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福緣」坐落在大興區西紅門，是五環外典型的外來工聚居區——400多名外來打工者擠在三層小樓里，其中還有一層是商鋪。他們住著上下鋪，人均居住面積或許只有一兩平方米，冬天寒冷夏日酷熱、廁所擁擠、環境骯髒凌亂，每日過著所謂「不是人過」的生活，躲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
一場大火，19條人命，又把五環外這百萬人燒了出來。新一輪的趕人行動又開始了。
其實也趕不走
自從上世紀80年代初，第一批外來打工者進入北京（當時稱他們為「盲流」），趕人的行動就從來沒有停止過。用一種流行的說法，把外來人口向外推移的過程，是成功運用了「兩隻手」——政策這隻「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典範。不斷加強的管控，和持續抬高的房價和租金，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外來人員只能逐步搬遷到更加遙遠、更加便宜的地方，住著更加擁擠的房屋。
自從「浙江村」設籍北京，在很多人心目中是「髒亂差」的代名詞。當然，他們不會注意因為這群人的存在，商品品類多了、價錢便宜了、早餐種類多了、家政水電的服務越發細緻了。早在1993年，就有一位市人大代表的提案稱，「浙江村」不僅成了超生游擊隊的集中地，更成了社會黑勢力的據點，殺人越貨事件時有發生，計程車開進浙江村，司機不僅拿不到車費，還要被劫掠一空。一時間，北京人談虎色變，呼籲全面整治浙江村，將溫州人「驅逐出境」。
後來，「浙江村」從三環搬到了四環，又搬到了五環。
2011年4月25日凌晨，一場大火發生在大興區舊宮鎮南小街三村的一個服裝加工廠，18條生命在這場大火中喪生。這起火災與如今的火災相較，如出一轍。六年時光，同樣的事情從五環原樣搬遷到了六環。
更讓人注意的是，六年前火災後發生的事情，都和今天、以及三十年前比，沒有區別——把他們清走。
每一次都來勢洶洶，每一次都罵聲連連，實際上清走了麼並沒有。
火災從五環燒到了六環，不知還要燒到哪裡。
產業升級更離不開低端勞動力
一味驅趕當然不是辦法，於是有人提出了一個藥方叫：加快城市產業升級。意思就是：將廉價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變成高科技的、智能的、不需要低端勞動力的產業。
但無數的研究成果已經表明：這點根本不可行！
在這個高度現代化的城市裡，勞動分工的社會特性，就註定了所謂高端人士（暫且定義為從事高科技含量工種，收入較高的人士）會需要低技術勞動者的勞動投入與之配套。而且，產業升級越加速，越是勞力密集型的高端產業，分工越細緻，吸納的所謂「低端」勞動就越多。
外賣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在幾十年前，產業發展遠沒有現在高端的情況下，勞動者們的分工還不那麼具體，人們上班工作，下班還要自己做飯，對於廚師這樣「低端」的勞動力需求還沒那麼緊迫。隨著產業逐漸升級，技術開發群體的工作越來越忙碌，他們沒有時間做飯了，只能下館子吃飯，對廚師、服務員等工種的需求就越來越大。而到了近兩年，都市白領們已經忙碌到去飯店慢慢吃一餐飯的時間都沒有了，外賣行業就如火如荼地發展了起來。從勞動力需求上來看，不僅需要廚師、服務員，還需要大量外賣員，甚至與之配套的電動車售賣員、維修員的需求也不斷增加。
有人說人工智慧或許能解決問題。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也不盡然：例如，在今年「雙十一」的盛會之後，快遞數量暴增，人工智慧可以在快遞大規模輸出地分揀、輸送，卻輸在了「最後一公里」，從中轉站到收貨人手上，需要快遞員辨認字跡、送貨上門。突然增大的工作量，讓許多爆倉都發生在居民小區周邊的快遞中轉站。實際上，越是一線、越是直接面對用戶的工作，越需要人力而不是機器的服務。
