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左」和右的勢力此消彼長，鬥爭激烈，社會也在偶爾的停滯中發展，總算也有成就。令人遺憾的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勢力卻在最後能戰勝胡耀邦，他們靠的是什麼？作為親歷者胡績偉總結出了保守派戰勝胡耀邦的六大法寶。本文節選自《爭鳴》2009年6月號，胡績偉口述，姚監復整理。
胡績偉舊照
(一)從我和鄧小平的三次交鋒談起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路線是自由民主的路線，一條是專制壟斷的路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實行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路線，追求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後者的代表人物是鄧太宗，他搞的是一個專制壟斷的社會。以前對鄧的評價就是集權專制或獨裁專制，我的看法卻稍有不同︰集權專制主要指政治上的專制，但鄧小平不僅在政治上專制，對整個政策，對政治、經濟、軍事、思想都是專制的，「壟斷」一詞比較全面。
作為這兩條路線鬥爭的親身經歷者，我以本人和鄧小平直接交鋒的三次經歷為例，簡要地說明「專制壟斷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
第一次交鋒，發生是1979年6月的五屆人大兩次會議期間。當時，我既是四川代表團成員，還是主席團成員，鄧小平則是主席團的領導小組成員。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我做了一個《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言，中心思想就是︰民主是一個國家制度，不是一種作風。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管理國家的權利，如選舉權、監督權和罷免權等。我還在發言中對汪東興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當時人民住房很緊張，可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汪東興卻嚴重違反黨紀國法，利用職權，在中南海內非法耗費國家大量資金，為自己和子女修建豪華住宅，建築面積達五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造價達一千二百八十六元，比人民大會堂和北京飯店的造價還要高出一倍以上。據估算，這個錢如果用來修居民樓，可以解決一千戶人家的住房問題。我提出，這種違法亂紀的行為，發生在我們主席團的成員中，應該予以罷免。這個發言得到了其他代表的擁護，可是鄧小平卻批評我：「這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名單，你還提意見？！」他還把這個發言印發到各個代表團，惹得大家議論紛紛。事實上，鄧小平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雖然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經過政治局批准，如果經過批准而不能討論，那就不要列在議事日程上去。既然列到議事日程上去，那就是要大家討論提出意見。我這麼說，他也不說什麼話，也就算了。其實，我這個發言不是代表我一個人，而是代表了三個人，還有我們人民日報的人大代表王若水、政協代表余煥春。「對汪東興實行罷免權」這個話，不僅我在四川代表團講，王若水也講，余煥春在政協也講。我講得很簡單，他們講得很具體，比如豪華住宅的防震牆玻璃是多少層、花多少錢等，結果影響很大。這樣一來，就引起中央的注意。以後的一個會上，汪東興就不能不做檢討，接著中央撤銷他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後來提出辭去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也獲得批准。汪東興的問題算得到了解決，說明我的發言是沒有錯的。
這是我和鄧小平的第一次交鋒。從這件事我看出︰第一，在鄧小平眼裡，人民代表大會僅僅是個橡皮圖章，不用討論，通過就行；第二，官官相護，維護貪污腐化；第三，鄧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在提出「兩個凡是」以後，汪東興是積極擁護，而且處處打壓反對「兩個凡是」意見的急先鋒，即使他犯了嚴重的貪污罪行，鄧還是保護他的。從這一點也看出鄧的政治立場。
第二次交鋒和一九八一年批判白樺的《苦戀》有關。當時的《人民日報》明確表示不參與批判，於是《解放軍報》就寫了一篇文章批，胡喬木還幾次催促我要《人民日報》轉載。我和幾位負責同志交換意見後一致認為，軍報這篇，還是使用文革時期大批判式的調子，扣上什麼「反社會主義」、「賣國主義」之類的政治帽子，很多文藝界的人士看了之後都很反感，所以《人民日報》不登。其實，《苦戀》這篇小說里無非說了這麼一句話︰「我愛祖國，可祖國不愛我。」後來胡喬木就向鄧小平告狀。鄧小平召集了當時的文聯主席周揚、中宣部副部長朱穆之、新華社社長曾濤，還有我，一共四個人，當面責問我為什麼不登。我說，那篇文章完全是一種文革時期「扣帽子、打棍子、無限上綱」的那一套，我們不轉載。周揚、朱穆之、曾濤也同意我的看法。我還說，儘管他這個話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到了沒有飯吃、只能去河裡抓魚、吃生魚的地步，在這種條件下說出「我愛祖國，可祖國不愛我」，也情有可原，只能說作家在寫作語言上考慮不夠周全。鄧小平就抓住這點說︰「既然有不夠的地方，咱們還是可以批判的，你們人民日報自己寫一篇。」周揚就出來承擔責任，說這是作家出的事，應由文聯負責寫一篇文章進行批評教育，然後交《人民日報》發表。這樣一來，鄧小平也不能不同意，但他最後又講了一段話，認為現在文藝界思想混亂，反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還很嚴重。他還以詩歌《將軍，你不能這樣》、話劇《於無聲處》等文藝作品為例，認為這些都是傷痕文學，「文革」都已經過去了，不應該再把這個話題拿出來。
