫助主席處理武漢問題沒有把握。主席先問總理的意見,總理同意留下。主席說,好。主席提出了中央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要先從部隊解決。我請求總理親自解決大軍區的問題,方針解決了,我們除了保衛工作外,再協助主席作點具體工作,主席和總理都同意了。

於是,從7月15日開始,周總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參加了武漢軍區召開的多個會議,聽取了軍區負責人和各支左部隊負責人的彙報,好話壞話都讓講完。會議從15日一直開到18日。

18日下午,總理在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作了總結講話,出席會議的只有軍區和有關部隊的負責人約30多人。總理講了十二點意見。主要內容是,武漢軍區把“鋼工總”(武漢地區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打成反動組織,鎮壓了那麼多工人,是不對的,應當平反。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主要責任在於陳再道、鍾漢華同志;“三鋼”、“三新”、“三司革聯”是革命左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團結廣大群眾實現大聯合;“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但他們會起變化。總理最後說,軍區的錯誤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見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對毛主席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會議結束前,總理宣布了一條紀律,今天會議的內容,暫時保密,不要向下傳達,不要上大字報。先向部隊廣大幹部戰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另外,武漢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還沒有表態。

王力說,總理的總結講話的確不是個人的,而是傳達毛主席和中央的具體指示,他的總結是用毛筆寫的,並經過了毛主席的審批。

可是,絕對秘密的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總理的講話內容很快就傳了出去(這不可能是王力泄的密)。總理代表中央宣布的三條決定(後來變成了王力的四條指示)立即象原子彈一樣在武漢三鎮爆炸開來。

後來才知道,是武漢軍區獨立師(8201部隊)政委回去立即向幹部戰士傳達的,在會上,政委蔡炳臣和師長牛懷龍還向部下交代,你們對外不要提周總理,主要對著王力來!隨後,“百萬雄師”的人們也很快知道了總理的講話內容。

後來,包括“百萬雄師”在內的幾乎所有人物和文章皆說是王力為了挑動群眾斗群眾、出風頭,別有用心地代表“中央文革”首先把這三條捅出去的。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王力回憶說,主席和總理關於武漢問題的講話,都是中央在北京的既定方針。這些講話我都有原始記錄,後來中紀委要我謄清過,他們講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總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總理講話中指出,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錯誤,要公開檢討;“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它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中央的方針是說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講得就緩和一點了,說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麼左,一派那麼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等等。但是,總理講的這三條,主席一條也未改變。這是主席18日晚召集總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鵬、汪東興,楊成武、陳再道、鍾漢華開會時講的,總理聽完後才回去。總理臨行前又讓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和政委肖向前絕對負責主席的安全。7月18日晚九點半散會,總理吃過飯才乘飛機返回北京。

主席事先講了這樣的話:開會時要將陳再道、鍾漢華這一邊再著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條方針他決不改口。他始終沒有講“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主席講“百萬雄師”有群眾,沒有一百萬,至少有十萬,說要做“百萬雄師”的工作,並且要謝富治、王力做“三鋼”、“三新”和“鋼工總”的工作,要他們擁護軍區,擁護陳再道司令員。

18日深夜送走總理後,謝富治帶領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員到了水院(“鋼二司”的總部)。此行王力開始反對過,但謝富治說,“新華工”去過了,“百萬雄師”總部也去過了,就是這一派沒去,應該去。到水院後,謝富治、王力、余立金都講了話,每個人不超過二三十句話,沒超出中央確定的方針。謝富治講話中有一句“你們是一支鋼鐵的隊伍”,受到了在場群眾的歡呼。王力按照主席和總理的指示,在講話中特意強調了要求他們擁護軍區,擁護陳司令員。(註:經查這是歷史事實。)

“19日下午三時到晚上,在軍區小禮堂召開了武漢軍區幹部大會,師以上幹部參加。謝富治傳達了總理講話精神,我(王力)講理論問題,從‘文革’發展的歷史說起,說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講了‘你們這些師級以上領導幹部,對文化革命一點也不理解,象小學生一樣,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課,從ABC講起。’這話他們不愛聽,說我太狂。我是受命協助總理、主席解決武漢問題,我的講話沒有出格,沒有原則錯誤,關鍵是不合他們口味。我講話時間長,謝富治累了,早回去休息了。我回到東湖賓館後,沒有睡,幫軍區修改檢查。我看了軍區的檢查,軍區領導人說自己‘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我認為這話言重了,錯誤沒有那麼嚴重,便改輕了。我叫醒謝富治看了以後退給了軍區。軍區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後反映說:‘改輕了,軍區很滿意。’”

從以上王力的回憶看出,是周恩來總理首先把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而不是中央文革的意見——給“鋼工總”平反,武漢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等——對軍區正式宣布的。如果說“捅馬蜂窩”的話,是周恩來代表中央先捅的。按說,既是周恩來代表中央講的,就不叫“捅馬蜂窩”,而應當叫“聖旨”,必須貫徹執行。王力給他十個“豹子膽”,也不敢造謠和偽造“聖旨”。

王力回憶說,主席離京前說過,“走,我們到武漢保陳再道去”。毛澤東的確是這麼說的。為什麼要保陳再道?這是因為,在此之前中央就批評了陳再道,說武漢軍區支左鎮壓了革命群眾,抓了許多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武漢造反派們被陳再道壓制打擊的厲害,這次得到了出氣的機會。“打倒陳大麻子”的口號和標語充滿了武漢三鎮。陳再道又急又怕,不知凶吉如何,只好檢查,日子很不好過。毛澤東知道陳再道日子難過,他並不想打倒陳再道,他只是想教訓教訓他。為了讓陳再道聽話,改正錯誤,他要把他放到火里燒一燒,放到油鍋里炸一炸,到差不多時,再把他撈出來,吃起來才香。這就是毛澤東教訓部下的英明策略。嘗過“油鍋”滋味的“老傢伙們”撈出來後,絕對感恩戴德,五體投地,這樣事情就好辦了。毛澤東用慣了這個辦法,但他犯了經驗主義,他沒有想到,後來有一個人不買賬,那就是鄧小平,此是後話。

“大老粗”陳再道“是個蠢人,頭腦簡單,思想反動。”毛澤東後來從武漢“走麥城”後這樣罵陳再道。可罵歸罵,毛澤東始終沒有打倒陳再道。

陳再道的確“頭腦簡單,思想糊塗”,他不知道毛澤東事實上是保他來了。毛澤東把謝富治、王力調來武漢,實際上就是要讓他們幫幫陳再道,讓他按照中央的意見作個檢查,做好下層工作,穩住武漢局勢。至於方向路線錯誤,那算什麼?全國所有軍區哪個沒犯方向路線錯誤?就你陳再道“金貴”,不讓說?文革中,方向路線錯誤值幾個錢?連毛澤東都說,“方向路線錯誤算什麼?改了就好。”你陳再道真是一根筋!

