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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黃宗英和她的現代貞節牌坊

1979年1月,雲南知青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了“我們要控訴,我們要告狀”的標語。

中國政壇即將接納一代知青中的政治人物成為主要領導人,於是“知青”道路的文學作品又應運而生,尤其是所謂的青春無悔之類的喧囂又再度紅熱起來。可是知青道路的“青春無悔說”立刻遭到了迎頭痛擊,至少在網路世界變得難以藏身。

這裡介紹一下黃宗英的情況。她是1949年前的老影星之一,後來改行寫報告文學,晚年以黃昏戀(對象是卧底文人馮亦代)出名。老知青痛恨上海女作家黃宗英!她是萬惡的上山下鄉政策的吹鼓手,並籍此浪得名作家之名。德國人民不僅清算納粹希特勒、戈培爾和東德昂納克、克倫茨的罪行,也要追究具體作惡的劊子手和吹鼓手。德國小說《朗讀者》告訴人們,希特勒建立了奴役人民的暴政,女獄卒漢娜則是押解和驅遣猶太婦女兒童走向焚毀的凶手。毛澤東發動了驅遣青年下鄉的運動,黃宗英也是強迫下鄉的幫凶。

知青下鄉是現代中國人繞不開的悲情話題。兩千萬男女青年在無外敵入侵的和平時期從城市到鄉村,從沿海到邊疆的大規模強制遷徙,牽動了中國主要大中城市的每一個家庭和單位。造成了億萬人民財產、生命、親情、婚戀、教育、就業一系列的嚴重困難,影響了中國社會幾代人的命運和精神面貌。這一場重大的變亂,牽涉其間的幾代知青及其後裔不能不認真地追問千百個為什麼。知青下鄉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抗戰時期(《青年運動的方向》)開始到文革鼎盛時期,乃至(1968年12·21指示)全面強制施行,皆是毛澤東封建小農思想最典型的集中表現,其實在馬列主義里也根本找不到根據。毛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本身就是一個理論上的笑話。按列寧的經典說法,(《怎麼辦》)工人階級中並不能自發產生先進思想,而需要從外部灌輸先進的革命思想,更何況農民群體?照此邏輯,中國的知青和農民其實都是應該接受思想灌輸的對象,知青們年齒尚幼,文化水平也偏低,除了極少數老三屆高中生外,因文革時期的政治干擾都只有高小或初中水平;農民由於經濟地位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更加缺乏對青年進行革命教育的能力。毛澤東在中國亟待普及教育的時期卻摧毀教育,把青年趕往農村。恰恰是錯誤的思想導致的錯誤決策,讓幾代青少年作出了無謂的犧牲。

文革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副總理李先念不得不承認:知青下鄉造成了知青、家長、農民、國家“四大不滿意”。從整體下鄉的結果來看,所有的知青農場全部虧損不賺,雲南知青農場所有的橡膠樹,百分之百死亡。插隊青年對集體經濟只是負擔鮮少貢獻。由於知青本身文化上的欠缺,對於改變農村落後面貌的作用微乎其微,跟國家、家庭和個人的損失相比,絕對不成比例。秦始皇築長城,人民備受流離顛沛,好歹還留下了一座著名的古老建築;上山下鄉讓數億個家庭飽受折騰,基本毫無建樹,絕大部分回城知青成了就業、成婚、下崗的老大難。極少數幸運者考上了大學,在文史哲領域嶄露頭角,國家依然遭遇了歷史罕見的現代科學和現代教育的嚴重斷層。知青下鄉從根本上違背了經濟發展必須的城市化、工業化的基本方向,是逆世界潮流的徹底反動的經濟戰略。

黃宗英靠“知青文學”發跡而成為作家。每一個下鄉知青都記得,除了極少數幹部子弟為主的團隊以外,所謂的“自願”下鄉都是虛假的說法。實際上絕大部分都是對農村情況完全無知而懵懂出行,而小部分不肯下鄉的則是一律採取了轟、趕、壓的辦法,強行逼迫下鄉的。如果不肯就範,便不斷敲鑼打鼓騷擾不停;你家有黨員,立刻到單位施壓;抵觸下鄉的家庭,宣傳隊列隊敲門誦讀主席語錄,晝夜疲勞轟炸,直到全家招架不住,到街道辦事處“自願”報名為止。這些都是文革下鄉高潮時的做法,在文革前夕不少家庭還能提出一些借口,比如咱家子女身體弱,咱家子女成績很好(能考大學)之類的說法,希望躲避下鄉的出路。當時就出現了一個著名的典型人物,北京市女高中畢業生侯雋,主動放棄高考,到(當時的河北省)天津市寶坻縣竇家橋插隊務農。