這裡，鄧小平此時已經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他把傷痕文學歸罪於中央領導的軟弱渙散。那時的領導人主要是胡耀邦，這話的矛頭自然也是指向他的。從這裡可以看出，鄧小平是一個要搞思想統治、思想壟斷的人，而提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也是毛澤東的繼續。這說明從那時起，鄧小平已經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張，而且已經開始認定胡耀邦是支持自由化的，已經對耀邦定下了以後趕他下台的罪名。
第三次交鋒發生在一九八一年三月。當時胡耀邦組織《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規定了今後的方向應該是反「左」為主。這篇文章發表以後，鄧力群就叫他的秘書向中央告狀，說這篇文章只講反「左」，不講反右。於是鄧小平就說，這篇文章有很大的偏向性，應該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當場就頂他，我說，小平同志，你這個話也對，但不全面。毛澤東在《矛盾論》裡講過，任何時候都有主要矛盾，領導人應該抓主要矛盾，在反「左」反右的過程中，反「左」應該是主要矛盾。我還列舉了鄧小平、陳雲已經講過的主要講話，用子之矛攻子之盾。我這樣一說，他也沒辦法再說，只好承認。後來，鄧力群在會議後組織人起草會議紀要，用了很長的一段話引述鄧小平的「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講話，好像《人民日報》這篇社論還是錯了。鄧力群叫他的副主任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雖然這篇社論是胡耀邦組織的，但勸我應該把這個責任承擔下來，不應該把責任推到胡耀邦身上。這個話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意思就是讓我把這個責任推掉。我對他說，《人民日報》登的東西都由我來負責，如果是錯了，我當然要承擔責任，更不會推掉。況且這篇文章本身沒有錯。他們把紀要原稿給我們看，我們都不同意，這樣對胡耀邦的個人影響也不好。當時華國鋒還是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是秘書長，大家都在推胡耀邦當總書記。我說，你們在這個時候發這個紀要，會產生很不好的影響。這就把鄧力群揭露了。他後來也把這個通報壓下來。鄧力群之所以這樣做，實際上體現了鄧小平的意見，要反「左」也要反右。
這次會後，我發現鄧小平是一貫的「左」傾。「左」傾這個問題太複雜了！但是，簡單地說，就是如果跳過資產階級革命而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的，就是「左」，這已經成為一個共識。毛澤東的主要錯誤是「左」，不是右。在1972年，周恩來傳達林彪的錯誤就是「左」傾，江青他們就反對，王若水寫了一封信問毛澤東，林彪是「左」還是右，毛澤東最後說林彪是右，右得不能再右了。這說明「左」右之間的鬥爭歷史比較長久，直到今天，是反「左」為主還是反右為主，仍然是一個問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反右，鄧小平後來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是「擴大化」，胡耀邦悶頭著手平反冤案，結果發現百分之九十都是錯的，那你怎麼說是「擴大化」呢？！在寫「九評」的時候，寫作組的領導人是鄧小平，他的極左思想和毛澤東是一致的。那個時候《人民日報》發表了幾篇文章批極左，但也不敢直接批，而是批假右真「左」。
胡耀邦後來的罪狀就是「一手軟」，「一手硬」。「一手軟」指的就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活動的縱容。從1979年西單牆到1980年北京大學的選舉、1986年中國科技大學和上海的學潮，胡耀邦的罪名是在領導精神文明建設時「軟弱渙散」。（關於鄧一貫反右的問題，我有專門文章，這裡不多說。）
(二)兩條路線的鬥爭：是自由民主？還是專制壟斷？
胡耀邦和鄧小平代表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一條路線是自由民主的路線，一條是專制壟斷的路線。