武漢軍區(主要是獨立師)一些人和“百萬雄師”的群眾也對中央的決定不理解,接受不了,他們甚至懷疑陳再道出賣了他們。他們比陳再道更革命,更“金貴”。他們不甘心被說成“保守派”,更不承認什麼“方向路線錯誤”,他們要向中央討個說法。於是,他們“無法無天了”,他們“造反”了。

吃柿子要檢軟的捏,“造反”當然要看對象。於是,手無軍權又樹大招風的“文革大員”、秀才王力成了“雄師”們的“出氣筒”和攻擊目標。

歷史不能假設,假如當年不是王力,而是例如楊成武或陳再道處在王力的角色,不知歷史結果將會如何?

許多歷史學者和當事人後來認為,鑒於武漢當時的形勢,毛澤東和周恩來判斷失誤:低估了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某些人的對立反抗情緒;過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權威;不應該讓鎮不住局面的謝富治、王力出面,而應當由周總理親自出面,召開百萬軍民大會,直接宣布偉大領袖毛主席就在武漢,並播放毛澤東的講話錄音,特別是“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方向路線錯誤改了就好”等最高指示。或者,毛澤東就乾脆出來向官兵們揮揮手,那結果會如何呢?

筆者認為,如果那樣,情況可能大不一樣。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某些人再給他們十個膽,也不敢把周恩來和毛澤東抓起來。毛澤東既然能八次接見紅衛兵,為什麼不能接見武漢軍區團以上幹部和各派群眾組織頭頭呢?

但是,事實無情地嘲弄了筆者的幼稚。據多年研究文革和武漢事件真相的權威人士講,武漢當時的形勢,就象決了口的長江大堤,誰也難阻擋了,包括陳再道和周恩來。據一些當年的“百萬雄師”朋友說,當時,我們心裡知道謝富治和王力絕對代表中央,我們也知道周恩來和毛澤東就住在東湖賓館,我們就是要逼迫中央改正錯誤決定,支持我們。兩派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壓抑的情緒象堆集的乾柴,一點火就會燃燒起來。誰來都是一個樣子,只要不支持我們,甚至壓制我們,我們絕對造反。就算不是王力、謝富治來,換了別的中央首長,我們也照樣找借口圍困“東湖賓館”,但採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對周恩來當然不可能綁架和打傷,但辯論、質問、圍攻幾小時甚至發生意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當時,陳再道講話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們和獨立師的許多人都象瘋了一樣,豁出去了,大家都認為是為真理而戰,根本不想後果,幾十萬人,還有武器,誰擋得住?幸虧有王力當了出氣筒和替罪羊,否則,後果真難設想。

乖乖!如此說來,可憐而偉大的王力,他幾乎挽救了中華民族的一次內戰危機。如果不是王力、謝富治乖乖地奉命充當了替罪羊和出氣筒,周恩來必然要出現在第一線。而周恩來(後邊是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無論有多高的談判藝術和領導魅力,不可能改變毛澤東和中央的“旨意”。照“百萬雄師”和獨立師某些人當時的水平和狀態,連陳再道等人也控制不了了,那周恩來完全有可能成為出氣筒而出現意外。只要周恩來受到了圍攻甚至傷害,全中國必將大亂。那樣,歷史後果將很難預料了。

權延赤在《微行——楊成武在1967》一書中說:楊成武問總理“謝富治、王力他們怎麼來了?”總理說“謝富治是我讓來的,王力是自己要求來的”;楊成武問總理,“他來幹什麼?”並掩飾不住對王力的反感。楊成武見謝富治、王力來了,又看看王力帶來的北航紅旗的四名“小將”,他(楊成武)料定這場風暴是免不了啦!豐富的鬥爭閱歷使楊成武有一種特殊的、只屬於出類拔萃的軍人的敏感……

上述令人吃驚和肉麻的話究竟是楊成武同志的原話還是權延赤同志的杜撰,本人不得而知,但無論是楊成武的話還是權延赤的話,筆者認為都是天大的笑話。大作家權延赤同志在這裡犯了一個小小的自由主義的失誤,令人萬分遺憾。

寫記實文學首先應當尊重歷史事實,不是寫科幻小說。什麼叫“王力自己要求來的?”什麼叫“王力帶來的北航紅旗四名小將”?這種話按在小學生頭上還差不多,按在周總理和楊成武頭上實在是大不恭。難道楊成武同志真的“看到王力和北航紅旗四個人來了武漢”,就“暗暗覺出一種風暴到來之前的特殊予兆”嗎?照此說法,真是太抬舉了王力、井崗山、尹聚平之流了。

據本人所知,1967年的楊成武,是堅決擁護支持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堅決支持造反派的。1967年的楊成武,也是堅決支持中央文革的。否則,他不可能當代總長,也不可能當毛澤東的忠誠衛士和聯絡員。“七·二〇”事件以前,王力正紅得發紫,王力以前同楊成武未共過事,沒有深交,也沒有成見,楊成武不可能一見王力就反感。不能因為王力後來打倒了,就按照相當然的理解去寫歷史。