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陸銘曾根據美國政府公開的統計數據測算，每一個高科技產業職業就要配備5個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其中，2個是技術含量較高的服務業（比如醫生和律師），而另3個則集中在消費型的服務業（如售貨員和餐館服務員）。但與這種高端產業，製造業對於就業的帶動力相對較弱，一個製造業就業崗位的增加大約帶動1.6個本地服務業的就業。也就是說，高科技產業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高科技產業的運作本身就依賴於更多的低級產業為它服務。
越是大規模的城市，越是要產業升級的城市，就需要越多的基礎服務業人員（或者用另一種表達，即「低端就業人口」）。這是避也避不開的事實。
甚至，在愛爾蘭有過這樣的例子：越是「低端」就業的群體，與城市發展越息息相關——1970年，愛爾蘭銀行的中高端從業者們曾經罷工六個月，但是實際上經濟並未受影響，甚至還有所增長。但同樣是罷工，發生在紐約清潔工身上，還不到一周，城裡人就表示：我們撐不住了！
你能想像一個沒有早點攤、沒有清潔工、沒有外賣員的北京嗎？沒有「低端」人口，生活根本「高端」不起來。
只要是「勞動力」，都是低端的
「低端人口」這個刺耳的名詞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進入大家的視野。當然，這一聽就是自詡「高端」「精英」的人說的。
可如今，估計不少身處北京的人，都無法判斷自己是「高端」還是「低端」了。
有種說法，叫「北京中產的焦慮，每三個月爆發一次，每一次爆出數篇十萬加（熱門文章）。」瘋狂的加班、高昂的房貸、冷漠的人情，甚至自己的孩子隨時可能面對性侵、虐待這樣的身心傷害。非「低端」的人群，活得也很艱辛。
當《他們不是低端勞動力，是人》剛剛喊出：「無論收入高低、階層為何，大興聚福緣里的租客，和高檔辦公大樓里的白領中產都一樣——都是平等的人」，爆出的紅藍黃幼兒園事件就說明，那些自詡「假裝生活」（詳細可參考《北京，有2000萬人在假裝生活》）白領中產，與「低端勞動力」一樣，面對著這個不公世界的暴擊。
「996」制的加班、無止境的脫髮、沒日沒夜的失眠、沒完沒了的焦慮、辦公室的勾心鬥角、越來越少的家人相處時間，甚至，還要無時無刻不能停止擔心，自己年幼的孩子是否在幼兒園受到欺凌……這就是中高端勞動力每天的生活寫照。
或許，這樣的生活比起朝不保夕、在冬日的烈風中被驅趕、一年只能見上孩子一兩面、在窄小的群租房裡警惕火災要好很多；卻不能否認，在高速現代化的社會中，這裡的每個人都是犧牲品，都在同一個邏輯里：把勞動力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最充分地利用他們，把成本降到最低，收益才能最高，才能有更高效的市場。
這麼看來，他們哪裡是人，明明都是生產工具，都是螺絲。「高端」或「低端」，也就是不同工序上的不同螺絲作用而已。
「低端勞動力」的說法，雖然刺耳，卻不再掩飾，直接道出了實質。可如今，連低端勞動力都不想要了，螺絲釘會被直接扔走……那些溫情脈脈的掩飾就顯得更加多餘了。
一個有良知的社會，都不會容忍對人的如此不尊重；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更不會容忍對工人、對勞動本身的不尊重。
最基礎的「尊重」，就是給予勞動者安全生產生活的保障。保障基礎的衣食住行，保障休息的時間，保障生命安全，肯定他們的勞動成果。不在寒冷的冬夜把他們趕出地下室，更要有相應的配套設施，讓他們更好地生活，才能更好地工作。
但這些保障都是對一個低端勞動力而言的。畢竟，要保證一個現代化的都市的正常運轉，勞動力的存在已經是必須。他們已經背井離鄉，離開自己的家人孩子，本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下被逼無奈的結果。總不能連活著的資格，都不給他們留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