1963年7月23日黃宗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特別的姑娘》,介紹了高中畢業生侯雋放棄高考下鄉的宣傳典型。在這之前,黃宗英已經發表了介紹邢燕子(回鄉女青年)的文章《小丫扛大旗》。黃宗英的報告從輿論上堵死了知識青年躲避下鄉的所有路口。此時三年特大饑荒剛剛過去。雖然黨政宣傳嚴密掩蓋災情和三千七百萬人(主要是農村人口)餓死的情況,但是知識階層和各級幹部(通過彭德懷的發難和申訴及其悲劇命運)對於當時農村的困苦並非全然不知,(與農村聯繫較少家庭的青少年了解不多)。人們知道農村戶口就意味著沒有工資,沒有商品糧,所以黨政宣傳鼓動下鄉的號召在城市人民當中反應寥寥。

所有介紹黃宗英作品的文章都津津樂道地記敘說《特別的姑娘》等知青文章是在“周總理的關懷下”發表的。這種說法恰好證明了黃宗英的文學作品根本不是代表了當時人民的生活疾苦,而是迎合了黨政領導的政治需要。說得更加透底一點,撰寫這類文章也是黃宗英本人的一種需要。批武訓傳和反右等運動之後,她已經領教了毛對魯迅和其他知識分子的態度。1962年短暫的寬鬆剛剛過去,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又開始讓中國文化界感到黑雲翻滾,氣抑胸悶。林家鋪子、北國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謝瑤環等電影戲劇遭受批判,文化界人人自危,黃宗英趙丹夫婦決非沒有感覺。所不同者,他們不是困坐愁城、徘徊迷惘,而是主動去迎合黨政宣傳的勢頭。趙丹參與了拍攝知青改造思想的電影《青山戀》。把苦澀寫成甘願。結果也未討得領導的歡心。直到文革後他臨終徹悟,發表了“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十字真言。而那時的黃宗英卻接過了周恩來的暗示,抓住下鄉插隊青年的題材,為自己找到了成名之路。

記得1964年,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實驗小劇場筆者聽過黃宗英的報告,內容就是《特別的姑娘》。偌大的座池連三分之一都沒有坐滿(發出的票子沒多少人來聽)。黃宗英竟是由市委宣傳部的官員陪同上台的。她的文學化口吻,場下很少迴響。幾乎與此同時,主演《林家鋪子》和《早春二月》的藝術家孫道臨卻被指令到吳涇化工廠工地參加體力勞動,廠黨委宣傳幹部對我們這些也在該廠勞動的中學生們提到孫道臨時,輕蔑地直呼“這種人,哼,資產階級。沒什麼了不起!”那種敢於把市民們崇拜的電影明星一口罵倒的得意之色溢於言表。兩者相對照,印象殊深。同是從舊上海文藝界出身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待遇截然不同,實因黃宗英能機靈迎合黨的需要而已。黨的號召已經發出,難道不夠嗎?不夠。需要加強社會輿論,說出黨政文件不便說出的內容。《特別的姑娘》就能完成這樣的任務。比如針對許多家庭關於子女體弱,成績優異這類的想法,黨政文件就不好正面批駁,樹立一個侯雋這類的典型,侯雋“因品學兼優獲得北京市教育局的獎狀”;侯雋的“身子又單薄”(《特別的姑娘》第5頁和第7頁),就可以堵住知青家長們的怨言。