這兩人之間長達十年的鬥爭，首先表現在思想言論自由方面。我用一個很形象的說法形容耀邦同志是一開始就插上了兩個「騰飛的翅膀」，自始至終都堅持思想理論研究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而鄧小平卻在意識形態方面搞專制壟斷，一開始請來了兩個老謀深算的狗頭軍師作為左右助手，專門打壓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胡耀邦批判「兩個凡是」，但鄧小平復出給中央的信卻講的是︰「我們世世代代都要以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裡面有好幾個「凡是」。鄧小平以後還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其實這就是四個「凡是」。我們就比較隱晦地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針對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提出是人民民主專政；針對堅持黨的領導，我們提出的是︰只有改善黨的領導，才能堅持黨的領導；針對堅持社會主義，我們提出有真社會主義和假社會主義；針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提出，毛澤東思想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這些亮出爭論的鮮明主題的文稿，都是胡耀邦推敲、審查、批准發表出來的，在當時影響非常大。
民主和專制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還表現在經濟政策上。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發起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中，胡耀邦強調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人民，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不能「以鋼為綱」，也要注意輕工業和服務業，不能忽視人民的生活。1981年四月，他發起了「人民群眾是主人翁」的討論，對「包產到戶」表示支持，一直到完全取消人民公社為止。在這些討論中，鄧小平的勢力卻多次出來阻撓，例如當時有個張浩事件，讓當時在安徽的萬里很被動。後來萬里調到北京分管農口，這才逐步把包產到戶推廣開來。胡耀邦支持搞承包，還提出要發展農林牧副漁，胡喬木就公開表示反對。他給廣東省委寫了一封信，說魚塘承包是搞資本主義，讓當時的省委書記任仲夷給頂住了，他寫了個調查報告給中央，說喬木這個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人民日報也發文章表示支持。這時，鄧力群又把馬克思搬出，說社會主義不能僱工，但事實上鄉鎮企業早已僱工。胡耀邦新官上任三把火，平反冤案、真理標準討論、支持包產到戶、廢除人民公社，功勞很大。
這裡須糾正一下，現在紀念改革開放，都在說搞特區是鄧小平的功勞，我認為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一九七七年冬，我去深圳，當時我站在分界線的山坡上，看見我們這邊是一片荒涼，而那邊的香港卻是一片繁榮。當時廣東的負責人是習仲勛，他提出應該學習香港。在當時有一個很大企業招商局的骨幹人物叫袁庚，主張在靠近深圳的地方開闢一個自由港口，也就是蛇口工業區。習仲勛讓我去那裡看一看。吳南生在一個帳篷里接待我，他把蛇口的規劃講給我聽。後來蛇口工業區慢慢發展成為深圳特區。特區這是習仲勛、任仲夷他們先搞的，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功勞。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壞的傳統︰就是一切的好事都是領袖乾的；一切好話都是領袖說的。雖然鄧小平主張特區發展經濟，但是規定這是經濟特區，不能搞政治特區。原來計劃是要把香港的經驗慢慢引進來，但僅限在經濟領域。後來深圳特區發展很快，胡喬木就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去看，回來得出一個結論︰特區除了國旗是紅的，其它都是白的。他對特區很反感。後來中央決定要擴大沿海五個特區的時候，胡喬木又出來反對。他寫了篇文章，叫《中國的租界是怎麼來的》。要知道，租界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但現在的特區是我們自己搞的，怎麼能相提並論？！後來海南變成了特區，有關部門又劃出一塊地方，讓資本主義國家到此投資，胡喬木就說這是賣國主義。胡喬木罵特區，其實是附和鄧太宗的意見，因為鄧是不許引進資本主義所有先進東西的，只是引進經濟領域中一些先進的東西。他把市場經濟叫做商品經濟，但市場經濟一直到今天還是政府干涉市場，市場還沒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國際上還不承認中國是個市場經濟的國家。
總的來說，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區別主要有兩點：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時進行；鄧小平是搞跛腳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讓八億農民先富起來，是富民政策（他在貴州的一個講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鄧實際上是先讓有權有勢的人先富起來，對一些私營企業先富起來卻受到了國營經濟為主的種種限制。所以那些「先富起來」出現了嚴重的暴富。現在全國上下貪污腐化日趨嚴重，已經形成權貴資產階級，是富官政策的結果。
在鄧小平看來，發展就是硬道理，只要經濟發展了，不用管其它。事實上，僅僅盯著生產總值的提高，這是不可取的，在貌似繁榮的下面，隱藏了許多矛盾，如兩極分化等。鄧小平認為，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了，其它都沒關係，並且用經濟發展來壓倒政治改革。他所謂的對外發展，重點是依靠國外，弊端也很多。
(三)保守勢力戰勝胡耀邦的六大法寶
