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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強:美中貿易談判應避免重蹈中共入世談判覆轍

任何談判和交易,任何事情,一旦觸及到了中共的政權和統治的這個底線的時候,中共就立刻會進入「流氓耍賴」狀態。中共體制因素的制約——這個巨大的陰影,將始終籠罩在中美貿易談判的過程中。

第五輪美中貿易談判在經歷一天延期後2019年1月9日在北京結束。圖為2019年1月8日美國代表團離開酒店前往談判會場。

2月7日,美國總統川普表示,他不會在美中貿易戰90天暫時停火期限3月1日到期前,會晤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而僅僅在一周之前的1月31日,美中第六輪貿易談判結束後,川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接見了中共副總理劉鶴等人,表示可能將會在2月份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面中達成協議。

在川普樂觀言論以及中美雙方官方通報中外交辭令的背後,我們看到的事實真相很簡單:雙方在談判,根本分歧巨大,沒有達成協議。如今,川普發出不會在3月1日前和習會面的信息,給未來的中美貿易談判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在中美貿易戰的衝擊下,中共政權危機四伏,中共急需與美方達成協議來緩解政權危機;與此同時,川普的多項施政正遭遇民主黨的反對,中美貿易戰也對美國股市和部分企業造成不利影響,與中方達成一項讓美國滿意的貿易停戰協議,也是川普所希望的。

但是,美國對中共發起貿易戰和談判要達成的目標底線,從談判之初就已經明確給出,這個要求和底線一直沒有改變過,那就是要求中共的“三零二停一允許”:零關稅,零非關稅壁壘和零補貼,停止盜竊知識產權和停止強迫技術轉讓,允許美在華擁獨資公司。

也就是說,美方要和中共達成的,是一項要中共做出所謂“結構性改變”的貿易協議。

然而,美國與中共達成讓美方滿意的協議,與美方讓中共做到“結構性改變”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概念,這就像當年美國與中共達成協議讓中共加入WTO,與中共能夠完全遵守世貿規則二者之間完全不一樣。很多時候,美方所釋放的樂觀信息,其實只是集中在前者——為可能達成一項難以兌現的書面協議而興奮不已。

中共簽訂加入世貿協議的騙局

1995年,中共正式申請加入WTO,並開始與WTO的37個成員國逐一開始拉鋸式的雙邊談判,其中最後中美之間的談判,前後多達25輪。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談判最後一天,時任中共總理朱鎔基親赴談判。據當時中共談判代表龍永圖在回憶錄中稱,“在談判面臨失敗的時刻,總理對大家說今天一定要簽協議,不能讓美國跑了,我來跟他們談。”最終談判成功。

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關於一些疑問,比如對中國農業的衝擊、傳媒業幾年後要開放等,中共時任總理在國務院系統內有段著名的講話:“如今答應是為了入世。入世之後,遵不遵守,主動權在我們手裡。任何規則都有可以利用的空子,大家要多研究研究。”聽者心領神會,過了5年觀察期,中共進入不守約階段。

中國加入WTO的“所有承諾”是指哪些承諾呢?據中方報告,在貨物貿易領域,中國按照承諾逐步削減關稅,平均關稅水平從入世前的15.3%降低到目前的9.8%。在服務貿易領域的上百個部門中,銀行金融、通信網路、保險證券等逐步放開。在知識產權領域,中共完成了相關法律法規的修改,使其與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其它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規則相一致,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等等。

實際上呢,中共卻用各種貿易壁壘和高關稅應對美國產品進入。比如,美國極具競爭力的電影、藝術等文化產品,以及藥品、汽車等高科技產品,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產品,中共對其設置了很高的關稅和審查,而對美國最具有競爭力的互聯網(Googl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和媒體則全面封禁。這相當於美國具有競爭力的產品根本進不了中國,或者進了中國但被徵收很高的關稅,而中國產品在美國可以暢通無阻。

中美關係實質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冷戰結束後,作為西方自由同盟國家代表的美國,希望通過接觸交往,增強合作,逐步將中國融入到國際社會中來,從制度和價值觀上與國際社會接軌,使中國成為一個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

