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5日有人在北京的長安街上阻攔坦克。據說他叫王維林。
「六四」天安門慘案29周年之際，4日美國國會參議員盧比奧和眾議員史密斯發表聯合聲明，要求中共政府允許自由與公開討論六四，並交代軍隊暴行。國務卿卿蓬佩奧則敦促中共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普遍權利和基本自由。學者何清漣認為，「六四」民主運動提出的兩大主訴求極富遠見。
美國國務卿和國會議員發聲促中共解禁「六四」
美國之音報導，2018年6月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中國六四事件29周年發表聲明：
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及其周邊地區發生的暴力鎮壓和平示威遊行事件29周年之際，我們記得無辜生命的慘痛損失。
我們和國際社會的其他人一起敦促中國政府公布那些被殺害、拘留或失蹤者的情況，釋放那些由於努力讓天安門事件不被遺忘而坐牢的人，並結束對示威參與者及其家屬的持續騷擾。
美國認為保護人權是所有國家的基本責任，我們敦促中國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普遍權利和基本自由。
除國務卿蓬佩奧之外，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會主席盧比歐與共同主席史密斯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允許自由與公開討論六四，並交代軍隊暴行。
中央社報導，兩人在聲明中重申，要求中共政府結束禁止在公開場合與網路討論六四事件，也支持執行「天安門制裁」措施，以及其他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共警察與安全部隊購買可以用來監控群眾與網路審查的美國科技。
盧比奧呼籲中國政府允許對六四事件進行自由與公開討論，無條件釋放因為試圖紀念六四而遭拘留或監禁的人，並公開說明中共黨內與軍隊對中國人民犯下的可怕暴行。
史密斯則指出，每年紀念天安門事件是因為這一事件對美中關係的持續影響，對於追求自由與改革而喪命的人來說，正義沒有得到伸張。這是一起重要到不能遺忘的事件，在中國進行紀念會帶來危險的事件。
相對於美國隊六四事件的積極態度，歐盟對中共武器禁運方面則沒有那麼堅決。
歐盟對中國武器禁運，是歐洲聯盟成員國為回應1989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的武器禁運。然而由於具體規定含糊不清等原因，所謂的禁運並不徹底。
據維基百科介紹，近年一些歐盟成員國提出解除禁運，支持者包括法國前總統席哈克，他認為禁運未能反映出現時的地緣政治。另一方面，同樣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的美國擔憂，歐盟解除對中國武禁後，會產生技術轉移，中共軍力增強。
「六四」運動的兩大目標極富政治遠見
學者何清漣在《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06期撰文表示，有人說「六四」是中國人一場破碎的夢想。但我不這樣認為，因為夢想破碎後，可以放棄。但民主於中國人來說，是保證他們基本權利的手段；於中國來說，是進入文明社會的必經階段。
這是中國人不能夠放棄的，放棄、退讓，就意味著中國人只能停留於紅色政權的壓迫之下，只能繼續忍受紅色貴族為首的利益集團的肆意掠奪。
1989年，中國人的權利意識還未萌芽，沒有「納稅人」意識，人們相信「中國政府養活了全中國人民」的宣傳，官員腐敗也只是公款吃喝。但「六四」運動卻極富遠見地看到了高幹子弟群體對中國政治經濟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以「反腐敗」為主要政治訴求。
所謂「反腐敗」的核心口號是「反官倒」，矛頭所向是以鄧朴方的康華公司為代表的高幹子弟利用特權經商，據說正是這種極強的針對性惹惱了鄧小平，讓他做出了鎮壓的決策。
何清漣指出，考慮到現在紅色家族成員壟斷了中國經濟（彭博社提供的數據是：王軍、賀平和陳元三人領導的公司2011年總市值為1.6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年度經濟產出的五分之一強）；在政治上全面接班（紅二代、紅三代已經進入權力長跑，準備完成程序後接班），不能不佩服當年「六四」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憑直覺抓住了中國政治的根本性問題。
何清漣認為，這些年來，總有人要求「六四」學運領袖反思當年策略的不當，這種要求忽視了當年「六四」學運領袖產生的特殊條件：
一，他們不是經過長期運動產生出來的領袖，只是時勢造就的領袖，這種領袖未必具有深謀遠慮的政治眼光；
二，學生及其他參與者都是臨時參與，未經過組織化過程。無論是「六四」運動的深度參與者還是旁觀者，身處當時的政治旋渦，都無法完全理解當時發生的一切。即使是年長一些的知識精英，與其說他們在指導運動，還不如說他們為運動大勢所帶動。
何清漣認為，「六四」民主運動提出的兩大主訴求極富遠見。
就在這種準備嚴重不足的情勢下，「六四」民主運動提出的兩大主訴求預示了中國今後的歷史命運：腐敗與特權影響著中國的財富分配格局；民主與反民主兩股力量的對抗，則成為權利意識日漸覺醒的民眾與誓死捍衛紅色家族特權的中共政權之間的最後一場戰爭。
阿波羅網林億綜合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