黃宗英決不會不知道,當數以萬計的女青年為了一張入學通知、一個招工指標、一個回城名額而不得不“自願”向那些社隊幹部、農場領導屈從逼婚或奉獻貞操的時候,這看不見的壓力中也有一份是來自她的報告文學!有人說知青下鄉的文藝作品,汗牛充棟,黃宗英只是其中之一罷了。不,絕大多數的知青下鄉作品都是領導安排,作為任務下達的創作命令。歷次運動文藝界人士都少不了這類尷尬。但是黃宗英的知青作品是她自己找上門去寫的,首開風氣之先。《特別的姑娘》開宗明義就說她“按計劃日程本該離開寶坻縣了”,她是“計劃外”采寫了這篇文字。她也知道鼓吹知青下鄉的文學作品假話連篇,遭人唾罵。黃宗英的思想左得出奇。《特別的姑娘》中的小機靈只是離開竇家橋嫁到鄰縣當了一名小學代課老師,文章就把小機靈說成是落後青年。黃宗英連這樣可憐的小姑娘也不肯放過,實在是太狠心了。除了1996年在《雁南飛·黃宗英傳》中她向“小機靈”表示道歉以外(第109頁),對於文章總體傷害過的全國知青沒有表示過任何道歉。不僅沒有道歉,而且時時處處還洋洋得意,反以為榮。

2001年她對文藝報記者說:“我很喜歡《文藝報》,是《文藝報》把我捧紅的。那時候我寫的報告文學,是《文藝報》發了評論文章,我就一下子紅了”。但是翻遍文革以後出版的黃宗英作品選,卻沒有一本選入了《特別的姑娘》和《小丫扛大旗》這兩篇“成名作”。為什麼?因為這種文字僅是黨政需要的應時鮮果;塵埃落定的今天,早已枯朽腐臭見不得人。《特別的姑娘》和其他歌頌上山下鄉的文藝作品《朝陽溝》、《年青的一代》和《邊疆新苗》等作品一樣,不僅嚴重脫離現實,向壁虛構,而且在它們被創作、被宣傳的時候,恰恰正是大量知青和家庭因分離、貧困而痛苦甚至千方百計躲避逃亡的時候。

黃宗英的報告文學自成系列,刻意形成一組表現中國女性知識群體的作品鏈。從邢燕子、候雋開始,到秦官屬、徐鳳翔……其實黃宗英的投注是選擇性的。出國前筆者在上海文藝出版社擔任過編輯,理論上可以說是黃宗英的同事。但是她從來不來上班,只有領工資或有其他大事才會偶爾露面。有一次她來到單位,講了一個她經歷的真實故事。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社會上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消息頻頻傳來。黃宗英經常出入西藏和新疆。有一次她路過青海格爾木地區。不料有人走漏了上海女作家來訪格爾木的風聲。當她到達格爾木市招待所的時候,外面忽然聚集了一大批群眾,其中絕大部分是婦女,強烈要求會見來自上海的女作家!來人越聚越多,估摸竟有好幾百人。他們手中拿著文字材料,口中念念有詞,我們要見上海作家!上海女作家,幫幫我們的忙吧,幫我們為親人平個反!……格爾木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青海是全國著名的勞改大省。歷次運動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壞分子者,判刑後多半押往這些省份,上海民間俗稱“紐西蘭”,實指新疆、西寧和蘭州,泛指大西北勞改農場。這些可憐的人們都是五六十年代被押往青海的勞改人員家屬子女。其中到底有多少冤假錯案,無人知曉。黃宗英面對這樣的場景驚懼萬分,她根本不願意跟這些婦女接觸對話(其中就沒有一些知識婦女?),終於在市委接待人員的協助下僥倖脫身,虛驚一場。或許人們嘆息,黃宗英錯失了一次可以獲得天津作家楊顯惠撰寫《夾邊溝紀事》那樣的機會。黃宗英是沒有那樣的膽識和眼光的。文學批評不宜揣度和臆測作者的主觀意圖。

從效果來看,黃宗英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現行體制下獲得權力照顧和支持的對象,而絕不是無權無勢或備受爭議的冤魂。有人說,黃宗英晚年已經大徹大悟,不必對她緊追不捨。她的子女(周旋的兒子也應是她的養子)經歷了文革和下鄉的煉獄。她徹悟到什麼程度,知青們怎麼知道?她的悲愁並不足以抵消作品造成的災難。就像劉少奇王光美受到了文革最殘酷的蹂躪,但是歷史仍不會忘記他們夫婦四清中的桃園經驗、文革初的資反路線造成的恐怖和虐待。

黃宗英的傳記《雁南飛》第125頁描寫女兒趙橘要去黑龍江插隊的情景充滿悲情。文中還提到周民去江西和周偉去內蒙插隊。此時此刻黃宗英竟沒有一句《特別的姑娘》里理想主義的口號,“去農村把苦吃個乾淨”(第六頁)。黃宗英為什麼不鼓勵他們去當《特別的姑娘》中所歌頌的“攥書本扛鋤頭的烏腳梗”(新農民)(第四頁)?為什麼不像對侯雋那樣鼓勵他們說:“黨支持你們”!(侯雋鳳凰網訪談)為什麼不督促自己的女兒爭當新的侯雋邢燕子?

