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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案

——《共產黨毀滅人類暴政錄》之中共竊政後殺人篇(11)

具有諷刺性的是:有些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的領導和骨幹,如陳伯達後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9·13」事件後,林彪被名列操縱者的首位,深挖「五一六」的江蘇省革委會副主任的遲明堂,後來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中央「五一六」專案組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長李震也自殺身亡。「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是文革中的大冤案之一,利用運動殺人本就是中共的一貫作法。

1967年6月18日,北京鋼鐵學院張建琪、北京外語學院劉令凱等人組織一個紅衛兵組織,全稱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組建時不到100人。其宗旨是炮打周恩來,認為周為“二月逆流”的黑後台。由於炮打的是忠實執行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周恩來,該組織的活動立即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關注,該組織很小而且影響甚微,1967年9月8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中加了一段話:說“……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組織。應予以徹底揭露”。第一次公開在報刊上提出要在全國徹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該組織被取締並逮捕張建琪、劉令凱等人,押送至天津勞改農場改造(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張建琪在勞改農場高喊反毛口號,張被再次逮捕,加判15年徒刑),問題基本上解決。可中共為整人不斷地找借口,極力誇大這個小組織的力量和活動範圍。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進一步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

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這個通知要求糾正擴大化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採取體罰或變相體罰的手段,並提出“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但是,通知又提出:“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鼓動人們去抓更多的“反革命”,該檔並未明確規定‘五一六’分子的標準和界限。當時,中共指示,凡是有‘三指向’(將矛頭指向以為首的黨中央,指向‘三支兩軍’,指向‘革命委員會’)行為的人,就要在這個運動中清查。所謂的‘三指向’其實是可以做出多種解釋的,使清查具有了很大的隨意性;而‘三指向’與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中最活躍的‘造反派’身上。因此,很自然地‘清查’運動的矛頭就指向了在校大學生里‘文革’初期的積極分子。從吳德的話也可證實這一點說,“就是通過這次清查,把‘五大領袖’(文化大革命初期,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五人曾經被稱為學生造反派“五大領袖”)拿下來的,批判、查清了他們的罪行,然後把他們下放去勞動改造”,中共利用紅衛兵造反達到目的後,就丟棄,1971年2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

從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全國約有300萬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連同受牽連的家人超過千萬。

在北京地質學院,物探系總共只有120多名教職工,其中108人被打為“五一六”分子,該校數名師生被整死。

外交部3,000名職工,竟有1,5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許世友在南京抓了20多萬名“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中,其速度之迅猛、打擊之面廣、鬥爭之殘酷,手段之殘酷,時間之漫長,逼死逼瘋逼殘的人之多,為文革其他運動所罕見。在深挖中,毛澤東不斷發指示:罪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革命的學生要聯合,打倒反革命“五一六”;林彪則髮指示:抓“五一六”一個都不能放過;在這“一個都不能放過”的指令下,寧可錯抓百萬,不可放走一人,許多甚至沒有聽說過“五一六”組織的人被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具有諷刺性的是:有些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的領導和骨幹,如陳伯達後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9·13”事件後,林彪被名列操縱者的首位,深挖“五一六”的江蘇省革委會副主任的遲明堂,後來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中央“五一六”專案組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長李震也自殺身亡。“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是文革中的大冤案之一,利用運動殺人本就是中共的一貫作法。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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