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大陸著名導演馮小剛出版了一本隨筆集《不省心》，書中說，曾經因為說了兩句實話，代價很大。先是媳婦徐帆晚上不讓自己睡覺，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說兩句實話行嗎？」後來好友陳道明也聲色俱厲地質問：「你不說實話能死嗎？」他寫道：「尤以道明兄的一句戳痛我，他說：『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沒關係，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關係！』說兩句真話竟讓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認栽。收聲。往後我要嘴裡沒實話，大家包容。」
陳道明，是大陸著名演員。「你不說實話能死嗎？」是過來人的話。他太太杜憲，原是央視新聞主播。1989年6月4日晚間，她播報北京戒嚴等消息，身著黑衣、語速緩慢，以肢體語言表明同情學生，於是被停職並調離新聞部。
不過，陳道明說出這樣的話，馮小剛的「認栽。收聲。」其實已經說出了大陸的現實狀況了。真正的「收聲」是連「收聲」這樣的話也不說。因為在大陸說實話真的會死。
「不說實話」或「少說兩句實話」，對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人來說，無疑是堵塞了自由思想。儘管文藝創作大都虛構，但是正因為虛構更可以無顧忌地反映生活真實。我曾有這樣看法：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儘管這說法有點極而言之，但卻是我的人生體驗。因此，如果電影創作者不能說實話，那就意味沒有真正反映真實的電影了。
不說實話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不能不說假話。也就是不僅沒有說真話的自由，而且沒有不說假話的自由。曾任周恩來外交秘書、後來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李慎之，曾說：「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真能改造好人們的思想，而在於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國度。」但這種改造豈止始於文革？名畫家葉淺予說：「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覺地說假話。」
自中共建政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以及延綿至今的愛國、反帝、階級鬥爭與敵情觀念的無日無之的洗腦宣傳，其成功之處，就在於把中國改造成全民說假話、相信假話並且維護假話而不自覺的國度。
畫家陳丹青說：「如果你們銷毀了美國綠卡，我就相信你們愛國是真的；如果你們把子女送到朝鮮，我就相信社會主義是優越的；如果你們公布了官員的財產，我就相信你們的反腐是真的；如果你們給全國人民一張選票，不是自選官員，我就相信你們是為人民服務的。如果你們哪一條都做不到，憑什麼讓我相信你們？」但大陸人普遍就是不問緣由而相信，以假作真。
中國處於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假話時代。假話時代最可怕、對製造假話者最大的懲罰，不是說假話的人得不到他人相信，而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任何人。中共政權正處於不再相信人民以致處處設防的時代。
香港的不幸在於97年主權轉移後要同這樣的時代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