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from Pixabay，本文來源於《財新周刊》2024年4月1日第13期
一諾寫在前面：
這篇文章原文發在《財新周刊》，是我準備寫的幾篇日本觀察文章的第一篇。《財新周刊》的字數要求在6000字，所以文章有點長。下面的文字和原文比稍有改動。大家如果喜歡，可以在《財新周刊》看到第一時間的更新。5月份和7月份我們都會有和日本相關的活動。具體信息在文章里，希望有機會見到一些朋友。
從美國來日本已經整整一年了。春天鴨川邊的櫻花，夏天熱海的花火，秋天上高地的紅葉，冬天北海道的積雪。到現在櫻花又要開了，不知不覺中經歷了完整的四季。
想過寫點什麼，但初來乍到，怕寫出來處處顯得沒見過世面似的。熟悉了，卻失去了提筆寫的興趣。一年時間對我來說挺久，但認識人多了，知道在這裡住了二三十年的，在不同領域紮根很深的人大有人在，你觀察到的和他們比，可能都是膚淺的常識，一年，又算什麼呢？
對一個地方的感觀，什麼時候寫合適呢？待的時間短了寫不好，長了不好寫，真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內耗。如果需要一個由頭，「一年」也許可以算一個，不長不短，不深不淺。
這一年，因為訪問學者的契機，有機會去了日本從南到北8個不同的都道府縣，20多個不同的學校，從公立到私立，從幼兒園到大學，從文部省（教育部）「主流學校」到創新學校、「邊緣」的殘障兒童支持學校。因為我自己「偽學者」的身份，和日本優秀的思想者有深度交流的機會。再者，我一個人在東京帶三個孩子生活，從區役所（政府）到醫院、診所、警察局、派出所、銀行、郵局、快遞站，衣食住行每個環節的生活都體驗到了。而且，我在中國和美國生活各20年，在不同領域做過事，現在又是遊走在日本的「老外」，保持了一個局外人觀察這個社會的「特權」。這些加起來，也許能夠給讀者提供一些有價值的視角。
如果用一個詞來描述我對日本的感受，「矛盾」也許是最恰當的。
▲《財新周刊》原文首頁
矛盾一：無微不至與目中無人
前幾天，一個美國朋友帶著6歲的孩子來日本玩，暫住在一個朋友的公寓裡。
她們第一次來日本，所以我在線指導：日式的浴室怎麼用；門口一堆按鈕的用途；洗衣機為什麼有一個按鈕寫著「洗澡水」；廚房爐子上烤魚爐是個啥，刀藏在哪裡；當然還有垃圾要分成6類，怎麼分，怎麼倒；在一個不大的兩居室里，整齊有序地收納著各種用品都隱藏在哪兒了？
小娃有點咳嗽，於是告訴她下樓走路3分鐘內有藥妝店；5分鐘內有便利店，兩家7-11，一家羅森；8分鐘內有兩家百元店（我的最愛！），各種小餐館。當然還有地鐵公共交通，可以去到我推薦的各個地方。
朋友在視頻那邊大呼，哇，這麼方便！
2023年3月，我帶著孩子們來到日本。一趟飛機，到了一個如此不同的世界，和美國西岸的農村生活相比，簡直就是兩個極端。一個開闊靜謐，一個接踵摩肩。無處不在的高樓大廈、成群的上班族、凌晨5點還在營業的居酒屋。與美國鄰居開超級費油的大皮卡相比，東京的車都像被瘦身了的玩具車。這些場景與我曾經熟悉的工作生活猝不及防撞了個滿懷，似乎無縫銜接上了被疫情隔斷了的生活。當然，只是似乎。
孩子們沒有我這樣久遠的記憶和對比。帶他們坐夜間的百合海鷗線，電車在燈火通明的高樓大廈中穿行，海，樓，船，燈，迅速地交錯著出現和後退，讓人眼花繚亂，像是開進了一部科幻電影。而腳下，都是精美的小店鋪，處處乾淨整潔，人人彬彬有禮。有時候我走過這些地方，覺得走過了一整街的蠟像館，從人到商品到食物，都覺得不真實。特別是食物，我一直疑惑，日本食物這麼精美，但為什麼看上去這麼不真實。直到有一天我意識到，因為日餐不「飄香」，色香味——眼見有色，入口有味，但少有瀰漫的香氣。
回想一年以前，初來乍到，看什麼都新鮮。從廚房裡可以自己站立的案板、便利店裡的各種商品和服務，到超市裡一人份的蔬菜、百元店裡清理各種角落縫隙的小工具……當然，還有洗手間裡安裝的加熱沖洗馬桶坐墊！
