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聯通國企混合改革，中高層從總公司到各地分公司、子公司主要負責人任免調整共涉及242人。評論認為，有江澤民家族背景的聯通作為壟斷國企混改標杆，接下來的利益格局將重新劃分。此前中國國企中的兩大能源巨頭合併重組還牽出中共前總理李鵬家族控制的電力勢力得到削減甚至被吞併。另外，旅美學者何清漣分析認為國有企業成為吞食資源、虧損腐敗的經濟怪獸。
國企混改第一刀就伸向江澤民
國企混改第一刀是聯通，而聯通混改後內部第一刀是瘦身、精簡機構。據《通信產業報》消息，聯通總部由27個部門減為18個，減幅達33.3%；人員編制從1787人減少至865人，減幅達51.6%；各省分公司機構和人員也有相應調整減少，各省級公司管理人員也有減少，管理人員平均退出率在14.3%左右。
報導公布了總部部分部門負責人調整名單，共有60人。多地分公司主要負責人調整名單，共有147人。任職文件中規定，任職人員原任職務自然免除，聘（任）期三年。
去年8月16日，中國聯通以「發行新股+轉讓老股」方式，引入14家外部投資人，包括阿里、騰訊、百度、京東等合作夥伴，除了阿里，京東也在零售層面與聯通有了合作。
同時對核心員工施行持股計劃，總共募集資金779.14億元。完成股改後，這家央企基本形成了中國聯通、投資人和公眾股東的「三三開」混合多元股權結構。
在過去的十多年裡，王建宙、王曉初和常小兵三人輪番執掌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被稱為電信行業的「國企三巨頭」。如今王建宙退休，常小兵因貪腐入獄，王曉初張羅聯通的改革。
北京時局觀察員華頗對大紀元表示，像聯通這些壟斷的國有企業，肥得流油，都是掌控在那些權貴利益者手中，在那裡呼風喚雨。現在來講，「國有企業混改是想把伸到國企中的權貴利益者的手給斬斷，把利益從這些人手中奪過來。聯通只是開始。可能那些權貴最後被迫離開那些企業。」
外界都知道聯通背後有江澤民家族的影子，習近平把聯通作為混改的第一刀，華頗認為，也有點警示意味。「江澤民家族等一些老權貴，現在已是昨日黃花，雖然表示不滿，有些還掙扎，但大勢已去，他們也無能為力了，只得乖乖地放棄這些利益。」
他還表示，他們不是直接掌控這些資產，而是通過他們的白手套、前台人物來掌控。所以現在把前台人物拿掉，把他們的股份劃入到國家手裡。習近平前五年主要是反腐敗，讓他們不寒而慄、聽話，接下來五年，習近平要進行利益調整，要把權貴利益奪回來。不這樣的話，沒法平民憤，普通老百姓就不會滿意。
「同時習近平今年反腐也不會停止，他的反腐利劍必須懸在所有的權貴利益者頭上，這樣才能震攝他們。」華頗說。
中國能源巨頭整改牽出李鵬家族
2017年8月29日，中國國企中的兩大能源巨頭：中國國電集團與神華集團，合併重組為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有觀點認為：兩大巨頭合併，證明中共前總理李鵬家族控制的電力勢力得到削減甚至被吞併。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神華是中國甚至全球第一大煤炭上市公司，2015年中國神華煤炭銷售量達到370.5百萬噸，在世界500強的排名270位。其旗下煤炭收入占比約為54%，發電收入約占38%。
在中國，煤、電分家的「傳統」一直沒有被打破過。而海外一些分析人士強調：煤電兩大巨頭的合併，至少證明，李鵬家族控制的電力勢力得到削減甚至是被吞併。
李鵬家族中，曾被視為中國「電力一姐」的李鵬之女李小琳，早年曾擔任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電力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5年7月份，中國國資委宣布李小琳任大唐集團公司副總經理和黨組成員，顯示其與電力企業進行了權力切割。
李鵬之子李小鵬，曾長期擔任中國華能集團和華能國際的領導職務，被稱為「亞洲電王」，但最終走入了仕途，曾任山西省委副書記、山西省省長。
公開資料顯示，第一批混改試點的央企，集中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七大壟斷行業。而這些壟斷行業，大部分長期被掌控在江派利益集團手中。如中石油曾被曾慶紅和周永康控制；聯通被指與江澤民兒子有關；東航股東之一的上海聯和投資有限公司，江澤民長子江綿恆曾任該公司的法人代表。
華頗分析說，當局確實想針對壟斷、移除利益家族這些絆腳石，但從過去的情況來看，由於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必然走向權貴的壟斷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權貴們中飽私囊、最底層的民眾來承受失業等負擔。
美國經濟學教授謝田說，「如果因為把貪腐官員抓起來，受賄得來的錢物都會充公，這些經濟資源自然就會回到現政府的手中；也只有從政治上打倒，從形式上判罪了，才有可能剝奪他們的那些控制權。」