據本人所知,楊成武一直是支持“北航紅旗”的。1967年5月20日北航成立革委會時,是我派人把聶老帥、楊成武、肖華他們請來的。楊成武等人對“北航紅旗”的支持和讚揚,我們始終引以為榮,引以為戒。聶帥、楊成武、肖華等人對北航紅旗的支持,惹火了林彪、江青之流。後來林彪、江青把肖華、楊、余、傅打成了“北航紅旗”和“天派”的黑後台、“5·16”的黑後台。以上是文革中路人皆知的歷史事實。後來,楊成武同志受迫害以後,重新認識了“文革”和林彪、江青、中央文革之流,對他們恨之入骨,這是後話。不能說楊成武同志1967年上半年就反對中央文革,把王力和北航紅旗小將視為魔鬼,這不可能是事實。權老弟有些事不清楚應反覆核實、調查,不應該相當然地杜撰,直至把井崗山寫成了韓愛晶,把尹聚平寫成了譚厚蘭。

按《微行》書中描述,周總理事實上批評了楊成武。周總理說,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員,是中央代表團成員,是以中央代表團名義來武漢做工作。你楊成武干好你自己的事,按你的任務當好聯絡員,搞好安全,準備好船,檢查碼頭,試試水情,還有機場,道路,保證主席的游泳安全就行了。

7月19號晚,王力在百花二號為陳再道(武漢軍區)修改完檢查稿後,對工作人員傳達了毛主席18日晚上的談話內容。之後,王力說:“陳再道說他們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這話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們來武漢是為了幫他擺脫困境的。主席說我們是保陳再道來了。陳再道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塗,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圖。”王力說這話時,張根成、吳介之、井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都在場。

7月20日凌晨,謝富治已經休息,代表團的工作人員正在聽王力傳達主席的講話內容,突然發現“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獨立師的許多人拿著槍支、長矛、大刀,乘坐吉普車和三輛大卡車衝進了東湖賓館。“百萬雄師”的頭頭朱兆強、班爾傑、羅得勝、夏菊花等人指揮著這些人包圍了“百花二號”樓,並沖了進來,點名要謝富治、王力出來。這時住在一樓的代表團工作人員張根成、井崗山、吳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樓道,並指責來者的行為,雙方發生了衝突。幾個工作人員們哪裡是“雄師”們的對手。在混亂中,朱兆強、班爾傑帶人衝上了二樓。(註:當時工作人員都挨了打,但並沒有“一個個被打倒在地”,井崗山也沒有“被打得口鼻流血”。)

這時,賓館門口又陸續開進來幾輛汽車,衝進了許多人群,東湖賓館的大門警衛已經形同虛設,而附近的“梅嶺一號”樓里就住著毛澤東。這點,“獨立師”和“百萬雄師”的許多群眾可能是不知道的,但個別軍官和頭頭是知道的。

住在二樓的謝富治發現有人衝進賓館後,立即打電話通知了也住在東湖賓館二所值班的陳再道、鍾漢華,讓他們立即過來解圍。

聽見外面震耳欲聾的“謝富治、王力滾出來!”的口號聲和吵鬧聲,謝富治讓王力待在屋裡,自己先走了出來,面對衝上樓來人群,大聲呵斥道:“我就是謝富治,你們要幹什麼?”又對工作人員說:“讓他們上來!派代表上來!有什麼意見可以談。”

“百萬雄師”的頭頭們被謝富治這幾句話震住了,他們遲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鬧和喊叫。實事求是地說,當時謝富治是副總理、公安部長、上將,是陳再道的上級,“百萬雄師”的人不想惹他,他們主要是對著王力來的。

謝富治同“百萬雄師”的頭頭們一個個握了手,並問了他們的名字。當謝富治同年輕漂亮的“百萬雄師”頭頭夏菊花握手時,吃驚地問:“你怎麼也來了?”夏菊花昂著漂亮而堅硬的腦袋說:“我怎麼不能來?”

謝富治同他們寒暄了一陣,氣氛一下子緩和了下來。謝富治請他們進會議室說話,人群一下子擠滿了會議室。

“請問謝副總理,王力的‘四點指示’根據何在?憑什麼說我們是‘保守組織’?憑什麼說武漢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一個頭頭說。

不等謝富治說話,人群中又喊叫了起來。

“你把王力交出來!”

“王力是破壞武漢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我們要批鬥他!”

“對!把王力交出來!打倒王力!絞死王力!”

現場一下子又亂了起來。

這時,王力突然從房間里走了出來,說:“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決問題,那就請大家冷靜一點。我們歡迎大家提意見。”

一見王力自己走了出來,謝富治吃了一驚。人們一下子把王力圍了起來,七嘴八舌地紛紛指責他,說什麼話的都有。井崗山等人看事不好,擠過來護住了王力。

這時陳再道、鍾漢華聞訊趕過來了。陳再道一看這場面,大聲說:“大家不要吵,有話好好說,你們一個一個問題地問,讓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瞪了陳再道一眼,心想,你陳再道這不是火上澆油嗎?但又一想,既然你司令員、政委都來了,今天絕不會發生什麼出格的事,於是他對眾人說:“今天太晚了,明天在軍區禮堂接見你們的代表。四點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決定,我們是代表中央講的。你們有意見可以提,但不準這樣胡鬧。”

這下立即惹火了在場的人們。

“什麼他媽的中央決定?純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嚇唬人。今天你必須跟我們走一趟,說不清問題不能回來!”

“對!把他拉到軍區去,批鬥這個‘小爬蟲’,讓他嘗嘗革命群眾的厲害!”說著有人要動手。

井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聲喊道:“你們要幹什麼?你們要幹什麼?同志們要警惕一小撮壞人乘機搗亂!”

這一下更惹火了‘百萬雄師’的人們,有人揮舞著拳頭,要上前抓人。井崗山等人頭上、身上挨了許多拳頭。

這時,突然湧進來一些手持武器的軍人,端起槍,“嘩、嘩”地拉動了槍栓,對準了王力,要王力回答問題。

面對一個個黑洞洞的槍口,王力嚴肅地說:“我希望我們的解放軍同志把槍拿開,因為它是對付敵人的,它可能會走火,那樣事情就會起變化,我們不願意看到那樣的局面。我再次告訴大家,我們明天在軍區接見你們的代表,那時什麼問題都可以談。”

“不行!今天必須談,你不要耍滑頭!”

“對!讓他馬上回答問題,否則我們決不答應。”人們又亂了起來。

這時在場的陳再道司令員一直一言不發,說他心裡偷著樂可能不是冤枉他。

謝富治氣壞了,指著陳再道大聲呵道:“我叫你來是看熱鬧的嗎?我命令你下令讓他們立即撤出去,馬上撤,聽見了沒有?”

