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轉載自中青報攝影部記者鄭萍萍。
北京，房客已匆匆搬離，匆忙之中遺留下了一張結婚照片。
不知道新的敏感詞是什麼，這是改的第九遍。
小區附近的小食餐館關了不少，最近一周內連續遇見兩次外賣無人取單的情況，這種直觀而切身的變化，說明北京這座城市清理「低*duan人口」的舉措已經取得了階段性進展。
2017年中國發生了兩場進入公眾視野的住宅大火。
第一次發生在杭州綠城的高檔小區，而這場大火直到今天都沒能得到公正的回應；
第二次放生在北京邊緣大興區的廉價出租公寓，通報中稱事故原因是地下冷庫施工不規範導致起火。當地住戶還透露說，霧霾治理和環保壓力使得今年這處公寓沒有供暖，許多住戶都自己用煤供暖。
杭州火災發生後，即使事主奔走呼號也沒能對中國整體住宅消防水平帶來多大的提升，但北京火災發生後，為期40天的針對全城的消防安全排查卻立即執行毫無游移。
而中國特色/社會/魔幻現實主義來自於，排查消防安全這件正常而正義的事情，卻在執行中毫無徵兆地關停快遞倉庫，並且直接成為了北京大規模驅逐外來務工「低*duan人口」的契機。
驅逐「低*duan人口」這件事情，不是現在才第一次提出來的。
2016年的年初北京和上海就分別提出了人口控制目標：到2020年，北京人口控制在2300萬，上海人口控制在2500萬。
北京今年年中就陸續在趕人，十九大之前就已經見到了很多「低*duan」住宅區帖的告示，其中大量出現「限期搬離」「限期5天」「否則採取強制措施」「否則將斷水斷電」「造成的一切後果自負」等字眼。
驅逐人口並不真正是因為要排查消防安全，恰恰相反，整頓「消防安全」只是給了一直以來都在驅逐人口的北京一個合理的藉口，藉此契機達成他們一直以來就需要完成的人口控制難題。
而人口控制，又是以驅逐「低*duan人口」作為主要手段進行展開的。
怎麼說呢，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依靠工農階級成功的政權，一個在dang*章裡面依然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執政*黨，一個號稱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能夠喊出「低*duan人口」這個詞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笑話。
在討論暴力驅逐手段之前，我想先談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北京已經到了需要控制人口的時候嗎？
（這部分內容涉及到的專業知識及數據參考了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的任澤平老師的文章《控不住的人口：從國際經驗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發展趨勢》）
人口經濟學研究基本邏輯是城市經濟與人口的平衡。
從長期來看，決定一個城市人口集聚規模的關鍵在於該城市與所在國家其他地區的收入差距。這種區域收入差距可簡單地用區域經濟份額與區域人口份額的比值來表示。
在長期，由於市場不完全競爭以及城市之間、個體之間等存在明顯差異，當城市在人口集聚規模基本穩定時，其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的比值雖並不會等於1，但將保持1附近的水平。
簡單翻譯一下就是，一個城市的人口與該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的福利應該匹配，即達到平衡。
如果不匹配，即會發生人口的持續遷移，要麼內遷要麼外遷。
研究全球高收入國家50萬人口以上的主要城市，其「經濟-人口比值」大多位於1附近，中位數為1.01，平均值為1.07。
當該比值高於1（附近）的時候，簡單來說就是這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所提供的福利依然是多於目前人口所享受福利的，福利仍在溢出，這種溢出的福利會始終吸引其他地區的人聚集到城市。