那時候我也常常「哇！」，但當地的朋友總是一臉茫然——全世界不都是這樣嗎？不應該就是這樣嗎？只一年的工夫，足以讓我對一切都習以為常了，我也以過來人的平靜，面對朋友吃驚的大呼小叫。
日本在很多地方都能體現出對人的無微不至。第一個層次，無微不至的產品設計。在日本社會，特別是消費品設計，吃喝拉撒睡每一個細節都有超級人性化的產品，而且設計製作非常精美，賞心悅目，方便實用，經常有你想都想不到的巧思。比如，我在7-11買的咖哩飯，說明上提示，把盒子折一下便可以當成架子，放在微波爐里加熱時，架子形成的角度能夠方便蒸汽散去。
類似的例子俯拾皆是，數不勝數。我想我要是學產品設計，在日本肯定每天都體驗到暴擊的感覺。
第二個層次是無微不至的體檢和醫療。很多朋友可能都聽說過各種關於日本醫療體系的人性化和先進，從體檢到牙醫、兒醫、急救、手術都是無微不至。我記得一個諾言社區的朋友說，爸爸從上海來日本看病，醫生和護士很重視病人的體驗，他們會鼓勵病人如果疼的話，要說出來。即使住院，也受到醫護人員無微不至的照顧，整體的感受溫暖舒適。但是另一方面，看到一個分享，說在婦產科醫院，哪怕沒有麻醉，日本女性生產都很安靜，都不喊的。而不喊肯定不是不疼！這也是一個矛盾吧。
第三個層次是無微不至的服務型政府。去區役所辦手續，所有人為你服務都勤勤懇懇，一絲不苟，態度友好。如果表格有點不符合要求，他們也會儘量給你想辦法，不會利用手中的權利為難他人。一個小例子，作為外國人，會拿到一本有英中日韓文的厚冊子，裡面從急救到垃圾分類、從社區服務到免費體檢，都寫得清清楚楚。
但另一方面，說日本又「目中無人」，你可能會很驚訝，怎麼會？為什麼？
我的孩子們在美國學校的校長是一位日裔美國人，她是成年後從日本到美國的。我去年跟她說我要去日本，本以為她會非常自豪地向我介紹她的國家，沒想到她反問：「你為什麼要去日本，去這個壓抑靈魂的地方？！」我和她聊了才知道，作為一個對事業有追求的女性，也是兩個女孩的媽媽，在日本社會是多麼被「看不到」和受壓抑。那之後，也才讀懂上野千鶴子老師書里描述的日本女性，面對的是多年未改善的多重結構性困境。
根據全球性別差距指數（Global Gender Gap Index，GGGI）中關於性別平等指數，日本在146個國家和地區里排名125，是已開發國家中最低的（中國排名106）。從入學到就職到報酬到晉升到社會福利，社會中對女性的結構性不平等無處不在。日本社會的另一種「習以為常」，就是對女性的目中無人。
在諾友群里有一個人問：朋友的孩子15歲，想去日本上學，有沒有可能？群主回覆：我得先知道是男孩還是女孩，才能回答這個問題。男孩可以考慮男校，女孩就沒有那麼多選擇。如果進男女混合的學校（比如一些大學的附屬中學），女孩要比男生成績高很多才可能獲得與男孩同樣的機會，而且這在日本已經是一個大家普遍接受的事實。男校有著明顯的優勢。2022年東京大學新生錄取人數，排名前20位的學校中，有14所男校。如果能進入某些男校，被東京大學錄取的比例可以高達50%。
日本頂尖名校女性錄取比例非常低。像東京大學、京都大學這樣的「好學校」，女性的錄取比例在20%左右，這其中也包括了文科專業，事實上，理科專業女生比例只有10%左右。你可能說這是理工科的大學，女生比例低很正常。但是放眼世界，同樣是理工科大學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女性錄取率已經到47%，哪怕是中國清華大學，女性也占到了35%。
在加入經合組織（OECD）的國家裡，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專業的畢業生中，日本女性比例是最低的。以至於一位諾友說，在東大的飯堂吃飯，感覺像進了男生宿舍。