陳再道看到謝富治那氣得發抖的樣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張根成和北航紅旗的幾個紅衛兵那著急的樣子,不冷不熱地說:“事情是你們引起來的,我管不了。這些人又不是我讓他們來的,我管不了他們。這回要靠你們做工作了,我們這些老傢伙們不中用了,無能為力了!”

在場的“百萬雄師”和軍區的人們哄堂大笑。陳再道在關鍵時刻夠朋友,講義氣,真是他們的好司令。

人們繼續圍攻王力、謝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團的人。這時,如果說中央代表團的人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倒也是事實。

由於現場僵持了很長時間,在軍區大院里等著批鬥王力的軍區官兵和“百萬雄師”的人們不耐煩了,又有許多人開著卡車衝進了東湖賓館。

陳再道這時和謝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搖擺著手講著什麼,一個人高馬大的傢伙突然沖了過來。陳再道只感到頭“轟”的一下,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又是幾拳頭對著他的後背和前胸砸來,邊打邊罵道:“打死你這個小爬蟲!”陳再道大叫一聲,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這時有人喊:“別打別打,這是陳司令員。”四腳朝天倒在地上的陳再道大喊:“混蛋!亂彈琴!我是陳再道。哎呀,打死我了!”這個“百萬雄師”的“拳王”趕緊把陳再道抱在懷裡,不停地問:“陳司令員,對不起!打在哪兒了?疼不疼?”

陳再道被扶起來後,罵罵咧咧地說:“誰他媽的再搞武鬥,我就槍斃了他!”說完,一頭扎進了謝富治的房間躲了起來,撒手不管了。後來才知道,這個“拳王”是“百萬雄師”的頭頭羅得勝,他把陳再道當成了王力。

謝富治見陳再道被打,站出來說:“我是謝富治,是中央代表團的團長,是黨中央、毛主席派我們來處理武漢問題的。大家有意見可以提,但不能搞武鬥!誰搞武鬥誰就是對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著說:“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的講話和‘四點指示’,不單是代表我們個人的意見,也不單單是‘中央文革’的意見,而是黨中央討論決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總理批准的。我已經把話說清楚了,有什麼問題明天派代表談。今天這麼晚了,我們不能跟你們到軍區去,你們不能強迫我們。”

這時,因打錯了人惱羞成怒的羅得勝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腳並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許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圍了上來亂打一氣,現場又亂了起來。

這時,“百萬雄師”的總指揮朱兆強喊:“大家別跟他嚕囌了,拉到軍區大院再說。”

於是,一夥身強力壯的人們不顧王力的抗議、掙扎和代表團人員的阻攔,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輛大卡車上,在謝富治、余立金等人的眾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亂中,代表團工作人員張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別推上了兩輛卡車拉走了。

王力回憶說:“他們把我從東湖賓館揪到了武漢軍區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隊的,也有群眾。他們把我揪到卡車上,車上的人都戴著“百萬雄師”的袖標,說是要到一個地方去辯論。我直接的感覺是車上的人特別是主要負責人都是講理的,我跟他們講一些道理,他們都還聽,並沒有象後來流傳的那樣嚴重。他們給我戴上了“百萬雄師”的袖標。(註:事實上早已撕掉了他的帽徽、領章,連襯衣的口子都撕開了。)到了軍區,每人都戴著柳條帽子,拿著長矛,坐得整整齊齊,讓我從人行道中穿過去,群眾很文明。等進了樓,到了一個房子里以後,突然湧進了一些人,不知是什麼人,他們的負責人也控制不住了,動手打了我,把手錶和鋼筆也搶了,打的一塌糊塗。這件事,軍區沒有責任,他們是保護我的,要沒有軍區警衛營,我很可能被個別別有用心的打死了。有一個人要向我開槍,警衛營長用自己的胸膛擋住了槍口……”

從上面王力的回憶看出,一遭遇蛇咬,十年怕井繩的王力又犯了秀才的毛病,事到如今還裝好人。被人家“打的一塌糊塗”,鼻青臉腫,連腳骨頭都被人家踢碎了,還口是心非地一個勁地替人家說好話。

關於王力被圍攻毆打的場面,後來許多版本大同小異。當時場面亂鬨哄的,很難寫的十分清楚,但基本的事實不能無中生有,南轅北轍。據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人民日報》資深記者紀希晨老先生的力作《史無前例的年代》中說:

“(當時)王力嚇得目瞪口呆,不住點頭哈腰,晃著汗水淋淋的腦袋,一連聲說:‘我有錯誤,我有錯誤……我不該胡說!’”

紀老先生自稱訪問過王力,但他的書中明顯地對王力的話斷章取義,真真假假。據筆者了解,不管在“七·二〇”事件中還是後來,王力始終堅持自己的講話沒有錯,是代表中央講的。因此當時他不可能嚇得“目瞪口呆”,“連連認錯”,更不可能承認自己“胡說”。王力生前多次對筆者和他人講過,他的話都是主席和總理的指示,有些是原話。如果承認自己是“胡說”,就是罵主席和總理。看來“胡說”的人不是王力。

據當事人回憶,王力被抓走後,作為代表團團長和公安部長的謝富治羞辱、悲憤難當,不顧別人阻攔,由吳介之陪同乘車去了武漢軍區大院找王力。到達門口時警衛不讓進。這時有幾個軍人認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麼人?”謝說:“我是謝富治!讓我進去!”對方回答:“你是謝富治?進來就把你宰了!”這時有幾個人大喊:“快拿刀子來!宰了這老東西!”有的軍人故意拉動著槍栓。吳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謝拖上汽車,逃走了。

令人感嘆和難以置信的是,當王力在軍區大院里遭揪斗和毒打時,嚇壞了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將軍。他可能沒有想到事情會鬧得這樣大。陳司令腦子簡單,他當政委的可不能也簡單:王力是“欽差大臣”,出出氣就完了,這樣下去,很可能被打死。在封建社會,打死“欽差大臣”,那絕對是“犯上作亂”,是“滿門抄斬、誅滅九族”的滔天大罪。王力是中央派來的代表,也是“欽差大臣”,亂子鬧大了不好收拾。於是鍾漢華一個勁地勸部下們“別打了!別打了!”但根本制止不了。最後鍾政委不得不向部下們下了跪,一邊磕頭,一邊苦苦哀求部下們手下留情,以大局為重,放了王力。如果不是鍾漢華的下跪磕頭,王力可能會被當場打死。

