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黨一直讓黨員與民眾相信，1921年7月1日，中共12名代表(後證實為13人)在上海舉行一大，締造了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後來人們才知道：中共一大，根本不是7月1日舉行的;與會者也不是13人，至少還有兩名外國人——這兩名外國人，才真正是這次會議的發起者和主持者，尤其是其中的尼科爾斯基，一名蘇俄特務。
自稱的開會日期有誤，倒無關宏旨。但黨由誰建，這事不小。
去年我曾寫過一篇博客文章，介紹過中共實際上是蘇俄特務創建這一問題。
在中共官方認可的《建黨偉業》影片中，出現過中共一大上這兩位外國人，他們就是來中國創立中共的欽差大臣：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其中馬林是共產國際正式代表，荷蘭人，由列寧推薦來華;而尼科爾斯基(一譯尼克爾斯基)是中共一大會議的具體發起建議者，很長時間都查不到其真實身份。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認為尼克爾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而張國燾則認為尼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很長時間，蘇俄歷史學家對尼克爾斯基也說不清道不明。直到近年，俄羅斯和蒙古學者終於查到尼氏檔案，搞清楚了他的身份。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長倪興祥和該館研究室主任徐雲根兩人合寫的文章《近十年中共一大研究述評》中透露：尼克爾斯基是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到中國去的，「真實身份是一名蘇俄情報人員」。
我寫了那篇博文之後不久，中共官方人民日報社旗下的《環球時報》，2011年8月25日王昕波、徐元宮的文章《揭秘參加中共一大的兩名外國人的真實身份》，也再次證實這一點：
相當長時間裡無論是中國還是蘇聯都找不到有關他(尼克爾斯基)的確切而翔實的身份資料，1987年中共方面還懇請蘇共幫助尋找他的生平履歷和照片。2006年，俄學者А.И.卡爾圖諾娃在俄聯邦安全局中央檔案館的幫助下終於弄清了尼克爾斯基的真實身份：他是蘇俄紅軍的一名情報人員，「1921—1923年在遠東共和國革命人民軍情報部服役，然後在第5集團軍參謀部下屬的情報部服役」。
文章還說，實際上，馬林是在協助尼克爾斯基開展工作，「馬林寫於1922年7月11日的報告就證實了這一點：『我和尼克爾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間，我僅局限於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不獨自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這表明尼克爾斯基其實根本不是中共人士眼中的『助手』角色，也恰恰證明尼克爾斯基是一名隱蔽性極強的出色情報人員。」
中共有龐大的黨史研究機構、龐大的黨史研究隊伍、龐大的黨史經費預算。以前我曾經以為，中共謊言雖多，但是「硬事實」(例如毛澤東的生卒年月、某次會議的起止日期，某次會議當選名單，之類)總是基本可靠吧?但昨天電話採訪《周恩來與林彪》一書的作者司馬清揚，他告訴我，就在《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這類應該是「硬事實」羅列的工具書、資料書中，都有不少並非事實。他舉了一個例子：
毛澤東「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這句話，官方書上說是1976年6月15日講的，但據司馬清揚考證，實際上是1976年元月15日講的。而6月15日，毛澤東身體已經衰弱到無法說出連貫成文的整句了。為何將說出這句話的時間推後整整五個月?奧秘就在……哦，這裡我不能提前「泄密」，還是賣個關子吧。
我的開場白的彎子繞得太遠。其實，引發我在中共自稱的「91歲生日」寫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讀到關於烈士陳然《我的「自白書」》真相的披露。
我讀初中時，主題少先隊會或者全班、全校的聯歡會，常常聽到朗誦這首烈士的詩：
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
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麼自白，
哪怕胸口對著帶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麼?
死亡也無法叫我開口!
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
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
這就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
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
今天我才知道，這首收入《革命烈士詩抄》的詩，居然並不是烈士寫的!