在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左」和右的勢力此消彼長，鬥爭激烈，社會也在偶爾的停滯中發展，總算也有成就。令人遺憾的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勢力卻在最後能戰勝胡耀邦，他們靠的是什麼？我總結了他們的幾大法寶，分述如下︰
第一，靠老教條。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毛澤東思想，還有八十年代以後成為最大教條的四項基本原則，經常成為那些保守派用來打壓對手的「尚方寶劍」。
第二，靠老資格，什麼事情都是一個人說了算。鄧小平仗著自己在黨內的老資格，當共產黨這個家裡的最大的「婆婆」，專斷獨行。
第三，靠大批判。無論是批周揚，批王若水，批我的「人民性」，還是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無不扣以大帽子，用的儘是「文革」時期那一套政治手段。他們搞政治迫害，無法無天。比如在一九七九年的理論務虛會上，胡耀邦的發言是經過我們這些主席團成員通過的，但會議最後鄧小平作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連會議領導與組織者的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
第四，搞宮廷政變。1987年召開的「生活會」，胡喬木、鄧力群等一干人在鄧小平的授意下猛烈攻擊胡耀邦，要求其做檢討，把他逼下台。事前不知情的習仲勛當時就明確表示，這是不合乎程序的做法：「你們沒有權利討論總書記的去留！」
第五，搞陰謀詭計。1985年胡耀邦做了《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我們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但因為當時胡耀邦要出國，他就把各種意見統統交給了時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的秦川，要求秦川先進行修改，等他回來再討論發表。但胡喬木不經請示就把稿子先拿到《紅旗》雜誌發表，然後讓全國廣播，逼著《人民日報》也不得不登。這篇講話在海內外造成了很壞影響，一直保持開明形象的胡耀邦，也受到了很大影響。喬木這種搞法弄得耀邦有口難言。
第六，搞武裝力量。「文革」以後，鄧小平一直表示不擔當黨政主要領導職務，但軍委主席一職卻無論如何是要當的，因為只要掌握了軍權，就掌握了國家。1987年十三大通過決議，鄧小平任軍委主席。時任黨的總書記是趙紫陽，國家主席為楊尚昆，任軍委副主席。這樣，鄧小平居然凌駕在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上，後人恐怕是難以想像的。「六四」以後，曾有人指責是楊尚昆命令讓軍隊鎮壓人民，楊尚昆喊冤，「我有什麼權力調動軍隊啊！」鄧小平才是最後拍板採取武力對學生進行鎮壓的人。
「六四」以後，還搞了兩次大的政治運動，一是清查運動，二是黨員重新登記（也叫清黨運動）。當時有四個人，于光遠、李銳、杜潤生、李昌，胡喬木不讓他們保留原來的黨籍。最後陳雲表示不同意，這才把這四個人保了下來。這兩個運動整了一大批人，一大批被那些保守派視為眼中釘的同志。但究竟整了多少人，現在沒有人進行研究和統計。
(四)回到新民主主義道路上來
2008年，謝韜提出中國應該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人民日報》刊文表示反對。我左右尋思，感覺使用「新民主主義社會」一詞更為合適，雖然多少有些萬不得已。
自一九一二年滿清倒台以後，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話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在成立中國共黨的時候就已經講過。延安時期，特別是六屆六中全會時，毛澤東作了一個《論新階段》的大報告，還發表了一個《告全國人民》的公開信，在這裡毛也講得很清楚。毛澤東把它歸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段，需要實施幾十年。毛澤東認為，不能從資產階級社會直接跳到社會主義社會，這兩種性質不能混淆，之間存在著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毛澤東還說過，從中央到地方，都須經過人民選舉，後來他還說，我這個新民主主義就是三民主義，就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經過了抗戰和解放戰爭以後，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當時憲法和人民政協的綱領上都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三年以後，隨著三大改造的結束，毛澤東的想法發生了變化，稱中國馬上要進入社會主義，並且認為劉少奇所堅持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反動的。之後，他提出的「資本主義當權派」等等，都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毛澤東想當世界革命的領袖！所以他在「文革」前就已經發動了所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兩條路線的鬥爭。他認為蘇聯已經是修正主義，中國要搞一個最純正的社會主義。毛澤東很快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提出要搶先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也造成了後來「文革」十年的浩劫。