後來,在鍾漢華等軍區領導和209師政委張昭劍等人的救援下,王力化裝逃出了軍區大院,先被安置在小洪山上,後被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派人接到了空軍司令部。這中間驚險動人的情節不亞於金庸小說,本書因故從略。王力對鍾漢華、張昭劍等人的救命之恩一直十分感激。多年之後,鍾漢華將軍去世時,其家屬通知了王力,王力發去了悲痛的唁電,對鍾漢華表示了深深地哀悼,這是後話。

當失去理智的“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官兵大鬧東湖賓館的時候,住在附近“梅嶺一號”樓里的毛澤東的安全絕對受到了巨大的威脅。

實事求是地說,這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和“百萬雄師”的群眾當時可能並不知道毛澤東也住在東湖賓館。他們的目的是對著謝富治、王力的中央代表團來的,但在現場的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鍾漢華是知道內情的,面對如此混亂和危險的形勢,為了毛澤東的安全,難道不應該說點什麼,做點什麼嗎?

筆者想像,這些荷槍實彈的“雄師”們萬一衝進“梅嶺一號”樓,見到了偉大領袖毛澤東,一個個立即會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但是,謝天謝地,這種“玩笑”和歷史鏡頭幸虧沒有發生,因為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假如有一個壞人或神經病者混入其中,就不是鬧著玩的。

歷史的事實是,“梅嶺一號”樓一直處於楊成武和汪東興指揮的“8341御林軍”的保衛下,鬧事的“雄師們”也的確沒有包圍和衝擊“梅嶺一號”樓。有人(包括紀希晨老先生和陳再道將軍)對此沾沾自喜,甚至表功,說什麼“周恩來住的百花一號別墅,距謝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眾連去都沒有去。毛澤東住的梅嶺一號,更是安然如常,絲毫沒有波及的跡象。”陳再道也說:“如果我真的要搞‘兵變’,我怎麼會首先挨打呢?怎麼不動謝富治一根汗毛呢?怎麼會不包圍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這樣搞‘兵變’的呀!林彪、江青一夥說‘七·二〇事件’是‘陳再道搞兵變’,完全是指鹿為馬的誣陷。”筆者認為,陳再道老將軍的確是冤枉的,他是忠於黨和人民、也忠於毛澤東的革命者,他沒有也不可能搞“反革命兵變”。但是,對“兵變”一詞的理解可能有出入。你陳再道司令員不搞“兵變”,你手下的人就搞不了嗎?只有把毛澤東、周恩來抓起來才叫“兵變”嗎?如果當年武漢軍區的一個團長帶領人馬把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抓了起來,並打斷了他的腿,不叫“兵變”嗎?!至於說“七·二〇”事件發生時,“毛澤東的梅嶺一號安然如常,絲毫沒有波及”,恐怕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的實踐是,當時楊成武等人保駕著氣急敗壞的毛澤東從後門逃出了東湖賓館,據說連拖鞋都沒有來得及換……

對於當時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具體情況,筆者沒有第一手資料。本書的宗旨是記錄和評論歷史事實,盡量以正視聽。由於不是記實文學,不便發揮和想像。

陳再道司令員在他的“七·二〇”事件回憶文章中,把自己說成了受害者。這篇經過武漢軍區秀才們捉筆的、流芳百世的重要文章說道:“那些楞頭楞腦的戰士,懷著讓人難以揣摩的動機,氣呼呼地衝到我們面前,不管三七二十一,衝著我就是一陣拳腳、槍托,以發泄他們心中的憤怒……我沒有別的選擇,唯一的辦法是忍受,任他們踢,任他們打。在我挨打的時侯,王力趁機溜進了房間。

“戰士們衝進房間,找到了嚇壞了的王力。由於王力不肯跟他們走,他們強行把他塞進了汽車,一直拉到軍區大院里……”

武漢軍區的秀才們沒有想到,他們的言過其實給陳司令員幫了歷史的倒忙。

就算陳再道將軍說的全是實話,那也夠可以的。作為堂堂的上將軍、大軍區司令員(不是小排長小連長),被自己的戰士“用拳腳、槍托亂打一頓”,且“任他們踢,任他們打”——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陳再道一人。按照陳司令員的描述,不管王力和中央代表團被抓被打與否,也不管旁邊不遠的“梅嶺一號”里住著毛澤東,單憑當兵的這麼暴打自己的司令員,就絕對是反叛和反革命行為,如果不是周瑜打黃蓋的話。筆者不知道這些暴打陳再道司令員的大逆不道的戰士們後來怎麼處理的,是槍斃了,複員了,還是陞官了?

據目擊者說,陳再道的確是挨了“戰士”幾拳,立即被制止了。那個“戰士”——“百萬雄師”的頭頭羅得勝把陳再道當成了王力。

據揚成武告訴權延赤說,王力根本沒有進房間,王力在外面就被抓走了。

據王力自己說,他當時聽見吵鬧,自己走了出來,被人認出,上來就打,並被抓走了。他沒料到陳再道的兵這麼“勇敢”和厲害。他雖沒帶過兵,但也是見過世面的,並沒有嚇壞了。當時,許多人都認為陳再道司令員的“苦肉計”演得十分成功。現在看來,陳司令員的挨打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

話說張根成被抓走後,拉到了獨立師一間平房裡。地上有草墊子,獨立師的兩個科長看著他。張是現役軍人,他的領章、帽徽也被撕掉了。張根成渾身疼痛,最後倒在草墊子上睡著了。

咪咪忽忽中,張根成似乎聽見有人進來了。來人問:“這是誰?”

“王力帶來的人。”看守的科長說。

“那個人怎麼樣了?”

“誰?”

“來游泳的那個人!”

