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外媒體對其升官青雲之路有諸多報導，但大部分都沒有講到點子上。他本人在2000年接受《中華兒女》雜誌專訪發表的《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一文中，對自己早年從政做了詳細解釋。然而，該文不過是為其當年謀求省委書記高位造輿論的產物，通篇用看似真誠的假大空言辭，掩蓋了真實的政治動機與運作過程。我想趁其訪美之機，再次質疑習近平，徹底破除他所謂「紮根基層、聯繫群眾、不圖升官發財」的政治神話，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長期以來，官方宣傳將習近平1982年從中央軍委耿飈秘書任上下放河北正定，塑造為「響應號召、甘於奉獻、自願放棄京官紮根底層」的道德楷模。習近平本人亦將此舉標榜為自己從政的起點，自詡為「當年只有我和劉源去了基層」的孤勇者，宣稱自己不為升官發財，只求紮根基層、做事做人。
然而，我們首先必須質問他的是：1979年從清華大學化工系畢業時，你為何不去專業對口的基層化工廠聯繫群眾，反而千方百計找關係、走後門留在北京，當了耿飈的秘書？
當時，國家執行嚴格的統包統分政策。清華化工系同屆的普通學員基本都服從統一分配，哪裡來哪裡去，回到地方基層的化工廠礦，在車間三班倒，與劇毒粉塵和反應釜打交道，淪為最底層的倒班工人與技術人員（我的一位朋友正是習近平同屆同學，畢業便直接分回湖南株洲化工廠）；而作為一個毫無行伍履歷、學習有機合成的工農兵學員，習近平畢業時既未服從統配去化工廠，亦未從事任何工程技術工作，而是直接換上軍裝進入中央軍委辦公廳，出任時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耿飈的秘書。倘若他真有「熱愛基層、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赤誠，1979年的畢業分配正是最直接、最合理的踐行契機。避開艱苦的基層廠礦而直奔京城權力中樞，恰恰證明其早年的職業選擇從一開始就是依仗父蔭特權，追求安逸地位與升官捷徑。
同理，習近平1982年離開軍委機關下放正定，真實動機也絕非官方吹噓的「放棄優渥待遇主動吃苦」，而是基於提前獲取中央人事提拔內幕所進行的一場精準政治搶跑。
1981年前後，面對文革造成的幹部青黃不接，黨內元老陳雲提出選拔培養內部接班人的幹部四化方針；隨後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央正式出台政策，啟動了日後被稱為第三梯隊的接班機制。該機制的核心硬指標之一，便是堅決克服三門幹部（家門—校門—機關門）的弊端，將縣級黨政一把手主政經歷確立為日後火箭式提拔至省部級的硬性門檻。
當年身處北京的人都清楚，海里的高幹子弟的政治嗅覺與內幕信息遠非尋常百姓可比。他們洞悉中央人事的醞釀和政策動向，早早展開了內線布局。習仲勛當時在中央書記處直接參與主持幹部人事政策的制定，習家經過精細盤算，深知習近平若繼續留在軍隊，即便按耿飈建議下基層部隊，其升遷前景也遠不如轉戰地方：一是軍內論資排輩積重難返，二是基層軍旅艱苦閉塞，三是黨指揮槍的鐵律決定了權力終點在中央黨政。唯有轉入地方、迅速補齊縣級一把手這塊履歷跳板，才能拿到進入省部級快車道的門票，才有機會問鼎最高權力。而正定緊鄰河北省會石家莊，京廣鐵路直達北京，車程僅數小時。它既有名義上的縣級基層標籤，又完全處於北京政治輻射與家庭庇護的安全半徑之內，進退自如；加之彼時河北的幹部人事正由總書記胡耀邦直接過問，正定自然成了絕佳落腳點。
習近平當年究竟是如何跨省空降正定的，同樣大有文章。多方史料證實，其赴正定絕非中組部統一計劃調配的正常派出，當年主管青年幹部與第三梯隊選拔的李銳在相關記載中從未提及。原中組部秘書長何載在2017年的官方訪談中明確回憶，1982年他去石家莊處理肥鄉事件期間，經「省委同志提及」，才第一次得知習近平已在正定任職。中組部的核心主管官員在赴冀公幹前對此竟毫不知情，徹底坐實了這項調動完全脫離了中組部的正規調配渠道。從組織程序來看，習近平當時不過是個營職（最高副團級）的軍委秘書，根本不屬於中組部直接管理的幹部之列；而在當時極為嚴苛的戶籍與編制壁壘下，軍隊轉業幹部跨省直接安置為鄰近京畿的縣委副書記，普通人斷無可能辦到。唯有頂級紅色權貴，才能通過高層私信、上門拜訪與領導特批，將下基層定製為專屬的鍍金通道。