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總參謀長粟裕大將，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葉飛上將，聲名赫赫，誰料兩人差點死於1936年閩浙游擊區的內部裂爭。深秋之夜，葉飛帶一個連上浙江慶興南陽村與粟裕見面，遭到「挺進師」的重兵圍捕，即發生了紅軍火併的「南陽事件」。粟裕擲杯為號，捉拿省委宣傳部長兼團省委書記葉飛。本文摘自2014年第9期《同舟共進》，作者裴毅然，原題為《閩浙游擊區的粟裕與葉飛》。
粟裕晚年工作照（圖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解放軍總參謀長粟裕大將（1907—1984），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葉飛上將（1914—1999），聲名赫赫，誰料兩位大功臣差點死於1936年閩浙游擊區的內部裂爭。
閩浙邊「臨時省委」
1934年7至8月，中革軍委派遣尋淮洲、粟裕的紅七軍為北上抗日先遣隊，前往浙贛邊界，與方志敏、劉疇西的紅十軍會合。不久，「北上抗日先遣隊」在開化、婺源、德興遭到極大損失，方志敏、王如痴、劉疇西等被捕。1935年1月底，新敗的抗日先遣隊殘部到達閩浙贛根據地。中央分局根據政治局1月15日電令，責成閩浙贛省委迅速組成「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粟裕任師長、劉英任政委，全師538人共擁有長槍445條、重機槍4挺、輕機槍8挺。「挺進師」隨即進入浙江，開展游擊戰，創建蘇區根據地。這支紅軍在閩浙邊界進進出出，來回作戰。同年4月，開闢出以仙霞嶺為中心的浙西南遊擊根據地。
10月，劉英、粟裕的浙南「挺進師」與葉飛的閩東「獨立師」在閩東北壽寧縣境不期而遇會師。聯席會議上，針對國民黨組建「閩贛浙皖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統一指揮四省國民黨軍力對付紅軍游擊隊，而各紅色游擊區自失去與中央分局及閩浙贛省委的聯繫後，各自為戰、互不聯繫，形勢很為不利的情況（《劉英紀念文集》，中**史出版社2002年版），大家認為如果浙江、閩東、閩西三區取得密切聯繫，哪怕只在戰略上配合一下，有所策應，也會有利得多。劉英提議由閩北的黃道同志擔任三塊根據地的書記，黃道乃1923年入黨的「老資格」。但因一時聯繫不上黃道，先成立「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共11人），來自中央蘇區的劉英任書記，粟裕任組織部長，葉飛任宣傳部長；並相應成立「閩浙邊臨時省軍區」，粟裕為司令員，劉英為政委。由於各游擊隊電台都已破壞，失去與中央及上級的聯繫，甚至都不知道遵義會議，「臨時省委」只能日後再報中央與上級核准。
臨時省委成立後，立即著手開闢新的游擊根據地，重點放在開闢浙南遊擊區。葉飛看到劉英、粟裕離開浙南根據地沒有後方，迴旋餘地太小，主動將閩東四塊游擊根據地中的鼎平根據地讓給劉英；同時見突圍後的「挺進師」僅剩200餘人，再將鼎平獨立團劃給「挺進師」。可以說，「臨時省委」初期的合作相當愉快。
分歧是如何產生的
此前，浙閩兩地紅軍游擊隊基本沿用中央蘇區的方法：打土豪、分田地，公開建黨建政。這套蘇維埃運動策略，雖然有利於發動群眾，迅速打開局面，但從長遠看，「打土豪、分田地，打擊面大，不利於團結和爭取其它社會階層。」（粟裕《回憶浙南三年游擊戰爭》，1983年8月22日《黨史研究資料》第8期）此外，浙西南紅區距鐵路不過數十里，白軍以幾十倍力量壓下來，一塊小小紅區，目標非常突出，難以經受白軍反覆持久的打擊。為此，粟裕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劇的形勢下，從實際出發，適當調整政策，團結中間階層，對上層也要根據不同情況予以區別對待，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相結合，以增加對敵鬥爭力量。當粟裕向劉英提出上述意見，劉英認為這些意見是對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十分反感，從此與粟裕產生思想認識上的分歧。
