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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熱郵:六四30周年前 回答幾個問題

我覺得一個人在青春時候懷抱一些對社會的理想,這根本不是理性選擇的結果,這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感性的必然。我必須說,這種感性是美好的,而且是有時效的。年紀再大一些,就很難體驗這種年輕時候的激情了。人生有限,我當然不會放棄這種能夠把自己的生命體驗與國家前途,社會理想連接在一起的機會,哪怕它是短暫的。所以我對自己付出的代價並不後悔。

今年是“六四”30周年,關心30年前發生的事情的人明顯比以前增多,我也不時地收到一些網友提出的問題。雖然大多是重複的內容,但還是摘要回答幾個如下。

有網友問:雖然我也不同意當年政府派軍隊開槍鎮壓你們的作法,但是這三十年來政府推動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成就可以說是有目共睹,我認為這說明政府已經從當年的事情上吸取了教訓,你們為什麼還一定要不斷地翻老賬呢?

我的回答是:我不否認這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但是發展本身如何評價,我與你有不同看法,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中共有沒有從三十年前的事情中吸取教訓呢?我認為沒有。因為,當年學生提出的主張集中在政治領域,就是因為經濟改革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遇到了政治體制的阻礙,所以當時社會上和知識界都有改革政治的主張,這也是所謂“新權威主義”提出的背景。八九年以後,中共的確在經濟上越來越自由化,這本來也是1978年以後開始的趨勢;但是政治上反倒更加加強控制與集權,於是導致了現在我們看到的貧富分化,腐敗和社會不公等嚴重威脅經濟改革和社會穩定的弊病。如果中共當年早一些動手進行政治變革,中國的社會轉型會比現在更有秩序。所以我覺得中共還是不能跳脫既得利益高於國家前途的框架,還是不願意推動政治上的改變。這怎麼算是接受了教訓呢?

有網友問:六四已經過去三十年了,雖然我很敬佩你們三十年來的堅持,我也認為應當給六四平反。但是讓我們現實一點看問題,你不覺得在中共的統治下,六四的平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嗎?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做它的意義何在呢?

我的回答是:首先,我個人現在已經不再用“平反”這樣的字眼作為訴求了,我更傾向用“翻案”。其次,雖然表面上看起來,當局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嚴,似乎讓人看不到什麼希望,但是如果你肯仔細想一下的話,你會發現,一個日益複雜化的社會,其實已經很難用高度集權的手法完全控制,這也是中共內心非常恐懼的根本原因。公民社會的發展建立在政治與經濟越來越區隔開來的基礎上,這使得政府的政治控制力量受到削弱。這種趨勢的結果就是政府向社會妥協,讓出部分權力。九十年代初期東歐發生的就是這麼一個過程。當然,中國的問題遠比東歐複雜,因此需要更長的時間轉型,但是大致的路徑應當是一致的,這也是我對中國的未來有信心的原因。

有網友問:請問六四對你個人有什麼影響?回顧30年來的坐牢和流亡,你沒有一絲一毫的後悔嗎?

我的回答是:六四運動在我個人生命中的影響是關鍵性的,它主要表現在,因為有過這樣的歷史,今天的我就有了一些不能完全自我選擇的東西,比如推動社會進步的理想,比如承擔一些期望之類。如果我是一個普通學生,我可以選擇個人性生活或者公眾性生活,但是現在,我別無選擇,只能生活在公眾的眼光下。很難說這是幸運還是不幸,但是我覺得我只有面對與接受。從個人的角度說,我覺得一個人在青春時候懷抱一些對社會的理想,這根本不是理性選擇的結果,這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感性的必然。我必須說,這種感性是美好的,而且是有時效的。年紀再大一些,就很難體驗這種年輕時候的激情了。人生有限,我當然不會放棄這種能夠把自己的生命體驗與國家前途,社會理想連接在一起的機會,哪怕它是短暫的。所以我對自己付出的代價並不後悔。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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