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曾讚嘆：「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網絡圖片）
一、深刻的烙印，特殊的關係
唐太宗的少年時代，佛教的影響已經廣泛地滲入到各階層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李氏這個大貴族家庭也不例外。隋大業二年（公元606年），九歲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親李淵曾親自到長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後，李淵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內供奉。這些在李世民的心靈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後來他始終念念不忘兒時的這段經歷，曾親自撰詩讚頌草堂寺祖師鳩摩羅什，表達對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
二、共法鼓而同宣，與梵音而俱遠
唐太宗俱足「信、願、行」，他繼位後，立即宣布廢止限制佛教發展的詔令，開始「度僧立寺，廣事弘持」，為佛教振興頗費心血。貞觀三年（公元629年），為報母恩，舍舊宅通義宮為尼寺，以後又陸續修建了不少佛寺。同年下令恢復隋朝設在大興善寺的譯場，命印度和尚波頗主持譯經，中國沙門十九人助譯。命大臣房玄齡、杜正倫、蕭累等監護勘定。
此外，太宗又在宮廷內外大興佛事，或為超度祖先和陳亡將士孤魂；或因風雨失時，命僧尼誦經行道。事後都要大量布施。並先後為皇后六宮授戒。貞觀六年（公元632年），太宗詔請華嚴宗初杜順進宮，下殿親迎，賜號「帝心」。宮廷上下對杜順禮敬如佛。
三、禮敬玄奘，相見恨晚
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初七日，玄奘大師由印度求法歸來，抵在長安。太宗與之「談敘時俗，從卯到酉（早上五時到晚七時）不覺時延」。玄奘條陳所需優給，甚至對大功臣尉遲敬德的愛子窺基，也應玄奘的請求，特賜其出家，跟隨玄奘學佛譯經。窺基由被迫出家到最終成為玄奘的得意門生，並和玄奘一起創立了唯識宗。
太宗以法師德業淵博，儀表絕倫，因此想請法師還俗來當宰相，被奘師婉拒。因此太宗皇帝對學佛出家更為景仰，讚嘆道：「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
太宗還延請全國高僧數人，徵集綴文、字學、證梵學者和筆受、書手以及一些大臣等，在玄奘所住弘福寺內建立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國立譯場，所譯之佛經「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又親撰佛教《大唐三藏聖教序》，稱頌佛教「微言廣被，拯含靈於三途；遺訓避宣，導群生於十地」。
以後太宗對佛教愈發護持情深。應玄奘之請，一次就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餘人。為長孫皇后新建慈恩寺，請高僧五十人入住，別造譯經院。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於安德門樓親執香爐臨送，儀式非常隆重，觀者數萬人。唐太宗直到臨終仍和玄奘談論佛法，問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蹟，深以「相見之晚，不得廣興佛事」為嘆。
四、佛教的興盛，帶來了國豐民安的「貞觀之治」
唐太宗對佛教的信仰和扶持政策，開創了中國佛教的興盛時期。貞觀年間，全國寺數已達三千七百十六所。「天下僧尼，數盈十萬。」佛經翻譯規模宏大，佛教宗派相繼創立。
佛教興盛之因，結出了「貞觀之治」之果。為官的信奉佛教、深信因果而勤於政治、廉潔奉公。對民眾輕搖薄賦，休養生息，客觀上安定了社會秩序，緩和國內外階級矛盾。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天下豐收，鬥米三錢，夜不閉戶，行旅不帶食糧，一年斷刑二十九人……全國處死刑的不過二十九人。朝野上下政治清明、民風淳樸、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八方來朝。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貞觀三年的十二月間，太宗皇帝又下詔，為指揮作戰的七處戰場遺址，建立七所佛寺，在他《行陣所立七寺詔》中說：「紀信捐生，丹青著於圖像，猶恐九泉之下，尚論鼎鑊，八維之間，永纏冰炭，所以樹立福田，濟其魂魄。」於是在他倡議已來，交兵作戰，死亡慘重的地方，為敵我雙方義士兇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剎，延招僧侶。讓那些死難的亡魂，聞到晨鐘暮鼓之聲，能夠變炎火於青蓮，易苦海為甘露。
正如《大乘無量壽經》所述：「佛所行處，國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怨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這正是佛門弟子理想中的人間淨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