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歲的李振盛依然精神矍鑠。在講座密集的間隙里，他幾乎一直在給讀者簽書。他的記憶力依然保持得很好，能清晰地講出每張他拍下的照片的故事。
熱血紅衛兵
1966年5月，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發動了一場席捲全國的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官方鼓勵人們互相批鬥、抄家甚至親屬間互相告密。數以萬計的人士受到迫害，中國經濟陷入嚴重停滯。在這場浩劫中，無數文物也遭到了蹂躪和不可逆的毀滅。
跟當時的億萬中國人民一樣，文革初期的李振盛十分興奮，他也無上崇拜著毛澤東。「毛主席說，這樣的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來一次。我當年20多歲，跟其他年輕人一樣，都覺得十分幸運，因為這輩子能經歷好幾次這樣的大革命。」李振盛說。
那是一個瘋狂的紅衛兵之夏。由於毛澤東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因此紅衛兵都自稱「造反派」。紅衛兵之間分有不同的派別，每一派都想證明自己是最革命的造反派。
作為一名扛著相機的攝影記者，在造反大會上拍照會顯得格外顯眼。經常有紅衛兵質問李振盛是幹啥的，「如果掏出記者證，他們會說你是『黑省委派來的黑探子』，拍照片給黑省委秋後算帳用，輕者扯出膠捲曝光，重者砸毀或沒收相機，」李振盛說。
李振盛注意到，那些佩戴紅衛兵臂章的人能夠自由拍照片，因此決定要得到一個紅臂章。1966年8月28日，他組織報社的幾名同事成立了一個造反組織，取名「紅色青年戰鬥隊」，並去大街上印了帶有「紅衛兵」字樣的臂章。
李振盛告訴，文革期間，他拍了近十萬張底片，大部分是為了報紙需要而拍的照片，他在當時稱之為「有用的照片」，但他也拍了許多絕不可能見報的照片，他稱之為「沒用的照片」。這些「沒用的照片」都被他暗藏了起來，組成了今日出版的攝影集。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紅衛兵可以去北京免費乘火車並享有免費的食宿。「他們身著綠軍裝，臂戴紅袖章，手持紅寶書，在天安門廣場上跳起忠字舞，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東方紅》，有時為了見上『偉大領袖』一面，一等就是數個星期。」
「我意識到，必須將這個動亂的時代記錄下來，我並不真正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情是為了革命，還是為了自己，或是為了將來。」李振盛說。
為照片「易容」
網絡上一直有流傳文革時期那些驚人的PS技術，並有大量照片修改前後的對比圖。對此，李振盛承認，他也會修改照片。
李振盛曾經拍攝過一張"五七"戰士與貧農老大娘學毛選的照片，背景牆上有一張毛澤東像，但背景虛化了。當時凡是毛澤東像模糊的照片是不允許見報的，李振盛就將原圖做了一些處理，換上了清晰的毛澤東像。
此外，他也需要將被擋住的標語口號全都在照片上顯示出來，或者在群眾喊「毛主席萬歲」時高舉的拳頭看上去像是打到毛澤東臉上時，用繪畫技法把拳頭修掉。
「當我沒有在拍照片時，如果群眾在高呼口號，我也跟著高呼。如果每個人都舉起拳頭，我也舉起拳頭。群眾的革命熱情高漲，如果你不隨大流，他們很可能會認為你不夠革命。」李振盛說。
除了修改照片，擺拍也經常發生。李振盛告訴，很多時候他去工廠拍照片，都是帶著主題去的，例如，他需要拍攝一個師傅帶著徒弟工作的場景，拍攝對象可能就要因此調節班次，甚至改變動作。
在一次批鬥會上，李振盛想拍出批鬥會高昂的情緒，但主席台上帶頭的紅衛兵在每次喊完口號後都會把手垂下，隨後台下群眾會舉起手跟著高喊口號。「但是如果照片上帶頭的紅衛兵的手是放下的，讀者一定會以為他是被批鬥對象，是下面的人在衝著他揮拳頭。我就跟他說，你喊完口號別放下手，他說那怎麼行？我說那你就喊兩遍。因為喊兩遍他中間就不會把手放下，我就在這個間隙拍下了所有人都高舉手喊口號的場景。」李振盛說。