但是中共卻不這樣認為。中共從反面吸取蘇共垮台的教訓,認為維持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需要經濟發展為支撐。中共要在執政合法性的嚴重危機中重獲生機,必須依賴美國維持的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從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獲得資金和技術,尤其是獲得國際合法性來維持國內嚴重缺乏的執政合法性。因此靠攏美國,與其吸取資本主義營養的長遠戰略利益相吻合。

建立密切的中美外交和貿易關係,也是共產黨維護其統治所必需的。因此,在不觸動共產黨一黨統治的根本前提下,中共不遺餘力地、不擇手段地改善其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

中共前黨魁曾說,“中美關係關乎我國外交全局,關乎我國政治、經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利益。”“美國在當今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它是我們國際上打交道的主要對手。”

中共了解,“就發展經濟而言,美國的市場、技術、投資對中國來說都非常重要。”中共“需要美國市場創造中國的就業機會”,“需要美元作外匯儲備”,“中美之間主要是買賣夥伴”,但政治上“中美是‘敵大於友’的關係。”

中共“發展經濟只是為了以後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贏得時間,積累力量”。“中美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不一樣。中美衝突性利益集中於高政治層面,互補性利益主要是在低政治層面……中美雙邊戰略關係的性質是對抗大於友好成分。”

“中美不可能是真正的戰略合作夥伴,而是更為恆久的競爭對手。”中美關係也將在動蕩、平穩的起伏中向前發展,直到中共有實力主導中美關係那一天的到來。

“國共合作”的前車之鑒

美國與中共打交道,讓人想起歷史上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兩次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從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歷時三年半。合作前,共產黨不過是數百人的小黨,合作後,大批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中秘密發展黨員,三年之後就已有近六萬人,甚至也開始掌握部分武裝力量。後來因為中共領導農民運動,許多國民黨軍官的家屬受到衝擊,甚至鎮壓,因此反共情緒高漲。同時,“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正式與共產黨決裂。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國民黨陝北“剿共”前線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劫持蔣介石,蔣介石被迫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的中央紅軍被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在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被改編成國民革命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中共這些軍隊總共只有五六萬人。等到1947年合作破裂時,中共軍隊已發展到一百二十餘萬,民兵發展到二百六十萬,根據地面積近一百萬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億。國共合作的後果,讓蔣介石丟掉了大陸,不得不退守台灣。

秀才遇到流氓

美國政府和中共打交道很像秀才遇到流氓。秀才可以和有道德底線的人講涵養、講道理,講謙讓,講規矩;但是如果把這些拿來對流氓,只能被流氓耍弄。

當年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當時的國際社會要求中共在2008年之前改善人權,中共自然滿口答應。2008年奧運會之前,中共大肆抓捕法輪功學員,關押異議人士。

美國曾經要求中共遵守經濟事務中的國際規則。中共外交部國際司的一位副司長對此回應,“首先我們必需要了解我們談論的是誰的規則,如果是中國所參與的協定中共同制定的規則,中國就將遵守。如果規則是由一個或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則沒有義務遵守。”

美國的中國專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表示,“最大的挑戰不是就各項議題達成協議,而是如何確保中方各項承諾的可執行性。”

迄今為止,中美雙方的談判所取得的成效,與對貿易談判的樂觀期待,距離甚遠。所展開的談判內容,還僅僅局限在中共購買美商品的範疇,而美方所要求的中共做出的結構性改變等內容,中共僅僅表示了願意談的姿態。

退一步講,即使中美貿易談判進展順利,中共做出巨大讓步,與美方達成了讓美國滿意的協議,那麼,如何執行?怎樣執行?

鑒於中共欺騙和不守誠信的歷史記錄,如何讓達成的協議和中共的承諾兌現,將成為川普政府面對的巨大挑戰,這種不確定性,也給未來中美達成貿易協議的樂觀帶來了陰影。

任何談判和交易,任何事情,一旦觸及到了中共的政權和統治的這個底線的時候,中共就立刻會進入“流氓耍賴”狀態。中共體制因素的制約——這個巨大的陰影,將始終籠罩在中美貿易談判的過程中。

因此,此次美國與中共所進行的貿易談判,其對兩國政治經濟以及世界帶來的影響,可能並不亞於此前的中共加入WTO談判。美國如何能夠不重蹈此前受中共欺騙的覆轍,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及整個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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