1936年3月，國軍羅卓英部經過幾個月圍剿，將主力集結於城市與交通幹線。劉英判斷國軍「圍剿」已結束，要求粟裕率「挺進師」返回浙西南以恢復游擊區。粟裕則認為國軍主力雖集結於城市與交通幹線，但僅憑這一情況還不能判斷「圍剿」結束，「挺進師」主力仍應堅持在廣泛區域內打游擊，何時進入浙西南中心區，應在進一步了解情況後相機行事。因與粟裕意見不一，劉英即以省委名義作出主力進入浙西南的決定，並派許信焜任「挺進師」政委。
「挺進師」抵達浙西南外圍，了解到經過幾個月「圍剿」，浙西南根據地主要領導人黃富武已犧牲，其他領導幹部除個別人走失，也先後犧牲，保留下來的少數基層幹部與部隊，已化整為零隱蔽起來。白軍堡壘工事布得像圍棋子一樣，保全團隊及地主武裝仍在繼續「圍剿」，敵情仍很嚴重。這種形勢下，「挺進師」如主動鑽進敵人包圍圈，正是對方求之不得的。「挺進師」政委許信焜堅持執行劉英的決定，但粟裕只進入浙西南地區進行幾次奇襲，隨即轉入更廣大地區打游擊，未「堅決執行」劉英指示。如此這般，更加深了劉、粟之間的裂痕，並在臨時省委及部隊領導層傳揚開來。
在與閩東領導人葉飛的關係上，劉英希望借重閩東獨立師恢復浙南根據地，葉飛則認為獨立師的首要目標是堅持閩東各區鬥爭，逐步恢復閩東根據地，再向外發展。此外，劉英提出內部肅反，派政治保衛局到閩東各根據地。葉飛最初不明白「肅反」是怎麼一回事，很高興政治保衛局前來幫助工作。但肅反很快擴大化，一些深受當地民眾擁護的積極分子，甚至表現比較突出的共產黨員都被殺了，閩東群眾一片憤怒。葉飛這才緊急叫停肅反，但許多鄉村還是爆發了追殺政治保衛局人員的行為。劉英與葉飛的關係出現重大裂縫。〔《葉飛與閩東六變》（下），《檔案春秋》2014年第6期〕
「吃掉」葉飛與粟裕被捕
在失去與中央及上級聯繫的情況下，浙南、閩東兩個游擊區自行成立臨時省委，雙方都有些本位主義、山頭主義。浙南方面還以「主力」自居。同時，因不知道遵義會議精神，受左傾肅反擴大化影響，互相都有抓錯人、殺錯人等誤會之事，因此雙方都有氣。臨時省委本應妥善處理矛盾，但劉英卻幾次提出葉飛留在臨時省委工作，藉以調虎離山，使葉飛脫離閩東。粟裕不贊成，認為這樣不利于堅持閩東遊擊根據地，亦不利於協調兩個地區的關係，而且也不符合成立臨時省委之初衷。同時，對劉英派員出任閩東獨立師政委，粟裕認為人選失當，不利於團結。但劉英拒絕粟裕的意見。
臨時省委成立後，因劉、粟、葉三位主要領導經常分開活動，省委實際工作由劉英一人主持。劉英常常將個人意見強壓下來，不僅引起閩東方面的疑慮與反感，亦使粟裕很為難，「我是經常在外面打游擊的，對於這些問題只做了一些調解工作，也沒能收到什麼效果。」（粟裕《回憶浙南三年游擊戰爭》）1936年2月間，粟裕正轉戰浙閩邊境，碰到閩北軍分區政治部主任，便手寫一信，托他帶給很有威望的黃道同志，希望黃道能出面召集會議，商討三地游擊區的協調配合。黃道為北京高師生，曾參與南昌起義，歷任贛東北蘇維埃主席團秘書長、贛東北特區委組織部長、閩贛省委主要領導。劉英也曾給黃道寫信聯繫過，但對粟裕此信十分不滿，並引起恐慌。3月，劉英致信葉飛，宣布臨時省委決定調葉飛兼組織部長，閩東特委設副書記一人，再次要葉飛來省委。此時粟裕是組織部長，他日後談及此事時說：「這個決定無論在事前或事後，我都不知道，說明劉英同志既想把葉飛同志調離閩東，又想撤掉我這個組織部長。」
1936年2月，葉飛也在福建政和縣見到閩北領導人黃道，向他介紹了閩東、浙南的情況，也談到閩浙臨時省委的分歧。葉飛提議成立閩浙贛省委，請黃道任書記，統一領導閩北、閩東、浙南三塊游擊區。黃道對採取統一行動表示讚賞，但提出一項條件：閩浙臨時省委必須對前期工作做出總結，並恢復浙地根據地，然後才能成立聯合的閩浙贛臨時省委。葉飛回來後，在劉英召集的閩浙臨時省委上，直率匯報了與黃道會面的經過，並毫無心機地將黃道的意見擺上桌面。這無疑是對劉英的打擊。一直謀求建立三地省委的劉英此時改口：「我們現在不是很好嗎？已經建立了閩浙臨時省委，又何必去建什麼閩浙贛省委？有錯誤我們自己會糾正。如果你們有意見，那葉飛來當書記吧。」葉飛很驚愕，他促成三塊根據地的聯合，絕不是為了個人權力。他生氣地回絕了劉英的嘲笑，臨時省委會議不歡而散。