顯然，習家是通過私下運作，直接打通了河北省委或石家莊地委的關鍵領導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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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絕非孤立猜測。1982年初從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的劉源，按政策本應統配留京任中學教師，但他同樣選擇下基層。劉源在後來的公開訪談中坦白承認，當年能去河南七里營公社，全靠母親王光美出面找北京市委領導走後門、特批才得以成行。反觀習近平，對當年如何進入正定的過程歷來諱莫如深，竭力掩蓋其藉助家庭特權走後門的事實，將赤裸裸的特權運作粉飾為個人「義無反顧「的崇高抉擇。
在2000年《中華兒女》的專訪中，習近平聲稱：「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實際上就是劉源和我……我們倆是不謀而合。」這一斷言在歷史事實面前根本站不住腳。在中央急需培養第三梯隊的政策風向驅動下，同期獲取高層內部信息、心懷迅速升官大計的紅二代精英大批湧入基層一線：陳元（陳雲之子）下到北京市西城區，馬凱下到北京市宣武區，陸德（陸定一之子）從中科院高能所下到河南信陽地區計委，薄熙來（薄一波之子）下放遼寧金縣。習近平刻意抹去這批同期紅二代的投機共性，獨占主動下基層的話語詮釋權，目的就是將一場依靠特權信息差與頂層人脈進行的集體卡位占座，神聖化為不可複製的個人領袖道德圖騰。
作為習仲勛在西北局時期的老部下，何載得知習近平在正定後便前往探視，並在1982至1984年間接連三次越級向胡耀邦上書，極力以「棟樑之才」等最高評語舉薦習近平，甚至在信中無意透露了其「剛下去時又有爭議」；其間，何載更安排習近平專程赴中組部匯報，為其抬轎造勢。這一系列動作，精緻展現了習仲勛的西北局官僚網絡如何全力為老首長之子進行體制內背書運作。
事實證明，這批紅二代的「搶跑」迅速變現：習近平次年即擢升縣委正書記；劉源起初雖只是公社第十七把手，一年後便升任新鄉縣副縣長，36歲更是躍居全國最年輕的副省長。然而，習近平的火箭升遷在河北遭遇了省委第一書記高揚的強力阻擊。由於習仲勛私下打招呼遭高揚在省委常委會上公開挑明，習家只得再度動用派系力量，借項南關係促成習近平跨省調升，在福建完成了關鍵的政治脫困。何載當年聲稱是「中央決定」調習近平赴改革前沿鍛鍊，甚至以中組部領導身份親自找其談話、送其登機——若非仗恃深厚門閥背景，一個普通的縣級幹部何曾有過這般由中央大員親自護航的待遇？
《李銳口述往事》對習近平調往福建有明確記錄：
「習近平原來在河北正定當縣委書記，我到正定去看過他，和他談過。那時候組織部想提拔他。這個事情習仲勛非常關心，專門找了高揚，高揚那時候是省委第一書記，讓他照顧一下。沒想到高揚的牛脾氣比我還厲害，不買帳，還在省委常委會上把習仲勛關照他兒子的事提了出來，這當然使得習近平很難再在河北呆下去。後來組織部知道了，何載那時候是秘書長，和習仲勛又都是陝西人，就由他出面找了項南，把習近平調到福建去了。項南安排他在廈門市當了副市長，然後從那裡一步步地發展起來。」
李銳與何載未曾深談的是習家深層的私下運作。當時習仲勛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位高權重。我聽說其西北局親信內圈為化解習近平在河北的政治困境，曾數度在習家聚會，出謀劃策，權衡利弊，最終拍板南下福建。這一抉擇的關鍵，不僅在於項南主政福建，更因項南之父項與年早年正是習仲勛在陝北蘇區的老部下。此後，習近平正是藉助這套龐大的紅色血統庇護網，一路在賈慶林、江澤民、曾慶紅等政治巨頭的接力提攜下，最終問鼎權力巔峰。
總而言之，從1979年憑父蔭逃避基層廠礦一線直入權力中樞，到1982年嗅得幹部政策機先托關係空降正定，再到河北受挫後調動舊部網絡跨省轉場廈門，習近平的仕途絕非一部「甘守清貧、紮根黃土」的公僕奮鬥史，而是一部典型的紅牆權貴利用頂層信息差、規避公平競爭、借道基層實現權力最大化的政治套利史。
在黨國體制內，利用門第特權鑽營跑官升官固然算不上獨門秘笈，多數紅二代亦遵循同一軌跡；但唯獨習近平能夠在步步弄權之後抹平痕跡，將政治精算粉飾為赤子情懷，反被世人視作敦厚老實——這才是其在權謀之道上遠勝同類的高明與偽善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