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梁捷曾經在《失語的經濟學家：為什麼窮人往往不願意離開貧民窟？》一文中提到過窮人往大城市聚集的原因：分攤溢出福利。
城市化的根本動力是它的「集聚效應」，即資本集聚、人力集聚以及信息集聚。在現代生產模式里，資源協作的效率比以前高出無數倍，而且還在以指數函數的速度增長。……集聚效用的作用力超乎尋常地大，以至於在我們目前知識水平下，都很難衡量它的衰減邊界。於是一個個大城市產生了。
……
可是人有移動的權利，貧民也希望能分享大城市集聚效應所溢出的福利。
……
很多工人都表示，能在這個有害環境裡工作已深感幸運，他們打死都不願回到一無所有、毫無希望的鄉村。
當「經濟-人口比值」低於1（附近）的時候，簡單來說城市人口的福利和資源所需已經超過現有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這個時候即使政府不趕，人口也會主動遷出。
韓國人口長期向首爾圈集聚，但當首爾圈經濟-人口比值低於1後，人口從淨遷入變為淨遷出。
日本東京圈經濟-人口比值處於1.15時，人口依然呈淨遷入狀態；大阪圈和名古屋圈經濟-人口比值處於1.15以下時，人口處於淨遷出或遷入遷出平衡狀態。
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將主宰多久裡面》通過量化的社會發展曲線起伏，也呈現了一個類似的事實，即人類社會的發展始終受制於人口與資源在當前生產力水平上的平衡。
每當人口的增長超過了當地資源所能承擔的極限，便會發生戰爭/瘟疫/天災/屠殺等事件使得人口大幅降低，重新達到發展平衡，以此往復循環。
這幾種人口災難演變到人類文化中，就變成了聖經里的「天啟四騎士」。
城市人口問題說到底並不複雜，本質上就是人口和經濟資源的平衡問題。
那麼今天的北京上海「經濟-人口比值」是多少呢？
2015年，北京和上海分別為2.15和2.10，具體情況引用如下：
從經濟-人口分布的角度看，北京市的經濟-人口比值呈波動式變化，但在2004年達3.73的階段性峰值後基本呈下降趨勢，2015年為2.15；上海市呈波動式下降，特別是1978年達6.47的階段性峰值後呈明顯下降趨勢，2015年為2.10。即便考慮居住在區外、工作在區內的人口，單純對北京市、上海市常住人口各加200萬，北京市、上海市的經濟-人口比值依然高達1.9以上。
也就是說，儘管當前的北京和上海出於各種原因，定下各種不知道理論依據的人口調控目標數字，但按照目前其「經濟-人口比值」的數據來看，兩座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所提供的福利依然遠遠超過其常住人口所需，福利仍在溢出，人口依然會通過各種方式向他們聚集。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從感性上說「逃離北上廣」就可以逃離的問題，一批人逃離，更多人仍然會趕來。
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北京還遠遠沒到需要嚴控人口的時候。
但是北京的城市病如此突出，交通擁堵、空氣品質差、房價暴漲……難道不需要調控人口嗎？
這個問題，非要討論的話，我說一句不講道理的話：既然人口還沒飽和，北京就已經搞得這麼差勁了，那說明是你們搞城市管理的人水平不行。
自己不好好反思自己的管理水平，反而把鍋甩到「低*duan人口」身上，以為趕走了他們就會變好了嗎？
北京和上海並不是全球大城市中人口最多的，也不是人口密度最高的。東京、孟買、首爾都是亞洲城市，人口規模都很大，人口密度都遠遠高於北京和上海。
城市病的出現有很多因素，歷史上遇到過類似問題並且處理得更好的城市比比皆是。並不是因為執政者遇到了史上最大的難題而不知所措，只是長久以來的集quan制度讓整個體制都習慣了不思考一刀切的執政方式。
雖然什麼事情都算到政府頭上是不對的，但是由於這國政權事實上無處不在什麼都管的特性，大部分時候又都不冤枉。
就像我之前說的：
一個什麼都管的大政府，不得不面對什麼鍋都要背、什麼都可以清算到政府頭上，於是無論發生什麼事件都必須禁止搜索，反而顯得自己更難辭其咎，於是更被輿論所困，只能再加強輿論*管制的死循環局面。
即使如此我們依然可以跳出來就事論事分析一下，如果執政方式有問題，那麼問題到底在哪兒：