1936年6月，劉英以省委名義取消閩東特委，將閩東特委屬下的三個辦事處上升為特委，調葉飛到省委工作。這一決定遭到閩東特委的一致反對，決定不執行，葉飛仍實際領導閩東特委。劉英越來越感到葉飛對他領導地位的威脅，終於下決心除去葉飛。
1936年秋，活動於浙南慶元縣境內的粟裕，接到劉英以臨時省委名義發來的信，要粟裕趁與葉飛見面之機，將葉飛押送省委，並派來一支武裝監督執行。劉英手令：
你要借會面的機會將葉飛逮捕，派專人押解鼎平。這是省委的命令，任何影響命令執行的任務，都將視為對抗和分裂省委。監督執行的部隊隨後就到，望速決。
粟裕十分震驚，不知發生什麼事，但認為矛盾應在會議桌上解決，不應採取對敵鬥爭手段，但不得不執行劉英命令。深秋之夜，葉飛帶一個連上浙江慶興南陽村與粟裕見面，遭到「挺進師」的重兵圍捕，即發生了紅軍火併的「南陽事件」。粟裕擲杯為號，捉拿省委宣傳部長兼團省委書記葉飛。
粟裕深知此時如將葉飛押至劉英處，已負槍傷的葉飛將很危險。「幸喜在途中遇到敵人伏擊，葉飛同志乘機脫險。閩東同志隨即宣布退出閩浙臨時省委」，「南陽事件」導致閩浙臨時省委的解體，被認為是我軍重大損失之一。
當粟裕未能押解葉飛到達省委所在地，劉英立即召開缺少閩東特委的閩浙臨時省委緊急會議，宣布開除葉飛、邵英平的黨籍，同時提出「分裂省委」的問題，指斥葉飛、黃道反對劉英，粟裕參與其事。會上，劉英還將轉戰浙閩邊境、致信黃道、放掉葉飛，一一說成是粟裕「分裂省委」的具體行為。此前浙西南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也是「全盤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對恢復浙西南喪失信心」。粟裕成為主要鬥爭對象，派一個班將他看押起來。
經過一周的反覆思考，粟裕從「不能分裂」的大局出發，被迫違心做了「聲明」，鬥爭才算結束，獲釋出獄。此後，粟裕與劉英分開活動，各干各的，各打各的游擊。
劉英遺文引發爭議
抗戰爆發後，「挺進師」編入新四軍，閩浙邊游擊隊編入新四軍三支隊。劉英留在浙江，任省委書記，並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團團長。1938年12月，再任閩浙贛三省特派員。1942年2月，因叛徒出賣，劉英在溫州被捕。5月17日，蔣介石自重慶發往浙江急電：「飭速處決劉英。」18日拂曉，劉英犧牲於永康方岩馬頭山。原本人逝事遠，何況還是「省部級」烈士，這場人民內部矛盾也就塵封於歷史的褶皺里。偏偏劉英對這一段內訌耿耿於懷，1940年夏在皖南涇縣新四軍軍部撰文《北上抗日與堅持浙閩邊三年鬥爭的回憶》，對這場「路線鬥爭」做了有利於自己一方的陳述。該文1954年8月載《閩浙皖贛邊區史料》，再挑事端，引起浙南遊擊區一些老同志的不滿。《回憶閩浙皖贛的革命鬥爭》一書收入劉文（節錄），內有一段：
閩浙邊臨時省委第十次擴大會議……討論了對××（按：應為粟裕）問題的處理……討論了××同志三次聲明書，並通過了省委給×同志的一封信……解決了許多無原則的糾紛，開展了反××為首的取消總的領導機關，破壞黨內團結，取消浙江工作的錯誤的鬥爭，使挺進師及閩浙邊全黨的同志更加團結和鞏固。
粟裕直到1980年才讀到此文，12月28日，他致信總政、中宣部、中央黨史研究室和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陳述意見：
我認為其中一些重要情節與當時實際情況不符，有一些重要觀點也不能同意，而且裡面違反實事求是地點了好多人的名。這篇文章的題目雖似個人回憶錄，其內容卻是對那一地區黨的工作和鬥爭做總結性的闡述。劉英同志寫這篇文章時沒有同當時的主要負責同志交談過，事後也沒有送給我們看過，因而只能代表他的個人意見。為免研究黨史的同志把這篇文章作為組織文件來對待，我要求將我的這封信列入有關檔案。（粟裕《回憶浙南三年游擊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