黃宗英的文學成就可以簡單的概括,就是“小機靈”文學。黃宗英筆下的小機靈只是一位可憐的小知青,其實黃宗英才是中國文壇的“小機靈”。她能機靈地發現黨政宣傳即將注重那些人物和事態,於是濃墨重彩地去加以描繪。同時機靈地迴避某些敏感主題,黨政領導不願意涉及的主題。她一生中最值得褒獎的恐怕只有一件事,那就是2007年證實了反右時期羅稷南與毛澤東關於“魯迅如果活到反右時將如何”的那一次驚心動魄的對話。但是考慮到黨政領導不會喜歡這類話題,在完全由她自己主導撰寫的傳記中竟然隻字未提這一軼聞。看黃宗英的一生,她在影壇僅僅創造了一個略見真情的悲情女(梅表姐),在文壇她卻充當了一個機靈應對政治需要的女“演員”。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界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意義。

現代貞節牌坊

上山下鄉運動塑造了一系列宣傳名人邢燕子、候雋、董加耕、張韌、趙耘、魚珊玲、朱克家、張鐵生、白啟嫻、柴春澤等。青年總是單純青澀、懷抱理想的。黨政宣傳把他們推上下鄉模範的高端以後,他們就變成了政治符號,逐漸身不由己。他們成了上山下鄉運動的現代貞節牌坊。

貞節牌坊本來是宋明以來朝廷為了推行封建禮教、旌表民間貞女節婦的牌坊型石砌建築,隨著時光的流逝,那些接受旌表的烈婦貞女本身也變成了“存天理滅人慾”吃人禮教的精神貞節“牌坊”。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人也是“存天理滅人慾”的現代版貞節牌坊。古代貞女節婦並不是好做的。未成年丈夫去世,將終身與木偶相伴;成年寡婦則不得再醮。牌坊是歷代婦女的血淚築成的。人類學家潘光旦教授翻譯的《性心理學》中添加了譯者精心摘編的注釋。第274頁的長注中介紹了清《諧鐸》中關於某節婦的身世及其臨終告白。她17歲出嫁半年守寡,產下遺腹子。80歲臨終時兒孫繞床。她竟勸說子孫媳婦,如果寡居,可守則守,難耐則可再醮。並自陳青年時代守寡,冷壁孤燈,晨風夜雨,凄涼難耐。甚至遇有英俊表親來訪,幾乎心動欲奔。因此臨終實言相告。

然而現代貞節牌坊更不好做。封建節烈,只要心如古井面如死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默默忍受與性生活、性愛相聯繫的靈肉壓抑便可以功德圓滿。而現代貞節牌坊則更加複雜,不僅婚姻愛情受限,而且升學、求職、舉手投足全都身不由己,還要經受政治風浪的顛簸和驚駭。邢燕子的婚姻完全是由黨組織指定的。邢燕子說“我不後悔”。雖不後悔,難道就沒有遺憾嗎?更有那一位突破“傳統觀念,跟農民結婚的大學畢業生”白啟嫻,完全沒有任何愛情基礎而勉強成婚。原要離婚,卻陰差陽錯被捧為新風俗典型。可憐一個愛說愛笑能歌善舞的開朗女孩竟被意識形態的宣傳斷送了青春,到死也沒有掙脫悲劇厄運。由於文革權力鬥爭的動蕩反覆,這些人都經歷了大紅大紫和檢討挨斗的曲折坎坷。侯雋曾經跟文革的欽定黑幫周揚、四人幫的主犯江青都有過公開接觸,經歷文革的人都知道,這些經歷都會給侯雋帶來強勁的政治衝擊和沉重的批鬥壓力。朱克家被開除黨籍,下礦井挖煤。張鐵生判刑勞改15年。