2018年前後曾爆出醜聞，有十幾所大學通過黑箱作業，刻意壓低女性考生的入學分數，使她們無法被錄取。雖然這幾個案例得到曝光，涉及的女生也得到了賠償，但是到2024年，在入學考試中，女生要獲得比男生更高的分數，依舊是社會默認的共識。更可笑的是，如果女孩被東大等名校錄取，會因為太聰明而找不到夫君，也仍是社會共識，在日本社會中，女性的主要角色是在家中相夫教子。
2024年3月，美國阿拉巴馬州參議員凱蒂·布里特（Katie Britt）在拜登發表國情咨文之後，為了能吸引女性選民，在廚房裡以一個「在家女性」的形象作了聲情並茂的反駁演講，結果因為「以60年代女性刻板形象出現在廚房」，遭到美國從左到右的群嘲，以至於斯嘉麗·詹森（Scarlett Johansson）做了一個模仿她的表演，一時火遍全網。而在2024年的日本，這種女性居家的社會角色不僅不會受到批評，反而備受推崇，差距令人驚嘆。
上面說的只是學生，大學女性教授的數字就更低了！雖然號稱「逐年升高」，仍然連20%都不到。
所以，一方面日本是民主憲政國家，有服務型政府、發達的服務業和市場經濟，而且在1985年就通過性別平等的立法；另一方面，在教育方面對女性的明顯的不公平是廣泛的社會共識，這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矛盾二：兒童友好與教育畸形
日本是兒童友好型社會的典範，如果你一早出門，會看到人行道上、地鐵站里、公共汽車上，很多六七歲自己背著書包去上學的孩子。即使生活了一年，每次見到這樣的情況依舊感到震驚。
大家可能也都在各種社交媒體上看過日本的幼兒園和小學對兒童身心發展的重視，從各種生活能力到戶外運動，而且這種教育由來已久。我去離東京新幹線車程6個小時的山口縣萩市，在那裡的明倫小學校舊址，看到80年前的學校運動會。男孩女孩都光著腳在土操場上奔跑跳躍，參加各種比賽。
對身心有殘障的兒童，教育配置更是令人敬佩。家庭基本可以免費讓孩子得到很好的照護和教育。我在東京訪問一個給殘障人士提供支持和服務的機構，校舍是以前的小學校改造的。在這裡「工作」的殘障人士，他們製作餅乾並售賣，餅乾的配方是著名的餐廳所提供的。這樣，他們既可以創造提供、獲得收入，又促進了與社會接觸的機會，並宣傳了「每個人都是有價值」的理念。我認識的一位就讀於設計專業的博士，研究的內容是重病兒童患者的特殊衣服，孩子可能需要在不同的身體部位插管，如何在滿足功能性的前提下讓衣服好看、孩子愛穿。有這樣的專業和行業存在，就讓人可以管中窺豹，知道這背後的社會支持體系之完善。
這樣的體系，首先需要政府提供充足的財政資源，另外需要社會形成對弱勢群體的包容、支持的共識。有了這兩個前提，還要有足夠多的專業機構和公益組織。
作為曾經的母乳媽媽，我看到日本隨處可見的母嬰室也倍感溫暖。在商場、火車站、博物館，我見到全世界設備最齊全的母嬰室、哺乳室，裡面有給吸奶器消毒的機器，有熱水，有舒適的沙發。公共衛生間都有放小寶寶的安全座椅，方便帶小孩子的媽媽如廁。
日本的森林學校，自然教育也是世界一流。一土學校和日本的自然學校也有常年合作，從他們的機構和老師身上都學到很多經驗。
但是，如果你是「正常」的孩子，日本的教育又存在非常畸形的一面。也就是中國人熟悉的「內卷」，以至於專門有一個詞叫「教育虐待」。
2023年3月，一名家住佐賀縣鳥栖市的九州大學一年級學生，將自己的父母殺害。原因是他常年遭受父母的教育虐待，只要犯錯就會被狠狠責罵，如果成績不好，就要跪著正坐一小時以上聽說教。即使他做完作業才去玩兒，也會遭到父親的斥責。由於承受不了常年遭受的教育虐待，這個學生用刀殺死了自己的雙親。
「教育虐待」一詞，是2011年由日本兒童防虐待學會提出的概念，指藉由教育之名，給孩子施壓造成傷害；讓孩子超過最大容忍限度地學習；無視孩子的意願，在成績和未來出路上過分干涉等。社會還對「教育虐待」和「教育熱心」的區別進行了廣泛討論，使成人清晰地了解兩者的不同：
