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是不服從行政管理的，被污染的空氣仍然可以反撲回來。因此，想通過外遷企業解決污染問題，效果相當有限。有誰聽說過貧困地區、貧困地帶能夠發展出低污染、低耗能的高科技產業？
史上罕見的霧霾剛剛平息，中國北方新一輪霧霾已經飄蕩於北方大地。
中國北方的霧霾，表面上看，主要是以河北為代表的環京津地區高耗能、高污染產業過度聚集所導致的。但我們要反過來問：環京津地區為什麼聚集了這麼多「兩高」企業？為什麼它們很難實施產業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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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經濟學家王福重在廣東衛視的一番言論，引起軒然大波。
王福重稱，工業生產是霧霾的第一大來源，河北正在工業化前期，如果想讓北京消滅霧霾，河北省的工業生產就要停頓。「北京倒霉就倒霉在生活在窮人中間」。
此番言論引起部分河北籍人士的不滿，王福重一度成為「河北公敵」。
經濟學家王福重在廣東衛視的一檔節目中發言
拋開涉嫌歧視窮人不談，王福重實際上道出了一個事實：河北省為了經濟發展，是能夠容忍「兩高」企業在本地發展的。
這裡有數據為證：
自2011年11月實施「百家央企進河北」戰略以來的3年多時間裡，河北省推進實施的589項央企合作項目，累計到位資金已經超過4000億元。
截至2012年底，河北省有冶煉能力的鋼企148家，粗鋼產能2.86億噸，除鋼鐵外，電力、熱力、石油加工、煉焦、化學原料等行業占到了工業總產值的50%，煤炭約占河北能源消耗總量的90%，遠高於全國的近70%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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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最好把它理解為經濟發展，是30多年來每個地方的第一要務。而一個地方以什麼樣的方式發展經濟，形成何種產業形態，與該地的資源稟賦密切相關。
河北為代表的環京津地區有這麼多「兩高」企業，與該地區人才、科研院所和資金稀缺有關，而這些正好是產業升級不可或缺的東西。因為當任何地方的政府談論產業轉型升級時，人才和資金來源，都是被當作當地優勢，反覆提及。
作為河北省的211大學河北工業大學卻位於天津轄區
仍以河北為例，該省人口7300多萬，但211高校河北工業大學位於天津轄區，華北電力大學校本部遷到了北京，保定的華北電力變成了一個校區。河北的「211」高校尷尬如此。網上流傳著2014年、2015年河北省高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申請數量，多名業內網友稱，全省相加，比不上一所好大學。
在高層次領軍人才方面，全國2000多位「兩院」院士，北京市一個城市就占了1/3左右，而河北省現有「兩院」院士不足10人，遠不如北京，也少於天津的36人。
環京津地區的資本也會流向京津。石家莊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韓勁認為，受首都地區高利潤率吸引，環首都地區原本不充裕的資金通過銀行存貸差、橫向投資和股票交易等多種形式，流向北京。
儘管抽空了人才、資金，但民眾的發展需求和官員的GDP考核指標，使地區內積聚大量其他地區不要的高耗能、高污染企業是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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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京津地區水資源少得可憐，也必須犧牲自己保京津。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稱，河北與京津，同屬海河流域的「難兄難弟」。三兄弟面臨同樣的缺水困局，且有著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漏斗群，河北卻要供應北京81%的水，天津93%的水。
官廳水庫
官廳水庫匯水面積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境內，原本是由河北省和北京市共同修建，水源由京冀共享。但20世紀80年代開始，北京用水吃緊，河北幾乎無償放棄了每年9億立方米的用水權，當地的水庫漁業和旅遊業也被禁止。自2006年開始，官廳水庫上游承德、張家口地區18.3萬畝水稻改種玉米等低耗水作物（即「稻改旱」）。
本來嚴重缺水的環京津地區，還需要大量外調保證京津地區用水，使問題雪上加霜。而眾所周知，農地的過於乾旱，一經風吹，土壤中的微小顆粒也會大規模擴散到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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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曾形象地表示，河北的「企業做大一點就搬到北京去，做得好一點就搬到天津去，河北處在包圍著北京、天津的地理環境，所以優秀的人才，包括各種資源都被大城市像一個吸盤一樣吸走」。
「北京有一個政策，就是戶口政策，什麼樣的企業要設籍到北京，我能給你幾十個、幾百個北京戶口，就這一條吸引力就不得了。」
吸走河北為首的環京津地區人才、資金和水資源之後，首先形成了著名的「環京津貧困帶」。
「環京津貧困帶」是什麼概念？
多年來，由於受京城理應樣樣第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傳統觀念影響，在首都功能的認識上，一味追求「大而全」，過分強調北京既應該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時也必須是全國的經濟中心和工業中心，此外，它還是全國的經濟管理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旅遊中心。其多種功能的集聚程度之高和流動人口之多，舉世罕見。
