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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對自己謊言聲明的兩種解釋哪一個是真相

—「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聲明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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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28年的消息

2017年7月13日,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零八憲章》發起人之一、正在服刑的劉曉波先生在中共當局嚴密監控之下病逝。他的突然離世在世界各地引起強烈關注,人們在紀念這位和平主義者的同時對中共發出嚴厲的譴責。

一天之後,《世界日報》刊登一篇署名「曾慧燕」的文章,標題是「「央視認罪」真相曝光劉曉波⽗跪求」。文章轉述劉曉波的話,說那次在中央電視台做違心見證是因為當局強迫他父親遊說他就範,「平日我可以和父親論辯至反目,可是當父親在那種地方雙膝向我跪下時,我他媽的徹底崩潰了!」該文的消息提供者徐文立引用劉曉波對他說的原話:「我從來沒有對誰講過這一幕,今天就想對你說,······」。徐文立為海外民運人士,曾推薦劉曉波角逐諾貝爾和平獎。曾慧燕的文章一經刊出,迅速被不下十家華文媒體轉載。到目前為止,該文披露的消息尚未遭到質疑與反駁。

曾慧燕文章所說的「央視認罪」事件是指劉曉波因參與天安門廣場絕食被當局指為幕後黑手並於1989年6月6日被捕,當年9月在中央電視台發表聲明(下稱「央視聲明」)宣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劉曉波於1991年1月因有「悔罪」「立功」表現而被免於刑事處罰。)央視聲明一經播出,劉曉波立刻受到來自中國海內外民主陣營的一致批評,不是因為他的「悔罪」,而是他的「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之說,他被指責「為中共掩蓋屠殺事實」。央視聲明事件對劉曉波的衝擊在曾慧燕的文章中有所表述:「之後,劉曉波⼀次次地反省、檢討,訴諸文字和⼀次⼜⼀次的行動,才逐漸贏回昔⽇同志的寬恕和諒解。」

事實也的確如此,劉曉波至少兩次在正式場合解釋當年央視聲明背後的動因:一次是在一個時間與出處均不明確的訪談錄影中用了5分鐘的時間講述當時為什麼作央視聲明,另一次是在他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992年9月,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一書中詳細描述了當年他在決定作央視聲明之前所經歷的的外部壓力和內心掙扎。上述兩次解釋在邏輯和內容上都相當一致(見以下引文),並被此後許多提及此事的文章引用。

但是曾慧燕文章中所引述的解釋卻與此前劉曉波自己公布的口頭與書面解釋大相逕庭。不僅如此,曾慧燕文章中所引述的解釋是自劉曉波1989年央視聲明28年以來的首次面世,並且是在劉曉波離世後才被披露。

至此,關於劉曉波當年央視聲明背後的動因,現在有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一段原本已隨劉曉波的11年監禁重刑、諾貝爾獎榮耀和英年早逝噩耗而被各方擱置一旁的歷史事件又重新浮現出來。

那麼上述兩種解釋之中哪種敘述更接近事實?真相究竟是什麼?

從曾慧燕文章的引述來看,劉曉波因為「父親在那種地方(監獄或看守所)雙膝向我(劉曉波)跪下」而感到「徹底崩潰了」,繼而在半失智的狀態下發出央視聲明。無論從高壓下人性弱點的暴露還是從中國傳統孝道對人的行為束縛的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既符合邏輯又能被世人諒解的行為軌跡。

然而在劉曉波的訪談錄影和文字描述中,央視聲明則完全是經過縝密權衡之後的理性之舉。讓我們再來重溫一下劉曉波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書中的相關描述:

「一九八九年九月份,官方(指中共官方)······讓我談談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我所目睹和經歷的清場過程。我非常清楚······這種採訪的目的······是官方為自己開槍殺人做辯護······我如果接受採訪,就等於甘願充當官方的工具······

「但是,他們拿出了《人民日報》所登載侯德健關於清場過程的訪問錄,並勸說道:「事實永遠是事實,既然你沒有看見打死人,沒有看到血流成河,為什麼不敢澄清事實,講真話呢?······

「我一下子找到了接受採訪的充分理由。1.清場時我沒見到打死人是事實······2.德健講出沒死人的事實而我卻保持沉默,這等於在證明德健為保存自己而為政府作偽證······如果我出面作證,······可以增加事實的可信度······3.官方證明了清場過程中天安門廣場沒死人,並不能證明北京沒死人,開槍殺人是鐵案,決不會因為清場過程中沒死人而改變······」

可以看出,劉曉波通過文字描述的央視聲明的決定過程不僅邏輯清晰,而且更符合道德準則,因此同樣可以作為對他當年為何現身央視的合理解釋而被世人接受。(至於劉曉波在央視聲明中的陳述是否客觀公正,本文不作探究。)

雖然上述兩種解釋各自都可作為獨立證言而存在,但是因為它們代表了理性抉擇和非理性衝動這兩個完全相反的行為模式,二者在邏輯上無法並存。更加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兩種解釋都出自劉曉波本人之口,只是一個是公開披露,一個是私下傾訴。

那麼,最顯而易見的結論就是兩種解釋之中只有一個是基於事實的坦誠描述。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相較於追問哪一個解釋更接近於客觀事實,人們更會追問為什麼劉曉波在提供了真誠解釋的同時又給出一個虛幻的描述。這麼做是出於對當局的顧忌還是為了凸顯當局對人權的粗暴踐踏?是為了在友人面前表露自身的軟弱還是為了給自己贏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退一步講,也許兩種解釋都是基於事實,也就是說官方勸導下的審慎思考和官方逼迫下的劉父跪求都發生在央視聲明之前,但是這兩個先行事件在對劉曉波最後決定發表央視聲明的影響程度上卻有著巨大差別。按照常理推斷,一個被劉曉波在訪談錄影和書中詳盡描述的先行事件應該遠比另一個只在私下僅對一個人描述的先行事件更可能是央視聲明背後的決定因素。然而如果比較這兩個先行事件和隨後的央視聲明給劉曉波造成的心理衝擊,那麼相反的推斷才更加合乎邏輯。劉曉波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書中寫到:「直到今天,我對自己出現在官方電視螢幕上講述清場事實的抉擇非常坦然和滿意」,而根據曾慧燕的文章劉曉波對徐文立的表述卻是:「不能他媽的原諒我自己!特別面對『天安門母親們』時!沒有藉口,只有慚愧,罵自己不是東西!」如果劉父跪求是促使劉曉波在情急之下發表央視聲明的主要動因,是什麼原因使得這個更加真實可信的理由被塵封28年?

對於劉曉波央視聲明背後的動因,之所以先後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還有最後一種可能,那就是:這兩種解釋都是謊言。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誰是這謊言的始作俑者?誰是它最大的受益者?謊言想要掩蓋的又是什麼?

最後,我引用6.4之後劉曉波央視聲明之前侯德健面對官方電視攝影鏡頭時說過的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我們需要用謊言來揭穿謊言嗎?真相難道還不夠嗎?

(本文的全部探究都是基於一個前提:曾慧燕文章所報導的一切均屬事實)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華夏文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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