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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芊霓:研究發現 廣場舞大媽是計劃生育第一代「孤獨母親」

在整理我的論文資料以後,我慢慢地發現這第一代孤獨母親,其實她們是第一代獨生子女的母親。70年代我們國家實行了計劃生育的國策,也就意味著大多數的家庭都只有一個孩子。我們國家有1800萬的老漂族,在2015年,這1800萬的老漂族,其實是佔到我們2.47億流動人口中的7.2%,而在2005年,這個數字還僅僅是846萬。

穿著花裙子的薛奶奶

我想先從一個故事開始。

江阿姨是一個退休的小學老師,她是我研究的第15個阿姨。在2013年的8月,我走入了江阿姨的家,是鶴壁市老城的一個破舊的六層樓,一個單位的房。我是來到她的廚房裡,陪著她做飯、聊天。江阿姨突然開始哭起來,她也哭訴她的生活,她覺得她過得不是很幸福。

其實這一切我都不意外,讓我意外的是,當她一直在哭的時候,她的女兒在外屋其實能夠聽到她的哭聲,但是沒有任何反應。在這個時候我其實心裏面在想,為什麼她沒有任何的反應呢,為什麼這麼冷漠呢?可是讓我轉念一想,好像在我的家庭里我也是這樣一個女兒,我也不是那個給父母特別多回應的女兒。

中國第一代孤獨母親

在2013年,當時我還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一個研究生,我的研究就是廣場舞大媽。我是在2013年6月到9月,回到了我的老家河南省鶴壁市。我深入了6個廣場舞隊,見過80多個廣場舞阿姨。為了更好地融入她們,我也加入她們一起跳舞,到了最後我已經成為了一個廣場舞團隊的領舞了。

2015年,我基於這個調研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污名與突出,時代夾縫中的廣場舞》。這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學術論文,我完全沒有想到為什麼會有很多的媒體找到我。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南都周刊》有一位記者叫曾媛,她說,王芊霓將廣場舞的大媽定義為‌‌“中國第一代孤獨母親‌‌”。正是這一見解迅速瓦解了大媽被妖魔化的固有形象。

最近我又看到了這些新聞,看完這些新聞我才意識到,其實我們對廣場舞大媽的污名從未遠去。背後的原因我認為是我們對於這個群體的關注還不夠,我們不知道她們背後的孤獨到底是從哪兒來的,這些孤獨對她們意味著什麼。所以今天,我受金星老師的邀請,站在這裡想跟大家分享,我為什麼把她們稱為‌‌“中國第一代孤獨母親‌‌”。

在整理我的論文資料以後,我慢慢地發現這第一代孤獨母親,其實她們是第一代獨生子女的母親。70年代我們國家實行了計劃生育的國策,也就意味著大多數的家庭都只有一個孩子。

在鶴壁這個地方,有140萬的註冊人口,家庭收入也不算高,但是因為只有一個孩子,所有的家庭都會把特別多的資源、特別多的精力,投入到這一個孩子身上。在鶴壁可以看到的情況是,像我這一代人大部分都沒有留在鶴壁工作,也沒有在鶴壁上學,而是去了北京、上海、廣州、大連,去了這些一線二線,或者三線的城市。

比如趙阿姨,她是在孩子讀了高中之後去跳廣場舞的。我在想高中,其實孩子的生活還挺忙的,她怎麼有時間呢?原來趙阿姨她在一個金融機構上班,她的經濟條件非常好,她是為了讓兒子更好地考上一本的學校,是把他送到了天津去讀高中。

在鶴壁,我們離天津比較近,而且天津的高考分數低。比如我也是15歲就到鄭州讀高中,所以那段時間對我媽媽來講也是一個特別孤獨的時候。30年來,趙阿姨這樣的家庭其實都是我們中國很多家庭的一個縮影,我們經歷了家庭結構的變遷。

在幾十年前,可能還是幾代同堂10多個人的大家庭,到現在的三口之家,並且這樣的三口之家,還會因為孩子的外出學習、老公的外出務工,讓這些女人變成了空巢和留守的女人。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們才有了多餘的時間去選擇廣場舞,她們這代人突然有了最大的自由和最小的責任。獨生子女的國策,是時代性的、是歷史性的。在她們之前是四世同堂的舊夢,在她們之後,是我們國家現在催促要多生的新政。所以她們是特殊的一代,是空前絕後的一代。

‌‌“老漂族‌‌”的孤獨

除了這個第一代獨生子女的母親,我也強調第一代背井離鄉的老漂族。

深圳離香港很近,所以我經常在深圳跟阿姨們一起跳舞。在深圳我就有緣分地認識了一個張阿姨,這個張阿姨她是從河南到深圳,為了照顧她的第三代去的。她到了深圳之後,除了女兒的家,其實她什麼都沒有。在那個家裡,她也不是24小時都被需要的。其實這樣的情況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因為我們生活在大城市,如果我們看一下那些公園或者廣場,其實很多阿姨們都是這樣的情況。

