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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寧:中共大年期間洗腦國人始於延安時期

文革結束後,傳統的慶祝方式有所恢復,然而經過三十年的破壞,新生的一代已無重拾傳統的可能。八十年代興起的「春晚」繼續成為中共的洗腦工具,而且格調越來越趨於粗俗低下。這樣的中共的存在,中國人如何能回歸傳統呢?

2018央視春晚被指“三無”,是三十年來最差對。(手機截屏)

2018年中共炮製的“春晚”一如既往遭到了國人的差評:“節目差到家,真看不下去了,一年比一年差,一年比一年難看;假唱太假了;這個春晚除了娛樂明星,全是槽點;我已經關電視了;繼續抵制央視春晚。”“今年的春晚舞台格外地紅;舞蹈太紅了,其它啥也看不清;小品強行推社會主義價值觀,歌又是紅歌,讓人反感;一帶一路,政治正確;春晚是‘政治大會’,另一形式的《新聞聯播》;春晚粉飾太平有意思嗎?”

大概中共中宣部早已預料到這樣的結果,因此關於“春晚”的評論提前下令關閉,中共再一次證明了自己是何等的“道路自信”!

根據官方資料,“春晚”最早開辦於文革後的1979年,不過,因為當時電視機並不普及,所以影響不大。隨著電視機普及率的提高,中共在1983年再次舉辦,由央視在年三十晚上播出,從此“春晚”成為每年大年夜的固定節目。

對於“春晚”的定位,中共從一開始就沒有隱瞞,即其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要“體現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做到上情下達”,其“主旋律歌曲是主導”。無疑,從其開辦這些年看,“春晚”乃是中共的政治工具已為越來越多人所認識到,也因此抵制“春晚”的人也越來越多。

然而,許多中國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國傳統新年期間通過文藝形式對國人洗腦早在中共盤踞延安時期就已開始。2017年1月大陸《學習時報》刊載的文章《延安時期的紅色過年》對此有著比較詳細的介紹。

文章稱中共要“將新思想的宣傳教育與傳統民俗民風相結合”,推動老百姓接受中共的灌輸。中共是如何做的呢?

文章稱,關於過年的習俗,一首民謠在延安當地流傳甚廣:“二十三祭灶天,二十四寫對聯,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割年肉,二十七宰公雞,二十八把面發,二十九蒸饅頭,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其中蘊含著對神明的敬畏。針對上述民俗,中共逐漸加以改造。

首先是改變年畫和對聯。傳統年畫以民間傳說或歷史故事中的神仙悍將為主角,門神以鍾馗、秦瓊、尉遲恭為主。1938年年初,中共魯藝的匠人們創作包含中共宣傳思想的木刻年畫《五穀豐登》、《保衛家鄉》,並發給農家張貼,開始了新年畫的創作並逐步推廣擴大。

1942年,魯藝美術部成立年畫研究組,創作更多年畫,內容以稱頌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主,同時展現“邊區軍民的新生活新風貌”,作品有《保衛邊區》、《養娃娃講衛生》、《大戰平型關》等。

而對聯的內容則多以抗日戰爭和現實生活為背景,如“自由平等除舊歲;民主政治過新年;過新年堅持抗戰到底;除舊歲反對妥協投降。有牛有地有勞動家家足食;自種自紡自織布個個豐衣”等,無不滲透著中共的宣傳。

據文章稱,1947年,當中共中央離開延安時,中共打造的年畫和春聯已取代了傳統的年畫和對聯,當地百姓被徹徹底底洗腦了。

其次是改變傳統秧歌的內涵。在陝北地區,打社火、鬧秧歌、說書、唱酒麴等等,是歡慶節日或婚喪嫁娶中廣為運用的表演方式,其中鬧秧歌是傳統新年娛樂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2年毛髮動延安整風運動後,延安文藝界掀起了一場“新秧歌運動”,即採取傳統秧歌的藝術形式並加以改造,內容上則以宣傳中共政策為主,當時所謂的“新秧歌”有《擁軍花鼓》、《兄妹開荒》、《搖花籃》、《白毛女》等。魯藝還組成150人的龐大秧歌隊,過年期間在楊家嶺、中央黨校、文化溝等地進行巡迴表演;而在中共舉行的一些聯歡大會上,新秧歌也是最為主要的節目。

中共元老級人物謝覺哉曾在日記中記述了延安時期的過年景況和氣氛,其1943年的日記中提到當天召開群眾大會,“很熱鬧”,還有“時髦之化裝秧歌隊數起。”

到1944年過年時,延安的工廠、部隊、學校組織的秧歌隊多達27家之多,上演了150餘個節目。在不知不覺中,延安民眾接受了中共的宣傳。

彼時的中共不過佔領延安一隅,就已經開始了藉由文藝形式對民眾進行洗腦。中共建政後,通過發動的一次次運動,不僅徹底毀壞了中華傳統文化,而且摧垮了傳統的知識分子精英,其後又再度通過教育、“春晚”、媒體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對中國人進行洗腦,讓國人身在黨文化中而不自知,中共企圖毀滅中國人的險惡用心由此可見。

延安時期並無“過年”之說

有意思的是,在謝覺哉的日記中,我們並未發現“過年”這個說法。

關於1939年的傳統新年,謝覺哉記載道:“2月18日,是舊曆除夕(大年三十),天氣晴。開校務會議,十時敵機三架來襲,無損失……”“2月19日,舊曆元旦,下午至組織部,昨天會議所提,陳雲同志均同意。”“2月20日,因舊曆新年之故,補放假一天。”

關於1943年的傳統新年,謝覺哉記載道:“2月4日,舊曆除夕,從今日起放假一周。”“2月5日,古曆元旦。立春風沙,農家以為非年豐之兆。”

關於1944年的傳統新年,謝覺哉記載道:“1月24日,舊曆除夕。下午三時招宴李丹老全家……。”“1月25日,古曆元旦。放假一周。”

1945年關於傳統新年的日記表述也與上述差不多。蹊蹺的是,在謝覺哉幾年的日記中,我們尋不到“過年”的表述,而是將之稱為“元旦”。這說明延安時期,中共尚未篡改說法。

1949年9月27日,中共商量奪取政權後建政事宜,正式將“正月初一”改為“過年”,這一改即失去了以往的內涵,其似乎只是個普通的慶祝“春天”的節日而已。《解體黨文化》一書指出,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叫法,同樣是中共為了批判、替代傳統文化、宣揚無神論的需要。這樣一改,傳統過年中感謝神明看護、尊敬神明與先祖的文化內涵就被去除了。

隨著這一改,傳統過年的吉祥話變成了“祝你今年能夠上北京,見到毛××”、“革命精神代代傳”等政治話語,春聯變成了“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敬神祭祖”變成了“憶苦思甜”,組織看政治電影,組織有“教育意義”的聯歡會,搞“團拜”等。張貼的年畫也從敬神祈福變成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好”、“過年期間學習老三篇”、“全家學公報”。

文革結束後,傳統的慶祝方式有所恢復,然而經過三十年的破壞,新生的一代已無重拾傳統的可能。八十年代興起的“春晚”繼續成為中共的洗腦工具,而且格調越來越趨於粗俗低下。這樣的中共的存在,中國人如何能回歸傳統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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