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起頭來，看見藍天之下，成群的大雁排成人字，有組織有預謀地向南飛，我們不會說它們正在犯罪；低下頭去，看見泥土堆里，千百隻螞蟻協同配合，有組織有預謀地搬食物，我們也不會說它們正在犯罪。大雁和螞蟻，也不必辯稱它們是個體性的自發行動，只是碰巧湊到了一塊兒，看起來像集體行動而已。
人和大雁、螞蟻一樣，是群居動物，也叫社會性動物，而且人具有高度發達的社會性，據此發展出我們為之自豪的人類文明。有組織有預謀地從事社會活動，既是人的動物本能，也是文明教化的要旨。地球上有一個地方叫中國，那裡的民眾卻對「有組織有預謀」避之惟恐不及。很多人一起遭受了冤屈，自然而然地集體上訪，卻要佯裝是分別行動，碰巧途中相遇；甚至青年學生學者組織起來定期讀書，也會被警方以「有組織有預謀」為罪名抓捕；最新的例子是，北京大學十個學生，一起去向校方依法申請信息公開，被校方指控統一著裝、均戴口罩，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而學生們竟然需要辯解稱是個體自發行為。
有人可能會說，「有組織有預謀」之所以成為罪名，是因為組織者沒有事先進行社團登記，活動前沒有向警方申請。這是對社團登記的誤解或者濫用。登記和申請制度是人的社會性高度發達的成果之一，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集體行動。只有當人們組織起來，需要更多的社會服務，比如需要組織名義的銀行帳號，需要警方維持秩序，或者更方便地和他人協商，借用公共空間，請求暫時讓渡其安靜，才需要登記和申請。組織一個讀書會，邀約幾場飯局，相互幫扶進京上訪，在宿舍商量後統一著裝去向校方表達意見，都是有組織有預謀的活動，但並不需要登記和申請。
有組織有預謀地犯罪，比如販毒分子和恐怖主義，會加大罪惡的危害。但它錯在犯罪，而不是有組織有預謀本身。
更不用說，中國的現實是，一方面最大最活躍的政黨組織並沒有登記註冊，另一方面上訪者、讀書人和申請官方信息公開的學生，根本不可能獲得登記和許可。
無論怎樣限制和打壓，人都要有組織有預謀地生活，而且隨時隨地，難以棄捨。將有組織有預謀污名化、犯罪化，那是反人類、反文明的行為。人們需要為有組織有預謀這樣的本能和社會性辯解，這是極其荒謬的現象。
專制體制就是性侵體制
中國高校屢屢曝出教師利用職權性侵學生的醜聞。曾在北京大學任教的「長江學者」瀋陽被指控，二十年前性騷擾導致其學生高岩自殺。當年校方進行了調查並給予瀋陽處分，輿論認為校方包庇瀋陽，處理不公，為此，岳昕、張震林等北大學生要求校方依法公開當年的相關信息。
校方以當年會議未留記錄、別的文件因工作失誤找不到了等理由拒絕公開信息，明顯敷衍塞責，同時將更多的精力用於打壓學生，多次約談至深夜，而且還在半夜一兩點召來家長，闖入學生宿舍要求刪除網絡文章和手機信息，甚至以「影響順利畢業」進行要挾。岳昕的母親在高壓之下，「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請求、以自殺相脅」，她不得不隨母親回到家中。但她仍然勇敢地發表了公開信，向校方提出公開承諾不施壓家長、不影響其順利畢業等要求，並聲明保留法律訴訟權利。
岳昕的反抗在中國社交媒體引起巨大反響，官方緊鑼密鼓地貼身刪帖，但是她的公開信、過去的文章和訪談，以及網民支持和討論的聲音，仍然以各種形式頑強登場。具有民主傳統的北京大學「三角地」甚至出現了「聲援勇士岳昕」的海報，在「六四」之後官方嚴防死守、力圖摧毀「三角地」的情勢之下，這是極其罕見的勇敢抗議。
在西方「Me Too」運動激勵之下，中國學生反對性侵，合理合法，北大官方何以阻撓？我們應該看到，這個專制體制就是性侵體制，大小官員一旦被「反腐」，指控中幾乎都有利用職權性侵或強姦這一項。他們未曾落馬之時，跟現在正執權柄的官員有什麼不同？護瀋陽之短，就是為自己遮醜，並讓這種性侵體制長治久安。
這就毫不奇怪，官方打壓反對性侵的女權主義活動和大學生行動進行的用心，遠遠多於防範性侵本身。但是，他們畢竟不能公然以護短遮醜維護性侵體製作為理由。於是，像巫術咒語一般籠罩著中國社會的「有組織有預謀」等話語大棒就被隨手拾起。
坦坦蕩蕩地接受境外資金，聯繫境外媒體
同樣被反人類、反文明地污名化、犯罪化和魔咒化的另外兩個話語，也同時用來指控這些要求信息公開的學生：獲得境外資金資助和聯繫境外媒體採訪。
異議人士、人權律師和女權活動家都不得不為這些「罪名」辯解。再次，中國那個未經登記註冊的最大政黨，也就是權力無處不在的執政黨，從其誕生、壯大到奪權的暴力革命過程中，無時無刻沒有接受境外資金資助。甚至在建政之後，槍斃、鬥死、餓死、關死幾千萬人，把國家搞到民不聊生，不得不「改革開放」，再一次靠巨額境外資金支持維持了統治，發展了經濟，甚至「大國崛起」。
儘管境外資金資助過這樣的權力怪獸，但是，相對於被這隻怪獸控制的大多國內資金來說，境外基金會仍然具有更加合理的申請、批准和監管機制，也有更加人性、公正和遠見的項目訴求。直到今天，境外NGO投入到中國的錢，大多數進了政府的腰包，但是其餘部分仍然為中國的扶貧、教育和公民社會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如果中國大學生以申請到國內獎學金感到榮幸的話，那麼毫無疑問，他們更應該坦坦蕩蕩地為獲得境外資金的資助而自豪。
至於境外媒體，儘管它們並不總是能準確報導和深入分析，但是比起公然姓黨的中國媒體，其更多元化和更公正性無需辯論。在人權、言論自由和信息公開等特定議題上，接受境外媒體採訪要比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正當得多，也正直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