一位原重慶市文聯的離休老幹部楊世元，口述了一部《文革風暴中的重慶市文聯》，全文5萬多字，載於網刊《昨天》第6期。文中的一個重點，是講述《紅岩》作者之一羅廣斌和另外兩個作者寫作、修改《紅岩》，尤其是羅在「文革」中造反乃至最後不明不白自殺的經過。其中的一個小插曲，是講到這首「革命烈士詩歌」。
原文較長，又分散在各處，我就用我的語言來複述一下：
羅廣斌是羅廣文的同父異母兄弟。羅廣文是國民黨陳誠系的將領，解放戰爭時是在四川練兵的第七編練司令部司令，十五兵團司令。他家也是大地主。但羅廣斌並非膏粱紈絝，他讀中學時就為戀愛自由問題在家中造反。他的同鄉、近鄰馬識途(兩家的父輩是好友)當時在西南聯大讀書，就把他帶到了雲南讀中學，結識了齊亮等共產黨人，參加黨的青年外圍組織和學生運動。以後到了重慶，在西南學院入黨，並受川東黨組織派遣，去秀山以教書為職業掩護，開闢黨的工作據點。
1948年春，重慶出了「劉冉叛變」事件，恰逢馬識途在重慶遇上了羅廣斌，認為川東危險，就把他帶回成都。但這並沒有使他逃脫被捕的厄運。特務頭子徐遠舉找羅廣文談話，說羅廣斌是共黨。羅廣文說：「我兄弟調皮得很，你可以把他找來管教管教。」於是，羅廣斌就被抓到重慶坐牢來了。先關在渣滓洞，後來移到了白公館。
由於特殊身份，他被捕後沒有受刑，但由於對獄卒桀驁，在渣滓洞曾戴過腳鐐。即使遭到這樣的懲戒，仍不妨礙他戴著腳鐐在放風垻里跳踢踏舞。
最為值得稱道的，還有羅廣斌的《我的自白書》。
羅廣斌轉囚白公館期間，他父親羅宇涵由成都來看他，已與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談好，可以辦手續(寫自白書)出獄。羅廣斌由白公館提到城內二處呆了三天，羅父與他會見時，徐遠舉也在座。羅廣斌否認是共產黨。於是徐遠舉就把出賣他的冉益智招來對證，冉說羅的入黨申請書他看過，是綠色稿紙寫的，有幾頁，寫了什麼內容。羅廣斌一聽，冉益智把他和另一地下黨員羅永曄搞混了，就將錯就錯地和冉益智作絞纏，說冉所談的事他不在現場，可以什麼什麼作證，進而否認他入過黨，當然也不肯履行「寫自白書」這一手續。他不寫，徐遠舉就不放。這麼繞了三天之後，他對父親哭了一場，要了些錢，為獄友購買藥品等物，又被押回白公館了。回牢房後，他就寫了詩歌《我的自白書》記其事。不知是否在牢房中就形成了文字，反正1950年3月在大同路舉辦「重慶市各界追悼楊虎城將軍暨被難烈士」展覽時，他的詩稿是作為革命志士進行獄中鬥爭的展品公開陳列了的，報紙上也有報導。
《我的自白書》後來竟在重慶成了件聚訟不己的「掉包案」。起始是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人向團市委請了創作假，準備將獄中鬥爭寫成長篇小說——《禁錮的世界》。大約對文學創作的自信心不足，楊益言就把他哥哥楊本泉約去幫著出主意、提意見。楊本泉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中學時與劉德彬同學，還一起搞過文學社團。西南人民藝術劇院的編劇胡元是他們的文友，去看他們時正碰上他們寫到這個《自白書》：一是他們將羅廣斌拒不寫自白書的情節，改移到了陳然身上;二是對羅的原詩作了幾句改潤。羅廣斌說：陳然烈士在獄中確實是想寫首詩的，題目是《沒有了我》，詩意是「我雖是死了，可是中國人的革命事業卻得以永生」，所改的幾句，也就是本著烈士遺願來的。楊本泉參予了潤色。
把事情搞複雜了的是楊益言。
1958年，羅廣斌與劉德彬都下放到長壽湖農場去了，中國青年出版社來重慶約稿，找到了留守在城的楊益言，除小說創作外，也為《紅旗飄飄》邀約記述獄中鬥爭的革命回憶錄。楊益言確實在渣滓洞關過，也寫過他的回憶錄《我從集中營出來》，就以羅、劉、楊三人給群眾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講稿為本，綜合已經在寫作中的小說稿中一些內容，寫了獄中鬥爭故事，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為題交去，在《紅旗飄飄》上刊發了。正是經過這一編撰，將《我的「自白書」》改變成陳然故事。說他「在獄中受盡各種酷刑，但始終堅貞不屈。特務逼迫他寫自白書，他嚴詞拒絕，並在激怒中作了這首詩。」流布後造成影響。
作俑者本有糾正的機會。因為原來編《囚歌——獄中詩鈔》的人如林彥等，全都知道詩本事，陳然的哥哥、妹妹也都向他們寫信，說感到突兀。市文聯領導也向他們委婉示意，認為這樣作，動機也許是好的，但政治上卻不嚴肅。但楊益言(也包括默認了既成事實的羅與劉)卻含混其詞，不予澄清。以至這首詩被編入《革命烈士詩抄》，進而收入了語文教科書。到了「文革」之後，楊益言及其兄居然認為是該他們收「紅利」的時候了。要為《我的「自白書」》正名，說是楊本泉寫的。這就不僅只是政治上的不嚴肅了!