我考慮過民主社會主義的提法，為什麼他們不贊同？恐怕有這麼幾個原因︰第一，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搞和平鬥爭，不搞武裝鬥爭，軍隊為國家所有，政黨不能擁有軍隊；第二，搞多黨制和議會鬥爭，就不能搞一黨專政；第三，搞混合經濟；第四，不搞思想壟斷。民主社會主義這些東西，共黨都接受不了。所以，我考慮提新民主主義比較容易被接受，第一，要在黨的領導下；第二，軍隊不變；第三，經濟上維持公有制為主；第四，在共黨領導下，逐步地發展思想言論自由。我認為，在「胡趙新政」的十二年裡，是共產黨執政以來最好的十二年。我認為，在一個黨的領導下還是可以搞一定的民主。比如在台灣蔣經國時期的國民黨，比如戈巴契夫時期的蘇聯，都是先例。但是現在的中國，要出現象蔣經國、戈巴契夫這樣的人很難。鄧太宗去世以後，只能指望領導集團里產生比較先進的人物或派別，然後由他們去推動改革。我不主張「體制內」、「體制外」的說法，體制外不一定都講民主，體制內不一定就是假民主。我不認為「胡趙新政」十二年是假民主。胡耀邦提出理論研究自由、思想自由，提出從黨內民主推向社會民主。趙紫陽在民主方面比胡耀邦還強調民主，又有很大的發展。可惜「胡趙新政」僅僅十二年就被鄧小平扼殺了。可以設想，如果按照胡趙的本意，如果能夠堅持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長時間，「胡趙新政」會發展出更好的情況，就會出現更新的景象。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只有為這個歷史階段搞幾十年，甚至更長更多的時間，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在我看來，胡耀邦、趙紫陽的「十年新政」，是重新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十年，是成功的十年。胡耀邦沒有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但當時于光遠寫過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一個提綱，據光遠同志對我說，後來胡耀邦給他打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表示同意。「胡趙新政」之所以是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十年，是由於胡、趙堅持共黨領導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胡趙新政」中，能夠平反冤案、反對「兩個凡是」和推行「包產到戶」的農村改革和經濟改革，是由於徹底否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否定了中國當前處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也就否定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樣，就重新承認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的現實意義，新民主主義社會是獨立的社會形態，將長期在中國存在。從1937年到1953年，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解放區和建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實踐還是成功的。關於這一方面，我曾有專文來說明，這裡就不多說了。從1953至1976年毛澤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急於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是已經形成的歷史事實。
當然，關於「胡趙新政」中胡耀邦存在的若干缺點和不足之處，這不只是受到短短十年的限制，還受到很多來自鄧小平等一股頑固保守勢力的重重阻撓。要根據當時當地的特殊條件來評價，所以，我以為不要苛責古人。現在重提重建新民主主義，也不能照搬延安時期、建國時期和胡趙時期的一套辦法，也要按新的歷史條件有新的發展。有一條應該肯定，應該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應是社會主義革命。雖然反帝的任務現在沒有了，但反霸權主義、反恐怖的任務還有；以前反官僚資本主義，現在應該反權貴資本。中國長期處在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
對於整個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立，我已經在我的著作《胡績偉自述》第四卷中有所論述。在我的有關「胡趙新政」一系列的論述中，也已經有特別的闡明，這裡也不多說了。
2009年是特殊的一年：胡耀邦去世二十周年，「六四」二十周年，建國六十周年，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在此我建議，先從為胡耀邦、趙紫陽平反開始，以後逐漸平反「六四」，通過提高憲法地位，保障人權，推進中國社會的改革。如果說，當年胡耀邦推進社會改革首先是從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的話，那麼今後要從糾正鄧小平時期的一系列錯誤開始。鄧小平在世時搞出了許多新的冤假錯案，現在的黨政領導的首腦應該對此做出一個交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