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年前我到過台北，在101大樓的廣場也與傳說中的「愛國同心會」不期而遇，當然還有那片腥紅旗海。後來聽說他們不時襲擊在相近位置擺攤的法輪功，柯文哲上台，然後聽到關於柯文哲政府是否刻意放任，不作清剿的討論。
我可以想像「言論自由」這個理由一定會跑出來，然而「愛國同心會」自己也不尊重他人的言論自由；更嚴重的是，他們公開「促統」，據維基所載其主張是希望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
台灣擁有全亞洲數一數二的言論自由，因為它有來自主權國家的力量。而「愛國同心會」只是用「言論自由」做掩護，去拆除其他人的「言論自由」。民主國家對人權和各種自由的保護，經常被人反過來不正當利用（exploit），作為動搖該國家的後門。
最近中東的卡達半島電視台，竟然對台灣生了興趣，並製作了一個名為「台灣：間諜、謊言與兩岸關係」的偵查報導，證據確鑿揭露中國透過台商，間接豢養愛國同心會和統促黨等統派組織，在台灣內部裡應外合製造混亂和衝突。
這個系列報導的詳細程度，已經是情報級，相較之下台灣的國安部門無疑是怠工已久。有評論指，這個事關重大的報導，並沒有在台灣受到廣泛引用，台灣社會對於國家遭到系統滲入，沒有多大關注，表現非常麻痹。
尤其是中共在台灣布下了那麼多傳媒機構、文化人、作者、名嘴，他們日夜文攻兼使用經濟做武嚇之下，一般人的中國認識只能是扭曲的。
我所接觸的台灣人，碰巧都是散發一種氣質：溫良恭儉讓；我經常有一種感嘆：他們人太好了，而太好的人總會被人占便宜。出了台北，在其他更加鄉村的「地方」，這種感受就更深刻。天高海深，台灣地方又大，他們不容易感受大陸的人海戰術和殖民政策。物價、樓價和其他因素加起來，就是過日子比較容易，說得不好聽就是容易混混噩噩，對外面的事情無知覺，容易產生隔江猶唱後庭花的偏安悲劇。
也許很多聲稱對大政治沒有興趣，只在乎「社會進步」的無政治選民，認為日子再差，也差不過現在。之前台南有洪水，人仰馬翻，有憤怒的「現場觀眾」打電話到論政節目，怒叫：「不如給大陸來管好了」；日本關西受暴風吹襲，機場關閉，中共製造了「中國派救援幫助中國公民」的假新聞，台灣島內又是一陣「中國大陸很好，台灣不行」的討論引導，後來才證實是假，因為橋已斷了，沒有國家可以做到什麼。
台灣式良民是令人寒心的
但就是這種日積月累的印象灌輸，令台灣人自己也產生「大陸很進步」的意識。甚至會有人認為，有一天給雷厲風行的中國政府管治，可以解決台灣島內那些久治不解的問題。
但事實上差，可以更差。這些問香港人，或者經歷過日治的台人就會曉得。政權轉移、異族入主，往往只有唏噓。網絡上的台灣人喧鬧不已，國民滯日、南部洪水，彷佛就是天下間最大的事。但真正的大事，例如卡達半島電視台的事情，每日擺在101的紅旗海，就沒那麼多人關注。這其實是一個輿論工程，一種Social Engineering，令敵對國家的國民，不在乎大問題，每日就因為一些無關痛癢的小事自亂陣腳。
台灣式良民是令人寒心的，他們對危機的遲鈍、對主權問題的無感，最終會在選票上反映。遲鈍人執掌的民主制度，也應付不了急風勁雨。台灣也有「國際化焦慮」，認為島內人不在乎外面發生什麼事。但其實國際哪裡每說到台灣，島內人都會爭相引用，但唯獨是真正與台灣的生存發展有關的命題，就給稀釋掉，接觸不到島內的大多數。
這當然是說美國全面進行圍堵中共國，台灣要怎樣站邊的問題。那些負責帶風向的人，令普遍人還以為中國是經濟出路、未來是中國世紀、貿易問題只是川普這個神經漢搗亂的政治宣傳，亦是同一套招式。
事實是不選擇也是選擇，選擇不站邊，便是站了另一邊，在這個大變局中失去機會。蔡政府在外交上表現出的「老成持重」、謹小慎微，大概是受限於陳水扁時代的經驗——當時中國和美國和鳴親密，當然會事事節制著台灣。這種挫敗心也就在內部延續到今天，使整個國家在外交問題上呈現未必再需要的自我捆綁。
在川普政府極具影響力的中國問題顧問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月前表示，台灣此時應採取主動，對「印太戰略」提出積極、具體、開創性的想法，他說：「這是台灣的大機會」。
正面而言，美國是說有事可以跟台灣交易，但反過來說，就是放話給台灣聽：你們究竟是不是想加入我們的聯盟？
竟然還要中東電視台告訴我們
這是個一概而論而未必準確的印象：台灣是一隻戰艦，但大多數住客是純樸保守的人民；他們生性自足和放心，對於外界和情報，有根深蒂固的冷漠；加上刻意的推波助瀾，就有了今日的局面：島內的官方放任著敵人和姦細，而他們的確切底細卻要由一個中東電視台搜集出來。
關西機場旅客受暴風所困，中國使館派人「強力救援」的假新聞，在台灣內部造成了龐大壓力，最終中華民國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在9月14日清晨，於官邸自殺身亡。人死了之後，帶風向的還是繼續扭盡六壬。但日本NHK報導，蘇啟誠有留下遺書，清楚表明「不堪外界嚴苛批評，感到痛苦」。
並不是說人死為大，不能批評。政府做得不好，人民絕對有批評的權利。但如果批評是基於假消息的網絡批鬥、滯日旅客巨嬰式的伸手民粹、再加上不懷好意的「社會工程人員」煽風點火，就不會是公義和問責，而是顯示整個台灣網絡著了中國的道，中了埋伏。雖然不殺伯仁，伯仁卻因他們而死。
其實大肆宣傳「撤僑功績」，以顯示今日中國已經強大起來、國威遠揚，是中共近年的國策，已經有幾年了。正如中共政府曾經強烈加持的《戰狼2》，也是宣傳「中國護照好」，宣傳國民走到哪裡「背後都有一個強大祖國」。台灣人一見熱屁股就貼上去，在假新聞的引導下，群起自貶，鞭韃中華民國政府「撤僑不力」。
命是中國害死但執行的卻是台灣
事件發展到有外交官含冤犧牲，從更深層次而言，是顯示了台灣社會長期「著道」，病情不輕。各種政治宣傳和輿論操作日以繼夜放送，台灣人已習慣了把自己想像成百無一用，而把中國想像得比事實上強大。令人痛心的不只是人命傷亡，而是中國已經在各國製造出一股心理力場，令大量人口產生基於假新聞的極端心理自貶。命是中國害死，但執行的卻是台灣自己人。
這種網絡欺凌可以爆發，是因為很多人長期都被植入了「中國很捧捧，台灣在末落」的意識，一看到假新聞，就感到想法為現實所證，輿論就此燃燒起來。
中國共產黨是靠宣傳戰和間術取得政權。「共產黨萬歲」的硬銷是最下乘的，它最精銳的力量，在你我之間，使用的套路是「民主」、「言論自由」、「要政府問責」等等最偉光正的口號。
這套機器試圖令你感到四面楚歌，總是主張大勢已去、亦不會有盟友來支援。弔詭的是，言論自由的環境，反而成為宣傳機器「支部建在連上」的助力；保護國民的人權思想，反成國家安全隱患。社會和網民是否需要檢討？國安機關是否需要改革？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