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親人、親情為要脅，是中共秘密警察逼迫異議人士就範常用的一招，也是非常卑鄙陰毒的一招。高律師在女兒上高中問題上的遭遇就是個例子。
2008年那會，中共打起了逼迫高律師與其合作，結成所謂「利益共同體」的算盤。北京秘密警察頭子於泓源曾多次向高律師提及，如果他完全依循他的設計，他的官會越做越大，到時他們會擁有很多資源，「我們合作吧」。
那段時間，攔在高律師面前最現實的問題即是女兒上高中的問題，周永康及其打手們將之視為終於可以迫他俯伏在地的軟肋。他們曾公開在高律師跟前調侃道：「老高有著他不同階段的『七寸』，過去是老太太（指我母親），現在是倆孩子。」
「我們不可能永遠懸而不決。」於泓源有一次在和高律師談話中肅然以道。
「我這裡從來不存在懸而不決的問題，懸只在你們那裡。只要我一家還能有基本的生活空間，孩子們也還能正常地去上學，我是一個胸無大志的人，我願意為他們苟活著。你若非要改變現狀，而朝著你期望的方向的改變是沒有零以外的概率的。我清楚你在想什麼。」高律師也介面肅然道。
然而，高律師的決絕並沒有使對方死心。為了最終達到讓高律師與自己合作的目地，當局拋出了三大「誘餌」：一是要把高律師大哥家的一個兒子安排在公安系統；二是給高家批一個煤礦（那時段高律師的表弟想在北京活動批受煤礦開發，引起了給批個煤礦之說）；三是孩子在北京上最好的學校，將來工作安排全由政府操辦，可立即把全家戶口轉至北京（於泓源曾不止一次說過「這是咱系統能辦得了的小事」）。但前提是高律師必須「填個表改變身份」。秘密警察孫荻在跟高律師提這個要求時往往會接著再加一句——「願做官的話，警銜遠在我和老於之上」。說完，他便死死的盯著高律師的眼睛。
誰知高律師依然不為所動。他提醒對方：「共產黨政權在過去六十多年裡，作為一個龐大而現實的存在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組成他龐大系統的無疑都是中國人。作為個體，我不認為人人都無恥，個個都不光彩，但那裡面絕不能有我，至少已經成了今天的我。」
在孩子上學的問題上，高律師多次跟當局強調：如果你們不從中作梗，我有條件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可秘密警察卻蠻橫的告訴他，「絕不」允許他自己解決，只能由政府來解決。說要將他的問題打包解決，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們會下檔專門解決，給倆孩子安排最好的學校。他們多次來講：「老高，政府的正式檔都準備好了，你們附近的最好中學是十七中學，只要你一句話，不光他們的上學，今後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說白了，還是逼高律師入伙，成為「利益共同體」。
由於高律師始終拒絕「入伙」要求，女兒在北京上學的問題因為秘密警察的阻擾一直得不到解決，即便他想盡了各種辦法，包括讓女兒去北京以外的地方上學，結果仍是一籌莫展。試想，有秘密警察從中作梗，這個問題怎麼可能解決呢。
到外地尋夢的期望破滅後，孫荻給高律師打來電話，說：「不要去外地折騰了，沒有用的，回來吧，還是我們幫你解決吧，而且是一定能夠解決的。」
就在這個萬分危急的時候，幸得法輪功學員的無私幫助，高律師夫人耿和與兩個孩子成功逃離中國抵達了美國。事情被秘密警察發現後，他們暴跳如雷，再次綁架了高律師。
接下來，兩個孩子再次成了當局要脅威脅高律師的砝碼。
一位秘密警察對他說，別以為逃出去就萬事大吉了，「你也太小瞧共產黨了。你不管逃到哪裡，我們照樣能找你事，說明了，沒有我們的拳頭構不到的地方。在國內，你們在我們手心上；在美國，她們同樣在我們的手心上。你那倆孩子在國內，我們的手段只是小打小鬧，說白了也就只是噁心噁心你們；你別以為到了美國就安全了，老高我明確地提醒你，你的兩個孩子在美國能不能安全的事，我們很快就會讓你知道我們的手段。我可以再給你明確一步，這倆孩子在國內，我們是不會要他們的命的，到了美國，我們不排除進一步的考慮。」這個秘密警察滔滔不絕說了半天，其中心內容無非就是他們要傷害高律師的兩個孩子，且實現起來易如翻手，而避免這禍事的唯一途徑就是高律師「成為我們或成為我們的朋友」。
在談話過程中，高律師至始至終不復一言。對方問：「怎麼不說話呀？連兒女都不在乎，就是你們這種人的德性。連兒女都不管的人就不配做人。」在他一再催促下，高律師只好回答他：「你們要施行傷害我倆孩子的壯舉，我的表態並不是必經程序，聽你的口氣是易如翻手，也就是說你們不大會需要技術支援。我的確本不打算跟你說什麼，不是因為我有多高大，實在是因為你太卑下。其實，你給我喋喋不休講了半天，如果我的倆孩子活在這世間，與你們政權的美好有礙，除掉他們就是了；而把除掉孩子的事非要事先說與他們的父親，不管有多高尚的裹飾，究竟還是脫離不了卑鄙一途。」
高律師的話可能使他很驚異，他竟一臉詫愕地盯著他，足有三分鐘。
秘密警察的邏輯真是匪夷所思，明明是他們毫無人性可言，在拿孩子要脅威脅高律師，卻說高律師不肯屈服就範是「連兒女都不管」，「不配做人」。要說不配做人，還有誰比卑鄙陰毒外加下流無賴如此的他們「不配做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