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局一向都給少年兒童戴上一頂「祖國的花朵」，「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桂冠，可是這埋葬著兩千多無辜生命的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卻成了「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集體大墳場，這是多麼辛辣的諷刺！（資料圖片）
1957年毛澤東發動所謂「反右」運動，定了幾十、上百萬的「右派分子」。但是在中共的法典里卻找不到給這些「右派」定罪的法律依據。於是照蘇聯的樣兒給這些「右派」量身定製了一個「勞動教養」的條例。美其名曰「最高行政處分」。便據此剝奪了成千上萬「右派分子」的人身自由，由中共的警察押送勞教場所。就這樣無法無天地剝奪了千萬中國公民的人身自由，將其變為事實上的「勞改犯」。當局如此扯下「遮羞布」大肆踐踏人權後，由於它對內殘酷高壓，對外嚴密封鎖消息。因而雖如此大肆作惡，卻未引起多大反彈，整個中國萬籟無聲任其宰割。世界上其他國家根本不知詳情。這就更增強了作惡者的「膽量」。用他們的話來說就叫「刀把子、印把子都在我們手裡」誰敢反抗？而極權統治者從來都總是以全民為假想敵，哪怕孩子也不例外。都想要全部牢牢加以管控。
1958年所謂「大躍進」、「全民煉鋼」運動開始了。許多家庭中的成年人被強行弄去大煉鋼鐵背井離鄉。丟下未成年的孩子無人照管。這些孩子有的失學，有的遊蕩於市井，有的原本就比較調皮，於是有個別人便做了些小偷小摸之類的事。這令家長既十分擔心也無可奈何。
這時有關當局便將眼睛盯上了這些孩子，認為這些孩子已成了「不穩定」的因素，甚至潛在的敵人。此時中蘇尚未交惡。蘇聯老大哥的先進經驗還是很吃香的。而蘇聯內戰中收容流浪的少年、兒童被集中起來組成「高爾基工學團」，還拍成了電影《教育的詩篇》在中國到處放映。據說其中還培養出了個叫馬特洛索夫的大「英雄」。後來成了被大肆神化的韓戰「英雄」黃繼光的精神支柱與榜樣。一時成為「紅色的經典」。中國某些愛管控人已經成癮的官員，自然不能不有樣學樣，於是打起了這群處於「脫管」狀態或小有過失的少年兒童的主意。想要在中國也搞個「高爾基工學團」之類的東西。把這些孩子「收容」來集中「改造」。此舉說不定會一舉成名，在那年代就叫：在政治領域又放了個「衛星」。
此時中共警方當局正掀起所謂「公安大躍進」。號召打破常規與框框條條。於是這些喪盡天良的官員便「打破」了起碼的法律與社會常識之規，用卑劣的哄騙手段，把他們的魔爪伸向了孩子。他們對這些孩子的家長說，「國家願為你們免費管好這些孩子。讓他們進入一個半工半讀的學習場所，將他們培養成為有用的人才……」當時的中國人窮得叮噹響，有這種好事自然如同天上掉餡餅－般。再加當時人們對所謂「黨和政府」還心懷崇敬，絕不可能把這些穿著制服的人和拐騙兒童掛鈎，甚至想都不敢這麼想。許多人便爽快地答應下來，甚至連聲說「感謝黨和政府」。對稍有疑慮的人，他們便花言巧語加以欺騙。例如在重慶他們便說學習場所就在沙坪垻附近。家長一想，走路去也不過一個多小時，自然放心。誰知最後被押送去的是四川峨邊縣沙坪農場，一字之易，謬以千里！對個別明顯不願接受的家長，他們便加以威脅說「國家幫你教育好孩子你拒絕，將來孩子危害社會你要負責」！最後家長只好勉強答應。更有的小孩只是在學校翹課、調皮不聽老師的話，學校討厭他們。或者偷了一隻鋼筆之類的小過失，便被學校開除，警局立即「跟進」，孩子便落入「虎口」。至於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是「反革命」或「右派」的，那更會「優先」入選。以上不管哪種情況，只要一被送「勞教」便註定九死一生，萬劫不復。
有人說，人是一種健忘的動物。在中國大陸更有一大批「學者」、宣傳家、幫閒文人，他們的工作任務就是千方百計如何「誘導」人們進行選擇性的遺忘。忘記那些官方羞於啟齒的亊。這是官方交給他們的「政治任務」。因而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人們，作為關心和支援中國民主進程的知識人，就必須和這些御用的「學者」、文人來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讓更多人知道當年那些罪惡的真相。