直到1980年，中央才首次確定北京的主要功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但路徑依賴已經形成。
多重定位的北京
單從市場的自由競爭角度來說，以北京為中心，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改善，使貿易自由度和經濟開放度提高，加速了商品交換和生產要素的流通，加之京津兩地擁有向四面八方輻射的交通網絡，使京津更容易產生區域經濟的極化效應。
迅速增長的推進型產業吸引和拉動其他經濟活動不斷趨向京津這個增長極，這一過程產生集聚效應，通過規模經濟，強化增長極的吸引力，加速增長極的發展速度，從而導致增長極外圍愈加貧困。
在極化效應中，另一種稱之為擴散效應的經濟現象在理論上應該同步發生，即增長極的推動力通過一系列聯動機制，不斷向周圍發散，將增長極的區域創新和資本外溢傳導至外圍，從而帶動周邊經濟的發展，最終實現區域經濟平衡發展。
《中國連片特困區發展報告（2014~2015）》
但目前，我們更多看到的是北京和天津的聚集效應在發揮作用，並未發現大規模的擴散效應。2015年，在吉首大學發布的《中國連片特困區發展報告（2014~2015）》顯示，「環京津貧困帶」跨河北、山西、內蒙古三省區，貧困人口超過千萬。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長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廣深，都沒有出現所謂「環上海貧困帶」或「環廣深貧困帶」，而是大小城市基本協同發展，這是為什麼？
結合霧霾成因，有理由問：有誰聽說過貧困地區、貧困地帶能夠發展出低污染、低耗能的高科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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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類似環京津地區與首都的環境與經濟關係，普遍存在，只不過這裡表現更為極端而已。
1992年以來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其基礎性作用」的原則，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進一步提高市場的作用，表述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但很多時候，原則性文件乃至法律所表達的是一種願景和價值觀，而未必能立刻解決當下的問題。在很多情況下，行政權力在資源配置中，仍然發揮很大作用。
從古至今，中國從首都到各省、府或（地級）市、縣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基本都是在行政權力範圍內資源最富集的城市。造成這一格局的原因很多，比如這個城市本身就是交通要道、軍事要地、賦稅重地，或者空間位置比較居中。但通過行政權力使資源更為富集，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作為首都的北京集中了大量的資源，引來了大量的人口
首都、首府所在地本身，的確需要通過必要的行政手段，使一些資源富集起來。比如建立一個新首都，就很需要為中央各部門蓋房子，城市規劃需要考慮在舉辦各種儀式時，體現一國的氣象，等等。
但這種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優先權很可能得不到有效約束，被過度使用，從而形成「京城利益集團」或「首府利益集團」。
在「京城利益集團」或「首府利益集團」助推之下，財政資源首先被過度用於首都或首府的城市基礎設施、文教衛生機構等等。與此相應，人才和資金被強力吸引，源源不斷而來。其結果就是進一步助推「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現象。
由於資源的富集，反過來又提高了資源的使用效率，使之具有言之鑿鑿的正當性。而具體到霧霾的議題，首都、首府還能率先嗅出產業變革的味道，把不受歡迎的高耗能高污染產業趕走，並收穫美譽。
首都是這麼想的，省府、地府和縣府也是這麼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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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問題，比較理想的辦法是政治和經濟中心分離，但在現有行政權力格局之下，事實上很難辦到。
以北京為例，雖然大量的生產性功能已經外遷，包括國企在內，企業總部還是非常喜歡設在北京，北京仍然是當仁不讓的中國金融中心。以前是大腦軀幹四肢健全，現在軀幹和四肢分割到河北等省區去了。
但空氣是不服從行政管理的，被污染的空氣仍然可以反撲回來。因此，想通過外遷企業解決污染問題，效果相當有限。
其他省市的問題，與此類似。
「京城利益集團」或「首府利益集團」和行政權力的合謀，在工業化後半段，可以局部營造出污染降低的假象，不過一旦氣象條件稍微惡劣，污染問題就會卷土而來。
受霧霾困擾的北京
打破這種合謀，首都必須先有表率，比如首都功能進一步拆解和外遷，在必要情況下，遷都也是一個選項。
像北京這樣的城市，事實上已經處在半乾旱地帶，維護目前的首都功能，首先是河北，然後是周邊數省區，為其輸送資源已經被搞得不堪重負，所付出的民生成本、環境壓力，是否值得，是可以進一步測算的。
歷史地看，北京作為首都，是前現代時期，連接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紐帶，今天兩種文明的分野還在，但已經相當模糊，固守這種不復存在的紐帶功能，弊大於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