——教育虐待：將孩子視為自己的作品；孩子和自己的成功非常重要；自己覺得是好的，就堅信不移；
——教育熱心：認為孩子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關心孩子是否快樂；一條路行不通，會選擇其他路徑。
201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指出日本的教育制度競爭過於激烈，學校環境壓力過高等問題，並警告社會的競爭性會損害兒童的成長。
教育虐待的影響是長遠的，童年受到教育虐待的孩子，即使成年了也會有65%左右還在接受治療，有的甚至會患上「複雜性創傷性應激障礙」。所以，這樣「卷」，社會和個體都付出巨大的成本。
我看日本這些數據，會有很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數據相當糟糕；另一方面，至少有數據，而且數據非常翔實，也有報導，有媒體曝光，有正常的公共討論。這也是情況變好的必要條件，雖然遠不是充分條件。
我採訪過一所位於東京旁邊的普通公立小學，問老師有多少孩子是在學校之後上私塾（補習班），老師一聲嘆氣後說，80%。
你可能和當時的我有一樣的問題：日本公立教育這麼好，為什麼要上補習班？
如果能考入重點私立中學，那麼升入著名大學的可能性就很大，進入大企業的可能性也隨之升高。大企業很大程度是不成文的終身僱傭制，隨之而來的社會認可、福利等等加起來的紅利，是差學校畢業生終身都無法超越的。
所以層層倒推過來，孩子需要小學三年級就開始課外補習，為了占坑，很多家長在孩子一年級的時候就送孩子上補習班。有的甚至更早，幼兒園大班就去參加考試。學生放學後，回家稍作休息，晚上5點半到8點在補習班度過。自己帶著晚飯，課間熱飯吃。
我假裝家長去過一所頂尖的補習班。中午過後，學生還沒到，我問能否看一下教室，工作人員允許我看監控。看到監控的一瞬間，我脊背發涼：五六個屏幕，每一個對著一間教室，每間教室沒有窗戶，沒有裝飾，只有白牆和整齊的桌椅，像個大號的牢房。從環境設計看，根本不應該是為孩子設計的。
補習班的工作人員身穿黑色西裝，打著領帶，顯然就是一個工業產品。正如大量中國家長熟悉的，他們有許多方法，讓家長和孩子因為焦慮而買課。補習班每月考試，按照成績調座位。為了保持成績，孩子不僅平時的晚上要上課，甚至連春假、暑假、寒假都要參加補習，以實現「贏在起跑線上」。
這是「教育虐待」產生的社會結構問題。
日本社會有很多討論，也有小說等作品反映了過度競爭對孩子和家庭造成的傷害。補習班不僅學費昂貴（補習班一年的費用相當於私立學校一年的學費），而且孩子苦不堪言，也會衍生出青少年曠課、抑鬱、校園霸凌等問題。
2023年夏天，我和《教育市場化的邊界》的作者塞繆爾·E.艾布拉姆（Samuel E.Abrams）專門討論這些現象產生的社會規則和政策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觀看直播回放。
另外一組數據也值得關注。在日華人占日本總人口1%左右，但是在某頂級補習班，華人的孩子占到了25%。對中國人來講，日本的「卷」再糟糕，肯定比不上國內，所以很多中國人第一反應，哦，「卷」啊，我們熟悉啊，擅長啊，比你日本人還會「卷」呢！但是，如果是為了「卷」，為什麼來日本呢？何不留在北京黃莊「卷」呢？如果把日本「卷」成了黃莊一樣，是自己想追求的嗎？
當然，個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害者，體系問題不解決，很多個體是沒有資源對抗的。
但是，哪怕在這樣的環境裡，有選擇麼？答案是，永遠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