從批鬥者到被批鬥
作為一名紅衛兵，李振盛在報社內部也加入了批鬥運動。報社內部的批斗大會，一般有300多人，最多能達400多人。
「最倒霉的就是總編輯，報社內每成立一個組織，就要把他拉出來批判一番。差別是，有的是極左，他就要受罪，有的看上去惡狠狠的，但其實是講人道將講人性的，有的還動手打他，我們從來沒打過人，但當時的那種革命激情必須表達出來。」李振盛說。
「群眾在面對這些人時，有個個人感情的好惡，那些平時官僚的、擺譜的，就被鬥得很兇，有一個從蘇聯回來的副總編，喜歡喝酸奶，他就教廚師怎麼做，我們就批判他是修正主義分子，把好好的奶做成酸的伺候他，這就是罪行，你好好的奶不喝，非得做成酸的。」李振盛告訴。
被批鬥後，有的人會被打倒，就會被關牛棚。牛棚不是真正的關牛的棚子，而是因為被打倒的人被統稱為「牛鬼蛇神」，牛棚可以在任何地方開設，可以是教室、禮堂、地下室，也可以是封閉的農場。文革結束後，北京大學著名學者季羨林曾著有《牛棚雜憶》一書，以自己的回憶，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李振盛告訴，一旦被關牛棚，就不許回家，有的一關好幾年，有些脆弱的人就直接自殺了。
1968年4月以後，政治鬥爭的風向突變，李振盛本人也在文革中被以「建立獨立王國試圖主宰報社」的名義打倒。1969年5月，李振盛被發配到柳河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我是造反派成員，但我沒有打過任何人，反而是被別人打了，我也沒有抄過別人的家，但最終自己的家卻被抄了。」
「我這一生接觸的兩個女性，一個是初戀女友的媽媽不堪被無端定成『地主婆』自殺了，一個是我妻子的爸爸受迫害也自殺了。你說我還能激情地去革命嗎？」李振盛說。
文革隱傷
李振盛稱，早在被打倒之前，他就開始將「負面」的底片從報社轉移到家中，他在書桌底下的木地板上鋸開了一個雜誌大小的洞口，每天下班回到家裡開始在牆角鋸木地板，妻子則在窗口為他放風。
1972年，李振盛從五七幹校回到哈爾濱，此時，造反集會、批鬥會戴高帽的場景已經不再了，大街上也沒有了遊行集會的聲浪。那些被藏好的照片，也依舊在地板下安靜地待著。
「儘管政治風向可能已經改變，人們的內心並不可能完全恢復。在報社舉行爬坡會議之後，大家又變得友好起來，但這只是一部分表象，原來的對手之間，甚至盟友之間的恩怨情仇仍然持續存在，甚至延續到他們之間的子女。一直到文革結束，人們仍然不能完全互相信任。」李振盛說。「爬坡會議」是當時見諸報端的一種說法，指的是文革結束後，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這麼好地掌控全國，與規模空前的宣傳是分不開的。全國城鄉街道的牆壁上、每份報紙的版面上，都印有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雖然毛澤東的光輝形象無所不在，但他的真人真榮卻無法讓人輕易靠近，這種矛盾進一步加強了老百姓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李振盛說。
心理學家施琪嘉曾在2010年進行多眾多訪談，試圖回答已結束四十餘年的文革仍如何隱形地影響著中國人的內心與生活。
中國大陸媒體《南方周末》曾報導稱，中德兩國學者曾嘗試將精神分析理論引入對文革的觀察，這項持續了近二十年的研究發現：文革的心理創傷不僅持續地影響著親歷者，還對其子女乃至後世數代人產生了代際傳遞。
對此，李振盛深表認同，他被下放至五七幹校時，他的兒子才出生兩個月。「文革不光對孩子有影響，對我們也有影響，現在我們用的很多語言，一聽就是文革語言，比如說喊口號，『幾個重心』，『狠抓』、『突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