“嘿嘿!……”

“噓!小聲點。”

……

張根成一聽,驚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無。他仰裝未醒,但下面的對話聽不清楚了。

筆者後來才知道,進來的人是獨立師的政治部主任等人。不管他們是誰,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武漢軍區(特別是獨立師)的許多人是知道毛澤東在武漢的,而且,這些人中,確實有膽大包天惟恐天下不亂的人物,雖然筆者寧願相信這是軍人們在特殊情況下說的玩笑話。

後來,在周總理的命令下,武漢軍區獨立師的人才把張根成交了出來。

張根成是河南人,文革前是部隊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團級幹部,後上調到中央文革辦事組工作。“七·二〇”事件後的一天,在北京釣魚台中央文革住地,陳伯達、謝富治等人找他談話,突然宣布對他拘留審查。謝富治說:“進去以後不要自殺,將來還要為黨工作。”陳伯達說:“你主要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不要胡說八道。”出門時,周總理看見了他。周總理急忙趕過來緊緊握著他的手不放,但什麼話也沒說。告別了總理,幾個當兵的突然從屏風後沖了出來,把他押上了汽車,直接送到了秦城監獄,一下子就關了七年半。放出來時,說他犯了嚴重錯誤,送回了原部隊,不久轉了業。

張根成現在南方開公司,辦工廠,當老闆,日子過得很瀟洒。多年之後當筆者夫婦(戴維堤和尹聚平——編注)去深圳他的家中拜訪他時,他語重心長地說:“我能有今天,第一應當感謝秦城監獄,第二應當感謝小平同志。”

再說尹聚平被推上卡車以後,據她自己說並沒有人太刁難她。卡車上全是“百萬雄師”的人,他們可能因抓到了王力,興高采烈,忘乎所以,把尹聚平忘了;也可能把她當成了自己人,“百萬雄師”的女將,不知道她是中央代表團的。尹聚平一看,將計就計,車上的人喊口號,她也跟著喊。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卡車停了一下,她趁車上的人未注意,迅速跳下了車,消失在人群中。

感謝“百萬雄師”的弟兄們放了尹聚平一條生路。

當時,武漢大街上人山人海,亂成了一鍋粥。

尹聚平對剛才發生的事驚魂未定。街上到處都是“百萬雄師”的人,聽說抓到了王力,個個欣喜若狂。實事求是地說,王力當時是中央首長,尹聚平掛記著王力的安危,想混進軍區大院尋找王力,但她根本進不了軍區大院的門,只好又混進了人群中。

尹當時剛21歲,沒見過大世面,這次真是開了眼界。她只會說標準的普通話,不會湖北腔。她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邊一戶人家,要了一點水喝,並打聽往水利學院怎麼走。女主人聽她一口北京腔,問她是幹什麼的。尹說是北京來串聯的學生,女主人很熱情地給她畫了到水院的路線。尹感激地辭別了女主人,到了水院“鋼二司”總部,開始只說自己是北京來串聯的學生,借電話一用。“鋼二司”的人便讓她打電話。尹給北航辦公室打通了電話,報告了武漢發生的情況。水院“鋼二司”總部的人一聽尹是中央代表團的人,十分高興,問長問短,立即把她保護起來,隨後又向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辦公室報告了武漢發生的情況。其中一個女同學還把自己的衣服讓尹換上。當天晚上,尹在水院望著東湖對岸的燈光,惦念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代表團其他成員的安危,心急如焚。

王力等人被抓走後,胡慧娟也追著跑了出去,想去尋找王力。單純幼稚的她萬萬沒有想到王力會被拉到軍區大院,猜想一定是被拉到“百萬雄師”總部去了。於是,素有“北航紅旗俠女”之稱的胡慧娟大義凜然,決定隻身去闖“百萬雄師”總部,舌戰“群雄”,救出王力。結果走了半天,問了許多人,才知道王力被拉到軍區大院去了,她心裡鬆了一口氣。當時的胡慧娟對人民解放軍是非常崇拜的,她認為王力到了軍區就安全了。於是,她找地方打通了東湖賓館的電話,井崗山告訴她,總理已回武漢,並說現在尹聚平可能在水院。胡慧娟高興極了,步行了幾十里路,終於來到了水院,見到了尹聚平,並告訴她周總理已返回武漢,尹聚平的心裡才鬆了一口氣。當晚,二人在水院學生的護送下,趕回了東湖賓館中央代表團駐地。尹聚平一見到總理等人,立即拉著總理的手哭了起來。

接到尹聚平的電話後,北航紅旗立即炸了鍋。許多紅旗戰士要上街遊行示威,聲討武漢反革命暴亂。韓愛晶召開了緊急會議,研究對策和行動方案。我和頭頭們都集中在韓愛晶的辦公室里,隨時關注著武漢的消息,許多人都為井崗山等四名紅旗戰士的命運擔心。

“武漢事件”發生後,中南海和釣魚台立即炸了鍋。偉大領袖正在武漢,這還了得?剛回到北京兩天的周恩來總理心急如焚,中央立即決定讓周恩來帶上兩飛機“八三四一”部隊的“御林軍”飛赴武漢“救火”。坐鎮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決定從全國調動海、陸、空三軍包圍武漢。同時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給毛澤東的密信,勸毛澤東儘快離開武漢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義簽發,江青派邱會作帶密信立即飛赴武漢,

7月20日下午3點多,當周恩來的座機和運送8341部隊官兵的兩架運輸機剛從北京起飛,武漢“百萬雄師”和獨立師便知道了這一絕密情報。他們立即派出大批人馬,強行衝擊並佔領了周恩來即將降落的空軍王家墩機場,揚言“要和周恩來辯論,讓周恩來出不了機場”。空軍機場領導緊急同北京和空中的周恩來聯繫,請總理改降空軍“山坡”機場。這件很少有人提及的重大歷史事實,被周恩來的隨身保健醫生張佐良證實。張在自己的書中寫道:“周恩來的座機在武漢王家墩低空盤旋時,見到機場上黑壓壓的人群,紅旗招展。此時見機長走到周恩來身邊說了些什麼,飛機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飛去。大約十多分鐘後,我們便降落在一個軍用機場,後來才知道叫山坡機場。飛機著陸時大約(下午)近5點鐘,打開倉門,一股熱浪撲面而來。(乘坐兩架運輸機的8341部隊的)解放軍戰士們好象比我們先到達幾分鐘。他們一個個渾身衣服都濕透了,但仍隊列整齊,荷槍實彈地站立著作好戰鬥準備,只要指揮員一旦下達戰鬥命令,這些8341部隊戰士為了保衛毛主席,他們會不避槍林彈雨向前衝去。形勢是相當緊張的,晚霞籠罩著寂靜的山坡機場。”