謝田認為，搞混合制國有企業並沒有什麼新意，只是來吸收一些民間資本和外資資本，在國企面臨困境的時候，想整合、重組，希望變得大一點、強一點，中共不會放棄對國企的控制，基本是換湯不換藥。
國有企業成為吞食資源、虧損腐敗的經濟怪獸
旅美學者何清漣去年9月撰文披露，中國政府之所以要維持大型國企的政治經濟地位，主要出於政治需要。
何清漣文章說，國家控股的大型企業被視為「共和國長子」，政府給予各種政策傾斜加以扶持。例如，政府通過壟斷土地、礦產等資源和壟斷重要行業，讓國企擁有產品定價權，攫取巨額利潤輸送給中央財政。
在中國經濟的鼎盛時期，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發布的《國務院國資委2009年回顧》顯示，從2002到2009年中央所屬企業上繳稅金年均增長21.6%，國企的稅負均值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股份公司稅負平均值的2倍。同時，國企也是政府對外援助和對內實施政治及社會控制所需經費的小金庫。例如，中國高層官員去外國訪問時，經常隨帶大量採購合同或援助項目，這些支出往往通過國企支付。
此外，國企的工資、福利和工作穩定性都遠遠優越於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到這樣的企業就業，幾乎成為中國人職業選擇時僅次於公務員職業的次優選擇，因此，國企往往成為官僚、權貴親屬的謀職之地。
美國彭博社的一篇報導揭露，共有103位在國企任高管的紅二代，曾用MBO（經理人持股）的名義讓自己致富，他們領導或營運的國企2011年總市值為1.6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年度經濟產出的1/5強。在21世紀前十年的國企改革中，這些紅二代通過MBO的方式，不費分文攫取了大額股份；在資產數億或者數十億的超大型國企中，持股哪怕不到1%，也是一塊巨型蛋糕。
國企與紅色家族之間既然形成了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管道，這些被管理層大肆攫利的企業不可能經營良好。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衰退，國企的黃金歲月結束了，成為銀行壞帳的主要源頭，拖累了中國的國有銀行。
自2014年以來，中國媒體上大量出現「殭屍企業」一詞，指那些嚴重虧損、依賴銀行貸款在維持運轉的國企。截至2015年底，在中國股市上這樣的「殭屍企業」就有266家，占10%，集中於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八大行業。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有100家，其中16家是虧損企業。例如，「中國鋁業」號稱「A股虧損之王」，2014年度淨虧損為163億元人民幣；「鞍鋼集團」有800億銀行債務，2015年淨虧損43.76億，「渤海鋼鐵」債務達1,920億。這些進入「世界企業500強」的大型國企長期處於低效虧損的狀況，使得中國金融系統有如得了敗血症的病人，這頭剛為國企輸入紅色的新鮮血液（注入資金），那頭就流出黑血（即壞帳）。
屈指算來，這是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輪壞帳了。三輪壞帳的形成各有原因，但有一個原因是不變的，即國企靠銀行不斷輸血維持。興業策略研究報告估計，如果在兩年內這些殭屍企業全部倒閉，70%的有息負債成為壞帳，影響債務約10,671億，年均5,300多億。其中10%為債券，90%為銀行債務。
2012年是中共十八大權力交接的敏感時期，習近平雖然接掌了中共最高權力，但陷入政治對手的纏鬥之中，國企問題暫時退出公共視野。胡溫時期那輪有關國企的爭論所指出的各種弊端，只有國企管理層與員工的巨大收入差距被列入解決的清單位之中。2016年1月，央企開始執行國企高管降薪資方案，把負責人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從12倍調整為7-8倍，全國各地的國企高管平均降薪30%。全國25個省份公布了國企高管降薪方案，大多數將國企老總的基本年薪限制在了普通員工的2倍以內，把總體年薪限制在8倍以內；限制幅度最大的寧夏，將高管的總體年薪限制在了普通員工的5倍以內。2017年9月15日，官方宣布「多地推進國企改革細化方案」，要點就是「國企市場化薪酬改革提速」。
可以預見，只要國企的運行機制不改，民營資本在政治壓力下入股國企，只是讓國企獲得了「免費貸款」，除了國企經理層薪酬過高獲得解決之外，所有問題依舊，對政府來說，唯一的意義就是將銀行的負擔轉嫁到民營企業頭上。
阿波羅網孫瑞後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