不僅詩作造假，《紅岩》作者究系何人，也產生智慧財產權糾紛。國民黨在撤走之前屠殺，羅廣斌從白公館脫險，劉德彬從渣滓洞死裡逃生——他越獄時是帶了傷的。解放軍接管重慶後軍管會成立，在市委管組織的是原川東地下黨的肖澤寬、雷雨田等人，非常信任這兩位脫險者，他們到大屠殺現場去認屍收殮，確認哪些人是共產黨員，根據其革命經歷和獄中表現為烈士寫小傳、評級別，以後參加辦展覽，辦紀念特刊，接待安排脫險者，協助鎮反……
在這些活動中，1949年春就出獄的楊益言處於邊緣地位，是與羅、劉這些地下黨員和大屠殺見證人無法相比的。他是劉德彬引薦入團市委工作，並介紹入黨，以後才跟著羅、劉參加了宣傳共產黨人鬥爭事跡的宣講小組和寫作小組，進而也就有了以三人共同署名的《聖潔的血花》、《禁錮的世界》、《在烈火中永生》等作品。他們合作的長篇小說由中國青年出版社約稿，初稿完成後，以《禁錮的世界》為書名，由羅廣斌、楊益言上京，在責任編輯張羽等人的鼎助下完稿。劉德彬沒能上京定稿，是因為他擔任重慶市教育工會主席期間主持過鳴放，被定為「中右」，也牽累著未能在《紅岩》出書時署名，《紅岩》的作者，便只署了羅廣斌、楊益言。
《紅岩》是「黨史小說」，對寫作者的經歷和黨史資料的依傍性很大。劉德彬是三十年代的黨員，解放戰爭中，他是重慶地下黨和下川東黨組織的聯絡人，深入基層，策動反蔣武裝鬥爭。他是因叛徒出賣，和江姐一道被捕，並一道解押進渣滓洞監獄的。小說寫作中，有關江姐和農村武裝鬥爭部分，基本上是劉德彬提供素材並執筆寫的。即使有反右的負面影響存在，無論是團委和文聯都把他們三人當作一個創作集體看待。1962年他們三人就是以這個集體的名義一同調入文聯的。《紅岩》出版後的稿費他們是三人平分，用稿費置裝，買家俱，都是同等的三套。後來宣傳部和文聯黨組過問其事，也是以三人的名義交了開支帳，還作了檢查，餘款也以三人名義共同交了黨費。
「四人幫」就擒後，在糾正冤假錯案中，劉德彬1957年劃的「中右」得到糾正。由此而造成的不公正，顯然也應該糾正，使劉德彬能恢復在《紅岩》的署名。知道原委的周揚、沙汀、馬識途等人，都仗義執言，認為劉德彬是受屈多年的《紅岩》隱名作者。不幸「文革」對一個人的道德倫理底線摧殘得如此之深，楊益言公然否定劉德彬參加了《紅岩》寫作，否認《禁錮的世界》是《紅岩》的初稿，否認他們平分了稿費並以三人名義將餘款交了黨費。進而鬧到了打官司。我寫了《大樹不是從腰部長起的》，歷數原委，因當時的一位市委領導人以不要擴大事態為詞壓住，未獲發表。但我的文章是在法庭上作為證詞宣讀，自問經得住證據的複查，也經得住法律與歷史的檢驗。
讀完上面這段故事，我真想問一句：黨多年來教育我們、灌輸給我們的各種歷史知識中，究竟有沒有、有多少不是假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