張醫生這一段親歷文字寫的很好,有一種真實感和“悲壯的美”。只可惜他寫文章往往“畫龍”而不“點睛”。他沒有說明“誰”威脅著毛澤東的安全,這些8341部隊的戰士們會冒著“誰”的槍林彈雨向前衝去。

就這樣,在“百萬雄師”們的逼迫下,堂堂大國總理周恩來竟然不能在應該降落的地方降落而被迫改換機場。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張醫生隻字未提。

其實,張醫生當時不知道,就在被“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人馬暫時佔領、周恩來總理不能降落的王家墩機場附近的專列里,坐著焦躁不安的毛澤東。

據張醫生說,“周恩來下飛機後便被引進一個臨時支起的帳篷里處理緊急事務去了。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全體人員再次登機,又返回了王家墩機場。”這時,佔領王家墩機場的“百萬雄師”們已經散去了,這點,張醫生沒有交代。

周恩來最擔心的是偉大領袖的安危。他立即趕到毛澤東的專列上看望毛澤東,兩人一見面,可謂百感交集,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這個歷史鏡頭,中共黨史罕見。

周總理趕到東湖賓館後,立即召集謝富治、余立金等人商量對策。井崗山等人聽說總理來了,便想去謝富治的房間看望總理,剛走到門口,聽見總理、謝富治等人正在打電話從全國調動部隊:東海艦隊什麼時候到達,某某軍乘火車什麼時候到達,某某軍乘汽車什麼時候到達,某某軍乘飛機什麼時候到達。井崗山等人一聽是軍事機密,便知趣地走開了。

周總理最擔心的是毛澤東的安全。他一面命令陳再道、鍾漢華尋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張根成等人,一面勸毛澤東主席“三十六計,走為上,”趕緊離開武漢這是非之地。

在周總理、楊成武、汪東興、謝富治等人的反覆勸說下,毛澤東極不情願地離開了武漢。7月21日凌晨2時,毛澤東打破從不坐飛機的慣例,由楊成武、汪東興等人“護駕”乘專機飛上了天空。他老人家讓飛機在武漢上空盤旋了一陣後,才艱難地吐出了三個字——去上海。

筆者有感。在中國歷史上,作為一把手,在自己分封的“諸侯”地盤上,自己想游個泳都辦不到,自己的“欽差大臣”被抓了起來,自己也被逼得東躲西藏,差點成了“階下之囚”,最後不得不落荒而逃——這點,毛澤東可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詩為證:

武漢三鎮起風波。

偉大領袖陷“賊窩”。

落荒而逃驚回首,

萬般無奈望“黃鶴”。

(註:“賊窩”系毛澤東自語。“黃鶴”,黃鶴樓,在武漢。)

偉大領袖毛澤東總算安全地走了。他到上海後,親自打電話把陳再道罵了一頓:“你是陳司令嗎?我告訴你,我毛澤東還活著。我正式命令你和鍾漢華同志,無論如何給我把王力找回來,否則,惟你是問!……什麼?你也挨打了?百萬雄師還敢打你這位堂堂的陳司令嗎?不管怎樣,我毛澤東向你要人!”

在偉大領袖和周總理的追逼下,武漢軍區8199部隊和空軍的官兵巧妙地突破了“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尾追堵截和一道道防線——這絕對是歷史的事實,經過驚心動魄的50多個小時,終於把被打得遍體鱗傷的王力接到了武漢空軍司令部。周恩來和謝富治等人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當時周恩來高興地拍著手笑著說:“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周恩來高興地同中央代表團全體成員一塊吃了晚飯,點名讓井崗山陪著他出去散散步。井崗山受寵苦驚,很不好意思。他才21歲,沒受過如此“恩寵”,他把同伴吳介之拉著,兩個人陪著總理一邊散步,一連聊天。

“武漢發生的事,是我們的家醜,回去要保密,不要亂說,一切聽中央的口徑。”總理說,“出了這麼大的事,我是有責任的。王力同志和謝副總理代表中央嘛!他們的講話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萬雄師’是對著中央來的。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

當天晚上,周總理決定帶領全體人員到機場看望負傷的王力並返京,並通知劉豐護送王力去機場。

要去機場,談何容易?英雄的“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廣大官兵已經把武漢三鎮控制得水泄不通,到處都是工事,到處都是路障。大街上,人山人海,駕著輕、重機槍,端著長矛刺刀的“雄師”們乘著大卡車跑來竄去,去飛機場的路上全是“百萬雄師”的人,一旦不小心暴露了目標,後果將不堪設想。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和政委肖向前經過周密部署後,由劉豐親自率領全副武裝的四輛軍車護送王力到達了空軍王家墩機場。路上差點被“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人馬攔截,幸虧司機小郭駕駛技術高超,臨危不懼,事後受到了部隊首長和周總理的表揚。

東湖賓館這邊,經過周密慎重地研究,為安全起見,周總理做出了一個英明的、大膽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古今中外歷史上罕見的決定——當然也是一個悲哀的決定:冒充“百萬雄師”去機場。

於是,周總理讓大家經過簡單地“化妝”,一律穿上空軍軍裝,戴上“百萬雄師”的袖標,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軍區7212部隊的兩個連護送,分乘六輛吉普車和幾輛大卡車,直奔機場。一路上,卡車上的戰士們打著“百萬雄師”的大旗,不停地喊著“百萬雄師必勝!”的口號,車身上貼著大標語: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

這一招果然靈光。一路上,“百萬雄師”的人見到車隊,歡呼聲、掌聲不斷,一路“綠燈”。車隊順利到達了王家墩機場,此時已是7月22日凌晨3點多。

周總理一下車,立即問:“王力同志在哪裡?王力同志在哪裡?”人們扶著70多歲的總理來到王力的床前,被打斷了腿腳不能下床的王力和總理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兩個人都熱淚盈眶,周圍的人們也都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周總理決定儘快返京。

