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美國外交界為何主張對華強硬？一篇最近引發轟動的文章，把這個問題交代的十分清楚。歐巴馬時代資深外交官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納（Ely Ratner）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刊載了一篇長文《評估中國：北京是怎樣讓美國期望落空的？》（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他們的結論是，中國是美國現代史上面臨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競爭者。
兩位作者回顧了美國在過去的七十多年中一直對中國有所期待，但期望一再落空。比如，二戰後，美國派特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前往中國斡旋，期望共產黨和國民黨達成和平協議；韓戰期間，杜魯門政府期待阻止毛澤東的軍隊跨過鴨綠江；越南戰爭期間，詹森政府相信中國會限制在越南的參與，但是，上述種種期待都落空了。
當然，美國對中國最大的期待就是期望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能夠和國際秩序接軌，能夠接納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能夠逐漸轉型為民主化國家。為此美國使出了渾身解數，「胡蘿蔔」和「大棒」交叉使用。無奈，不管是「胡蘿蔔」還是「大棒」，中國就是抱著「共產黨的領導」不放，抱著「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頂樑柱」不放。
坎貝爾和拉特納說，無論美國怎樣做，都沒有像預期地那樣改變中國。外交和經濟接觸並沒有帶來中國政治和經濟上的開放；美國的軍事力量和區域制衡也沒有能夠阻止中國試圖改變美國領導的體系的核心努力；自由的國際體系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可以誘惑或是制約中國。兩位作者警告說，這樣的現實應該足以讓美國擦亮眼睛，重新審視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必須建立一個更強大的、更持續的對華措施。
而美國商界支持對華強硬的主因是，他們擔心面對中國政府大規模補貼的中國企業，美國企業會喪失競爭能力。太陽能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十年前，美國在開發和製造太陽能組件方面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但那時中國政府銀行開始為本國的太陽能製造商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低息貸款，結果大多數美歐企業關門，而中國現在則生產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太陽能組件。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大規模補貼中國企業，太陽能產業的例子就有可能在其他產業複製。因此美國商界有一種逐漸占上風的觀念，「必須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
除此之外，在美國民間，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老百姓近些年來增加很多。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7年2月進行的一個民調，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美國受訪人的比例，從2006年的29%上升到2016年的55%；此外，有65%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對手或者是美國的嚴重問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中國不是美國的問題。
這種對中國的負面看法經歷了2016年總統選舉之後，開始逐漸發酵。除了川普的鼓動作用，還要歸功於民粹主義大師班農的大規模遊說。班農對美國一些民間團體不厭其煩地談中國及其稱霸世界的計劃。這些團體包括茶黨、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基督教團體、信天主教的選民、民粹主義團體，及某些對沖基金經理。班農跟他們說，這對西方也不僅僅是一個警告，實質上是表明儒家重商主義的權威模式已經贏了，而猶太基督教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場和資本化的西方已經輸了。他的聽眾都相當買帳。
美國民間的這種情緒在2018年的期中選舉期間，將會進一步被鼓動起來。川普將會向他的選民表明，他兌現了對中國強硬的競選諾言，而且正在取得成果。很多民眾儘管不喜歡關稅這個形式，但認為中國應該被制裁。2018年4月的一個民調顯示，71%的美國受訪者認為美國應該採取措施修正美國對中國的3750億美元的逆差（BBC，4月16日）。
綜上所述，美國朝野在中國問題上可以說達到以下共識：第一，美國各界全面檢討對華政策，認為美國幾十年來對中國一廂情願的政策失敗。第二，他們認為，中國是美國現代史上面臨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競爭者，美國必須採取行動，否則就會輸掉與中國的戰略競爭。第三，美國不會放棄與中國接觸的政策，但會加大「大棒」的力度，縮小「胡蘿蔔」的手段，用抵制、懲罰甚至報復的方式，重塑中國的行為，逼迫中國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