半個世紀後的2015年炎夏7月，筆者與當年被送往四川省峨邊縣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勞動教養」，近四年曆盡苦難，九死一生的「右派」倖存者林憲君教授結伴而行，重新來到這個當年曾造成六千多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含兩千多未成年的「少年勞教份子」）的魔獸之地，死亡之谷。就是為了重憶和揭示那一段已逐漸淹沒而鮮為人知的血腥罪惡歷史。用我們七老八十的古稀之年，去完成一次公民的社會調研活動。
當筆者與林教授重來大堡時，那天早晨，正值「趕集」。這裡是個彝漢混居之地，所以一時之間男女老少，漢人、彝胞在狹窄小街上川流不息人頭攢動。我們立即隨機向不同年齡段的人以拉家常的方式進行詢問。我們先從四十歲以下的中、青年男女問起「兄弟（或小妹）：你們這裡有個沙坪茶場當年關右派和小勞教的，你聽說過嗎」？然而得到的回答幾乎清一色的是「不知道哦」、「沒聽說過」。或不斷地揺頭一臉茫然，好像我們在講外國話似的。有的甚至還反問「啥子叫小勞教啊」？偶爾也有個別年輕人回答「聽家裡老人講過一下，但弄不清是怎麼回事」。面對此種情景，我們不得不由衷的佩服，我們偉大的黨在控制民眾頭腦的智慧方面確實下了很大的苦功夫，而且成效斐然。特別讓年輕這一代人的頭腦全被「洗」成空白而「純潔」。自然在他們心中，黨和政府也許就絕對是偉大、光榮、正確了！
於是我與林教授改變「策略」，轉而去問那些五、六十歲或年紀更大的人。隨著年紀越大，知道的人也就越多。他們把「右派」叫「城裡頭來的讀書人」，對「小勞教」他們叫「勞教娃（兒）」，他們說「知道，知道，那些人遭得慘啊！好多都活不出來就死了」。又說「特別是那些勞教娃（兒）更『遭孽』（可憐）啊！餓死好多啊！一窩一窩的軟埋（不用棺木便埋了）在山上，蓋的泥巴又少，沒幾天，屍體便被野獸刨出來了……」這是他們親見、親歷的，再強勢的政治謀略家，也無法把這些罪惡事從他們腦海中清洗乾淨。
隨著我們不斷與民眾交流，吸引來更多的圍觀者。他們看見林教授手中拿著攝相機，便說「你們是來拍電視劇的不是」？未等我回答，一位年輕姑娘熱情地說「把我拍進去好不好？讓我也上回電視嘛」！我們只好報以苦笑。這時我見有位一臉滄桑大約六十多歲的男子，便小聲對他旁邊的人說「這是上面派來了解情況的，少跟他們說，謹防脫不倒手」！他們警惕地望了我們一眼便匆匆離去。但也有不怕的，一位賣小菜的老年農民對我們說「你們去問高書記嘛，他最淸楚」。在她指引下我們找到了高書記的家。
這位高書記叫高文淸。今年已八十二歲，是當年大堡鄉的黨委書記。當年沙坪茶場就在他這個鄉的地盤上。老人問明來意後，熱情地接待我們。他是親眼目睹當年那些右派分子和小勞教娃娃如何受罪的活見證。他說：「那些小勞教都是被武裝押著送來，有些才十二、三歲，完全就是個娃娃。結果弄他們上山去開荒，挖板土。而且規定有任務，每天要挖3分地（合18平方丈）挖大半尺深。這些孩子有的連鋤頭都舉不起，如何完得成？完不成就不給飯吃。外加鬥爭」。高書記又說：「到了過『糧食關』的1960年，那些娃娃餓得像猴子－樣。什麼草根、樹皮、癩格寶（即癩蛤蟆）都往嘴裡塞。結果好多娃兒都餓死了。人人都有父母兒女，看著太慘道了。但當時哪個敢說？政府說那些娃兒是壞人……」髙書記說到這裡只是搖頭，說不下去了。他是個老黨員，自然有黨性立場，但良心讓他講了真話。
我們離開高家，在－家小麺館吃碗麺。老闆娘是個四十上下的人。我們又和她閒談起來。問她知不知道1960年大饑荒。她說「我年輕，沒有碰上過『糧食關』，但我聽家裡老人說過，好慘道！餓得吃草根、樹皮、觀音土，餓死好多人啊……」這時外面走進來個顧客約六十多歲。老闆娘便說「你問他，他肯定知道」。同時又對那顧客說「譚國忠，你知不知道過『糧食關』是咋回亊」？林教授－聽「譚國忠」三字像觸了電似的放下碗從板凳上站了起來對那人說「你叫譚國忠呀？我叫林憲君，當年你媽媽給我南瓜吃，救了我的命，你想得起不」？那人一聽先是一怔，很快反應過來，拉著林教授的手說「哎喲，是林叔叔嗎！記得起，記得起。那時我才十二歲。我媽多少年後都還在提到你，她去世三十多年了」。
這意外的重逢，又引出了許多心酸的話題。我們一起來到譚國忠家。他的媽媽譚大娘當年家中有兩架磨子，常年提供給勞教隊將包穀（即玉米）磨成玉米粉。然後由勞教右派們挑去十多里外山上的勞教隊伙食團。當年林教授就在這挑運隊伍中。有一次在挑運糧食的過程中，林憲君餓得頭昏眼花，路都走不動快倒下了，任務還沒完成。就在這危難時刻，也一貧如洗的譚大娘雖沒文化，卻明白事理，她常說「這些右派都是知書識理的好人，遭冤枉的」。看著林憲君餓得奄奄一息，她毅然將他家僅剩下的一個南瓜拿來煮給林憲君吃了，救了林一命。