張阿姨她挺幸運,幸運的地方在於,她恰好看別人在跳舞,也恰好發現可能河南人比較多正好有一個老鄉,大家聊了幾句之後,她就加入了這個廣場舞隊。從那之後她就可以在高樓林立的小區裡面找到一個空地,在喧鬧的音樂裡面找到能夠逃離孤獨的這兩個小時。就這樣,因為廣場舞她的時間沒有以前那麼難熬了,張阿姨也說她晚上睡覺能睡得更踏實了。

我們國家有1800萬的老漂族。也就是說,每12個老人當中,都有一個這樣的張阿姨。在2015年,這1800萬的老漂族,其實是佔到我們2.47億流動人口中的7.2%,而在2005年,這個數字還僅僅是846萬。對張阿姨這樣的人來說,她們流動的原因有54.4%是為了照料晚輩。

對於他們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融入當地的問題。在北上廣深,據說有四成的老人在流入地的朋友,是不超過5個的。除了在深圳漂,其實在我的老家鶴壁也有一種漂,雖然沒有背井離鄉,但是其實背後也是一種社會關係被徹底剪斷了的情況。

薛奶奶就是這樣一個代表。薛奶奶的照片是我給她拍的,大概也是在2013年的九月份。她之前是住在鶴壁的老城,但是在2011年前後她的老伴去世了,兒女都搬到了新區,兒女希望能夠就近照顧她,所以就在新城給她買了房子。可是薛奶奶需要一個人住。當我跟她說能不能去拜訪您的時候,她特別高興,她說我一個人住,你隨時都可以來。看到我去她也特別的興奮。

這張照片就是薛奶奶專門穿了一條花裙子,後面她還有旗袍,然後走模特步讓我給她拍視頻。她跟我說,其實最開始並不想搬,雖然鶴壁的老城很破舊,它是一個煤城,但是她覺得一下樓,就有退管辦、有老齡委,有很多老夥計、老同事都可以打打牌、聊聊天。但是到了新區,當時的新區在2011年前後因為入住率特別低,其實是像鬼城一樣的。這個稱號不是我給的,是當時中國經營報的報道。

大家可以想像,一個老太太,她自己住的那棟房子只有七八戶人,晚上黑燈瞎火的,她當時一個人是特別害怕的。好在她比較樂觀,她慢慢地就找到有兩個其他的老太太跟她情況差不多,她就跟她們商量,要不我們一起跳舞吧。因為薛奶奶她年輕的時候是礦上的工人,她經常會跳一種叫花棍舞,就是拿著棍子在身上敲。年輕人會覺得特別土,但是薛奶奶就很高興,因為她找到兩個老太太願意跟她一起跳。薛奶奶的舞蹈隊,也從以前的3個人變成了30多個人。

廣場舞里暗含著真正的孤獨

我剛才講了三個故事,它們只是用來證明我的觀點的,我對孤獨本身沒有切身的體會。我在2015年正式畢業了之後,我才理解了什麼是孤獨。這個是生活的經驗教給我的。

我在2015年寫完了論文,拿到了碩士學位、結了婚,當時我的先生在赫爾辛基讀博士,所以我到了赫爾辛基去陪讀。赫爾辛基在芬蘭,除了我先生我不認識任何的人,而且我不懂芬蘭語,所以我很難找到一個好的工作。

我曾經是很驕傲的,因為我覺得我很優秀,我去了很好的學校讀書,但是這一切在那個環境下面都是不存在的,也是在那個時候我加入了赫爾辛基的一個舞蹈隊,這個是華人組織的舞蹈隊。所以每周哪怕要坐兩個小時,哪怕我教她們跳新疆舞沒有任何報酬,我都很開心地去。因為我在這裡找到了被需要的感覺,我也找到了可以傾訴的大姐和朋友。我好不容易脫離了當時因為失去那種社會關係而濃得化不開的孤獨感。

我知道現在的年輕人,都很喜歡這個詞——‌‌“精芬‌‌”。大家知道‌‌“精芬‌‌”是什麼意思嗎?它的意思是精神上的芬蘭人。這個詞是因為一組芬蘭人的漫畫而走紅的。年輕人自稱‌‌“精芬‌‌”,是因為她們嚮往北歐那種個體,嚮往能夠永遠有私人的空間,希望保持邊界感。這個就和廣場舞現象可以對比起來。

為什麼年輕人會調侃大媽呢?因為廣場舞這個現象和她們的三觀、她們的世界觀、她們認為理想的生活方式是矛盾的、是衝突的。這背後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很難理解,當你真正的沒有了社會聯繫,不被需要,也沒有依靠的時候是什麼滋味。就像我剛才講的故事裡面那樣,她們失去了這些社會關係和紐帶,她們的世界像坍塌了一樣,很難重新讓她們的自我找到一個可以安放的地方。

廣場舞表面上,只是關於稀鬆平常的家長禮短,但實際上,我覺得它反映的是這一代人沉甸甸的、孤獨的宿命。我是王芊霓,我跳廣場舞,我也研究廣場舞。我由衷地希望大家,能夠關注這個群體,關注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的女性,真正理解她們的孤獨。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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