下鄉青年失去了糧油定量,即使全勞力全勤也很難養活自己,必須靠家庭貼補。只要插隊幾個月或一年,幾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會有黃宗英筆下小機靈的想法,想找一個有國家工資(至少補貼)的活計,於是招工、招生和招兵的名額就成為爭奪的目標。每個家庭都開始動用自己的裙帶關係,託人情,走後門的惡劣歪風正是從下鄉運動之後開始跨省市大規模地盛行起來的。《特別的姑娘》連這樣可憐的小人物和常人心態都要嘲諷和打擊,後來這種脫離人民的文章落到知青痛恨的下場是必然無疑的。

根據鳳凰網與知青典型的訪談(200903),我們知道當年侯雋竟不得不唱歌以忘記飢餓的難耐。其他的知青還可以逃回父母親友的身邊,她作為典型是不能逃避的。邢燕子婚後也因飢餓奶水不足,嬰兒啼哭。侯雋勻出自己的口糧去接濟。也正是這些模範典型先進人物,在毛澤東的生日宴會上,近在咫尺也不向主席質詢為什麼農民連飯也吃不飽,為什麼主席的女兒不下鄉插隊?在他們擔任委員、常委、主任的人代會、黨代會、團代會上為什麼不向大會質疑農民連飯也吃不飽?因為他們不是真正的人民擁戴的代表,而是黨政宣傳構築的肉身貞節牌坊。

所有下鄉知青的典型都是吃過“苦中苦”的人物,只要政治需要方面不栽倒,就可以做黨政需要的“人上人”:代表、常委、主任等等。他們吃苦之餘又被羞辱的經歷更令人同情。但是他們幾乎都缺乏翻身躍起憤怒反叛上山下鄉運動的勇氣,卻接受了宿命的觀念:服從了黨的需要,自認是時代的產物。

但是他們不僅是時代的犧牲品,也是他們主動地充當了錯誤政策強有力的工具。正是在他們這些現代貞節牌坊的陰影下,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失去了選擇生活道路的自由,學習的自由,婚戀的自由,無數女青年被逼婚、被迫奉獻貞操,無數所謂出身不好的青年被歧視、被踐踏。歷史當然不可能倒推而重新演繹,但是他們繼續用“青春無悔”來掩蓋這些“存天理滅人慾”的凶殘,就是對於知青一代的再傷害。這一筆青春的孽債必須從思想上徹底清算。

應該指出的是,《特別的姑娘》這類報告文學和報道所記錄的並不是當時青年的真實生活。只是黨政宣傳的需要。侯雋近年在鳳凰網上也承認,她給家裡的信息只說好的(別人幫助),不說其他。當母親知道她的困苦時哭了三天三夜。

在黃宗英發表她的成名作的時候,上海市民中已經廣泛流傳赴新疆上海青年的不幸和受騙(沒有探親權利,根本沒有宣傳中的種種生活條件),文革初期各地都發生下鄉青年要求回城和生活困難的示威活動。當侯雋董家耕們發出各種豪言壯語的時候,廣大知青正在經歷失學的痛苦和精神的壓抑,他們的青春被無知、無聊和政治迷信所荒廢,荒廢得毫無價值,對國家建設極少建樹。

兩千萬知青,億萬個家庭,二十多年的苦難(1955-1980)。所謂的下鄉知青典型都缺乏真誠的感召力量,全憑權力的支撐而浮沉。古代遺存的貞節牌坊總是給後人留下在虛矯的顯赫之下的卑微和陰沉的印象。下鄉知青典型除了朱克家徹底醒悟不願再跟黨政宣傳沾邊以外,侯雋、柴春澤患有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繼續不斷地粉飾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知青下鄉問題上的歷史。文革是全面的浩劫。知青下鄉則是發生在青年教育、人才選拔、人民就業等社會財富和權力再分配領域內的文革。下鄉運動根本上就是文革的有機組成部分。1980年停止下鄉就是切實具體的否定文革。侯雋、柴春澤等人反覆歌頌上山下鄉鼓吹青春無悔,實際上就是在頌揚文革,向人民的傷口上撒鹽。

2010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華夏文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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