「焉知五十載，重上君子堂」，半個世紀後，我們再來到譚家，大娘已不在人世。破敗的舊房仍無聲的立在那裡，似乎在看著這冷酷的世道。林教授百感交集，聲淚俱下的對譚國忠說「當年譚大娘救了我的命，可是我當時身上分文俱無。今天老人家已走了。我已報不了老人家的恩，但吃南瓜欠的債我得還」！拿出200元來不由分說，硬塞入譚國忠手裡。我們在場的人都止不住流下了眼淚。
當天譚國忠老人又陪著我們驅車來到官料河畔，隔河便是當年勞教農場二隊、三隊、五隊等舊址。但人家已把這些罪證之跡徹底清除乾淨，不剩一堵牆，一間房。全給種上樹木，美其名曰「退耕還林」。可是看著那一株株指向蒼穹的樹幹，卻像冤死的小勞教娃兒高高舉起小小的雙手，含冤帶恨的在高呼：「媽媽，我想回家！我要回家」！這大概就是他們最樸素的中國夢吧！然而卻永遠也無法實現了。
當年不少家長得知自己的孩子在沙坪茶場受虐待、挨餓，便跑來找到茶場當局要求把自己的孩子領回家去。卻被勞教幹部悍然拒絕。家長不服說「我孩子不過就是調皮翹課，又沒犯法為啥不准家長領回家」？勞教幹部皮笑肉不笑地說「你孩子當初是沒犯法，但現在已經犯法了。他在茶場地里偷東西吃就是犯法」。餓得皮包骨頭的孩子在地里偷生玉米、胡豆、土豆來吃竟然叫「犯法」了，就必須留下來再「改造」，再挨餓，再偷吃，再「犯法」，直到餓死，才能「離隊」。多麼嚴謹而高明的邏輯，多麼偉大的勞教事業啊！
據林教授回憶，當初各勞教中隊看著餓得已快「不行」了的孩子，便叫右派把孩子往茶場衛生所送，送去那裡死了就叫「病死」屬「正常死亡」。真可謂機關算盡太聰明。但中隊距茶場衛生所十多里，又無交通工具。於是便叫右派人員背著送去。每送一孩給個小玉米粑。可許多時候半路上孩子就死了。背的人既無鋤頭更沒氣力挖坑掩埋。於是只好向山下官料河裡－拋。當年此河濁浪滾滾，孩子頃刻便「回歸大自然」終於「解脫」，「回家」了。林教授多次遇到這種情景。印象最深的是個叫肖復興的小勞教，就為偷了生產隊幾條紅薯便送來勞教。被鋨得像個骷髏。他在林教授背上一邊哭一邊說想見媽媽－面。說著、說著就喊不答應，放下一看—-死了。如今這官料河由於生態被破壞，已乾涸見底，全是橫七豎八的亂石，茣非就是當年2,600多冤死孩子的白骨麼？！
當年沙坪茶場高達一萬多人，最後倖存下來只有四千多人，死的除小勞教娃兒，就是「大勞教右派」了。有的右派更死得冤。一個叫傅景德的是重慶公安校教員，被打成右派後送來勞教。長期的飢餓、折磨與疾病，使他雙耳失聰。一日他往山下走，一個兵叫他站住，他耳聾沒聽見。這個兵說他要逃跑，無任何警告便連開兩槍，將他打死。死就死了，像殺只雞－樣的簡單。事後未追究任何人的責任。還有個叫王孝明的是重慶朝天門碼頭搬運工。一字不識。他的單位抓右派的「指標任務」完不成。単位領導便哄他說「我們培養你去當右派，將來你就是知識份子了，可以成為幹部。你現在去勞教茶場鍛練一段時間。那邊可以領一份工資，我們再發一份工資給你家裡，你看好不好」？他一聽高高興興就答應了，來到沙坪茶場勞教。直到餓死在茶場，他都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這種千古奇冤，使竇娥也只好自嘆不如了！
由於死人太多，最後當局不得不將該茶場場長判了個有期徙刑，做做樣子。聽說幾年後又被保外假釋。其餘大小作惡者，無一人受到追究。這就是中共官場特殊的豁免潛規則。
中共當局一向都給少年兒童戴上一頂「祖國的花朵」，「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桂冠，可是這埋葬著兩千多無辜生命的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卻成了「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集體大墳場，這是多麼辛辣的諷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大堡沙坪茶場當年的罪惡歷史，正在被人巧妙的刻意掩蓋隱藏。哪怕在當地，如今也只能是少數白髮翁媼茶餘飯後偶爾會提及的談資。中青年一代早被瞞、騙而渾然不曉。但是製造這類悲劇的土壤卻依然存在。在歸途中，我聽見一處大概是小學裡傳出的《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歌聲。童其中竟然有「時刻準備，建立功勳，要把敵人，消滅乾淨……」這樣煽動仇恨、血腥味十足的唱詞，竟拿來灌輸給孩子！如果那些冤死的小勞教與右派分子，在天之靈有知，他們聽見，肯定會不寒而慄的。我們每個活著的公民能對此熟視無睹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