徹查火災責任有問題嗎？沒有。問題在於調查過程完全不透明、信息發布渠道單一。
全城進行消防安全檢查有問題嗎？沒有。問題在於藉由消防安全檢查之名完成政府驅趕人口的目的。
查處違章建築有問題嗎？沒有。問題在於章法和手段都是無統一規範的標準。
既然違章，違的是什麼「章」，是否有統一的「章法」可依？
查處違章建築的同時是否給生活在這座城市、工作在這座城市、為這座城市提供勞務和服務的公民提供了新的住所。哪怕只是臨時住所也行，但是有麼？
疏散和控制核心城市人口有問題嗎？沒有。問題在於不加思考簡單粗暴的懶*政。
疏散和控制核心城市人口有很多種方式，最好的當然是從根本上改變土地、戶籍、分配製度，提高非核心城市和農村的人口吸引力；即使差的方式也可以換個時間換個方式，給被驅逐的人一些人道主義照顧。
中國的戶籍制度是當代階級劃分和階級隔離的核心制度，本來就已經不堪使用，關於戶籍改革的呼聲和行動也一直在提。
2015年《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和《關於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這兩項意見雖然保守，就實際改革進度來說也十分有限，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認為這是在朝著好的方向走。
結果戶籍制度還未改革，依據戶籍制度而被稱為「外來人口」的勞動者卻先在2017年的冬天，在屬於自己的國家被大規模驅趕回更貧困的戶籍所在地。
1954年的冬天，法國的皮埃爾神父因為看到一位因和丈夫離婚被無情趕出家門的婦女凍死街頭，臨死手裡還抓著前一天被丈夫驅趕出來的驅逐令，於是呼籲法國人給流落在外的人提供住宿，並提議立法。
後來法國在《建築與居住法典》中規定，由法院作出的關於驅逐違約房客的「勒令遷讓」法決，每年冬季（11月1日起至翌年3月15日止）必須暫停執行。即，法國的冬天不允許驅逐房客。
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過去了，中國人同樣在靠自己的力量，民間不斷發起救助被驅逐人群的活動。
不同的是，這些信息不斷發出來卻也在不斷地消失，甚至提供救*助的組織也不斷在被關停。
懶政。
某大會前夕要求提高北京城市安保水平，降低110報警的呼叫率，於是小區貼出告示，請公民在大會期間不要撥打110，遇事需要報警的話請撥打另一個私人座機號碼。
霧霾嚴重，環保問題迫在眉睫。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耗時長太麻煩，於是乾脆每次都關停工廠，冬天停止燒煤供暖就好了，沒有中間環節來過渡，直接了當見效快。
核心大城市要控制人口，控不住那就乾脆直接趕吧。
……
每次要解決一個難題，都會採用最簡單粗暴、最一刀切的模式，不願意多考慮一些實際執行的問題，不願意多考慮政策會帶給人民的具體問題，看不見就等於沒有。
這不是水平問題，能人多了去了，這只是懶政。
可是問題從來沒有真正被解決，只是一次次被壓下水面。
我們壓下去一次，過十年才會浮起來；我們壓下去兩次，過五年才會浮起來；我們壓下去三次，過兩年才會浮起來……
然後呢？整個社會的暴戾越來越多，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被破壞得越來越徹底，一個本來就搖搖欲墜的規則體系由規則制定者帶頭踐踏，於是規則徹底破裂，社會滑入叢林狀態。
但凡還有一些記憶，我們應該能想起幾年前幾起惡劣的傷人事件，火車站的砍殺、幼兒園的爆*炸，學校的持刀殺人……哪一樁背後不是一個絕望的無法尋求公平只好訴諸暴力的個體？
只要沒有爆發，一切怨恨都會轉化為深刻埋藏的矛盾和仇恨，然後等到未來某一天報復給這個社會。至於那個時候，是誰來承擔這個報復，是中間階級還是高端階級，誰知道呢？你，我，我們都有可能。
最後再回到人口遷徙的問題上：
人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住所嗎？我認為應該是有的，否則如今這座城市的管理者們也不會坐在這個位置上了。
再絕望和貧窮的生活，只要人口還能流動和遷徙，就依然有希望。已經把希望變成現實的人，不應該阻攔別人追逐希望。
誰又不想過得更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