鑒於當時武漢紛亂的局勢,回京之前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凌晨5時,周總理率領中央代表團成員乘飛機從王家墩機場又回到了漢口機場。飛機一落地,周總理立即召集武漢軍區、空軍和8199部隊的負責人開會,研究穩定武漢局勢和其它重大問題。會上,針對“百萬雄師”和獨立師某些人可能採取的更加過激行動——包括紛傳的對造反派實行大屠殺陰謀,周總理親自決定馬上派空軍進駐武漢各高校和武鋼廠,保護紅衛兵小將和革命造反派。

安排好緊迫的工作後,大家稍事休息。當天下午兩點,周總理決定立即返京。他和隨從人員乘一架飛機,中央代表團乘一駕飛機。周總理還要求中央代表團的飛機先起飛,後降落,在空中多停留一會兒,等他先到北京西郊機場後,再出來迎接,以掩外人之耳目。

後來才知,武漢“七·二〇”事件已被外電炒得沸沸揚揚。不少外電說王力已被殺害,毛澤東、周恩來已被叛軍扣押,中國已大亂……

7月22日下午,北京西郊機場上站滿了幾萬人的歡迎大軍,這是在京的林彪、江青等人組織的。剛下飛機不久的周總理帶領在京的中央、中央文革、有關方面領導人走到中央代表團的飛機前,熱烈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幾萬名群眾齊聲歡呼,那場面夠熱鬧的。我和北航紅旗的學生們遠遠地望見謝富治、王力(被人攙扶著)余立金和井崗山等四位北航紅旗戰士們走下了飛機。

7月而二15日下午,中央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大會,熱烈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林彪本人親自出席了大會。井崗山等四名北航紅旗戰士穿著軍裝同林彪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合了一張影。

數萬人機場歡迎和天安門廣場百萬人大會,使王力頓時成了“紅的發紫的大英雄”,這是事實。但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組織的,也是毛澤東(當時在上海)和周恩來同意的,不是王力自己要求的。

隨後,中共中央(決不只是林彪、四人幫之流)把武漢“七·二〇”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事件。全國立即掀起了聲討“七·二〇”事件的高潮,隨後不久,便掀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的狂潮……

武漢“七·二〇”事件過去35年了,成了歷史。這個事件隨著毛澤東的去世、林彪、“四人幫”的滅亡和文革的全盤否定也已改變了性質,平了反。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多次,後來的勝利屬於“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大批的紅衛兵學生和工人造反派最後還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壞頭頭和“三種人”,受到了殘酷鎮壓和打擊。這,就是歷史。

由於“勝者王侯敗者賊”,所以歷史事件的性質可以任意評價和改變,但歷史的事實和情節是沒法改變的,也是御用文人們不可能永遠掩蓋的,何況許多當事人還活著,任何一面之辭都不能作為歷史的教科書。筆者始終認為,無論如何,“武漢事件”中採取的形式是不可取的。試想,如果現在某個軍區,某些群眾對中央政策不理解,有意見,就採取這種方式“造反”,“打、砸、搶”,動用槍杆子,扣押中央代表,逼得中央總書記亡命逃生,行嗎?不槍斃了你才怪呢?如此淺顯的道理,路人皆知。至於後來否定之否定,另當別論,此一時彼一時也!

但是,筆者認為,除了“形式”上不可取以外,“七·二〇”事件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不管出發點如何,事實上搞得天下大亂,人為地把群眾分成兩大派。中央文革也好,反對中央文革的權力集團(例如各大軍區)也好,皆是支一派,打一派(這是歷史事實)。對包括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在內的黨中央的許多做法(絕不僅僅是中央文革),許多人尤其是穿軍裝和穿過軍裝的人十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對。文革中,幾乎所有的軍區支左中都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迫於毛澤東的權威、周恩來的面子和林彪、江青等人的淫威,許多軍區都忍了。陳再道的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中不怕死的人們忍無可忍,奮起造反,表面上是對著王力來的,事實上是對毛澤東的文革極左路線敲起的喪鐘。毛澤東儘管受了奇恥大辱,大發雷霆,但事後他冷靜下來後權衡利弊,深知“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和“眾怒難犯”的道理,在“要王力還是要解放軍”這個問題上最後沒有糊塗。為了穩住槍杆子,他權衡利害,最後淡化了對武漢事件和陳再道等人的處理,並很快把王力等人拋出來當了替罪羊,以平息軍界的不滿。這也算毛澤東的偉大英明之處吧!陳再道老將軍等人因此佔了個大便宜,避免了滅頂之災,而可悲、可憐的替罪羊王力因此下了15年地獄,並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唾罵到死後的今天。

對於“百萬雄師”的頭頭和弟兄們,筆者佩服。要說文革中真正的造反派的話,惟武漢“百萬雄師”是也!什麼北京“天派”、“地派”,什麼南京“好派”、“屁派”,全是小巫見大巫,全是毛澤東錯誤路線的“保皇派”。“百萬雄師”的好漢們為了捍衛自己的真理,不畏權勢,不怕殺頭,用“革命的打、砸、搶”行動和“武裝鬥爭”的方式,在全國首先向毛澤東的文革路線發起了挑戰,敲響了文革的喪鐘。他們才是真正的造反派。雖然後來受到了打擊、迫害,但是值得,歷史將記下他們的豐功偉積。

而兩個小人物的對話似乎更應該“名垂青史”:

原武漢某廠一工人當年是“百萬雄師”某區聯絡站的小頭頭,曾經風光過幾天。如今,工廠早已倒閉,本人下崗失業多年,為生活計,在漢口大街上開了個小賣部倒賣啤酒。一天,一個刑滿釋放的當年造反派頭頭楊某某來找他批發啤酒——當然也是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來,結果“久仰大名,相見恨晚”。

一個說:“老弟辛苦了!在裡面待了幾年?”

“不多,整10年。”

“現在哪裡發財?”

“出來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沒有工作,在家門口擺了個小攤,賣點煙和啤酒,湊合著活吧!老兄你們應當不錯吧?”

“不錯個屁!我們‘百萬雄師’的許多老工人都下崗失業了,早知道如此,老子當年絕對不參加‘百萬雄師’。現在看來,當年你們對了,你們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著你們當造反派。”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逝者如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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