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國外：
這是國內國外許多人都感嘆的事情。「文革」在中國，這不用解釋。「文革學」在國外，則是說，對「文革」的資料收集、整理，對「文革」從各個方面進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關機構，取得了頗為可觀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關於「文革」的書籍問世。而在祖國大陸，對「文革」的研究可謂還未真正開始。我們自己不產生研究「文革」的書，海外研究「文革」的書，一般人也看不到。對於「文革」，人們是越來越無知了。
在對「文革」越來越無知的同時，是對「文革」的越來越美化。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論時有所見，幾乎成為一股潮流。在電子網絡上，這種潮流表現得最明顯，甚至愈來愈呈洶洶之勢。說「文革」時期有著真正的「民主」，是時常聽到的一種言論。「文革」開始時，我也開始記事。我的中小學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間完成的。
對「文革」，我總算還有些切身了解。而對「民主」，我也不妨說有些基本的理論知識。說「文革」期間有真正的「民主」，對我來說，就等於說冰雪池中有荷花燦爛，火焰山上有玫瑰飄香；就等於說一條泥鰍在放聲高歌，一隻鹽水鴨在展翅飛翔。這種說法因過於荒謬，迷惑性還不算太大。而另一種美化「文革」的言論，迷惑性就要大得多。
「文革」期間是沒有腐敗的，「文革」時期的官員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質的反腐」：
這就是那種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論。腐敗源於權力的不受監督和約束。如果說，在「文革」前，權力沒有有效的監督和約束，那在「文革」時期，造反派奪得了權力後，這權力就更不被監督和約束了。判斷腐敗嚴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員受賄的絕對數額有多大，或者說，主要不是看權錢交易的絕對「交易額」如何，而要看社會普遍的物質生活狀況與受賄金額、與權錢交易的「交易額」是一種怎樣的比例。
數百萬元的腐敗案，今天已司空見慣；數千萬元的受賄，也不能讓人有絲毫驚訝。超過億元的權錢交易，這幾年也數度見聞。這種規模的腐敗，在「文革」時期當然不可能普遍。這首先是因為「文革」時期整個社會在物質上都是極其匱乏的。一群強盜闖入一貧困之家，將室內最後一枚鐵釘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過幾百元；另一群強盜闖入一富豪之宅，只揀黃金美玉等值錢的拿，一般東西則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數十萬元：你決不能在這兩群強盜之間分出道德上的優劣；你決不能說闖入貧困之家的強盜因只搶得數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闖入富豪之宅的強盜高尚千萬倍。而在一定意義上，「文革」期間的腐敗官員，就像闖入那貧困之家的強盜，而今日的腐敗官員，闖入的則是富豪之宅。
「文革」期間，我生活在最底層的鄉村。我的記憶告訴我，「權錢交易」在「文革」期間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後期一位公社副書記對我父親說過的一番話。他說：「要辦事情，就要學會送東西。送他東西，難道是在疼他？還不是在疼自己！」這番話令我父親有醍醐灌頂之感。辦事情要「送」，這一點我父親當然早已懂得。但「還不是疼自己！」這道理，父親此前似乎一直沒悟透。
「還不是疼自己！」———那時在公社中學教書的父親，以為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賄時，多少都有一點心理障礙，尤其剛開始幹這種勾當，事前事後，心裡都會很彆扭。但「還不是疼自己！」這句話，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賄的心理障礙、消解行賄的心中彆扭。有位小說家前幾年寫了一部以「文革」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名為《啟蒙時代》。
如果把讓人對任何一種道理的懂得，都視作是「啟蒙」，那麼，在「文革」期間懂得了「還不是疼自己！」的父親，也可謂是被這位公社副書記進行了「行賄啟蒙」。被「啟蒙」的父親，此後多次以讚賞的口氣對我講解著「還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間就接受了「行賄教育」的。在此後的幾十年中，父親對「還不是疼自己！」這句話的鸚鵡學舌，在某些人生關頭，總在我耳邊響起。但因為心中的障礙和彆扭過于堅固和強烈，「還不是疼自己！」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擋。如果說對他人的「送」，是因為要「疼自己」，那麼，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嗎！然而，前些年父親重病，從這家醫院轉到那家醫院，我也就給這個醫生送完紅包，又給那個送。這時候，耳邊響起的是這樣的聲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卻不能不疼自己的父親！」
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賭氣，卻不能拿父親的生命撒野。———這樣想後，便硬起頭皮，懷揣信封去找醫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從「還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親！」，說到底，還是「文革」期間接受的「行賄教育」在起作用。「文革」期間城市的情形，我沒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敗方式。在農村，那時候，縣以下是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政權」。農民們每天面對的是生產隊的隊長。隊長，在那時候的農村，是有著極大權威的。生產隊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說了算。一個本來還算老實本分的人，當起了隊長、掌握了統御全隊的絕對權力，就會變得驕橫起來。
而再剛烈的人，在隊長的威權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為隊長「官」雖不大，卻有整個國家的「專政機器」在為他撐腰。敢與隊長較勁，敢違隊長之命，就意味著是在對整個國家政權挑戰，最終，肯定成為「階級敵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個生產隊，就形成了這樣的「規矩」：任何一家來了客人，都要請隊長陪客；甚至家裡有了匠人，也要請隊長作陪。來了客人，家裡有了匠人，桌上的菜當然要好一些。所謂請隊長來「陪」，當然是請他來享用這自己也捨不得動筷的好菜。這隊長還不是「隊長」時，是滴酒不沾的。當了隊長後，硬是讓家家戶戶「請」成了一個酒癮極大者。酒癮極大的隊長，每喝必醉。醉了則大發酒瘋。那時上海產的「飛馬牌」香菸，是僅次於「大前門」的好煙。隊長在醉後，往往嘴裡叼著「飛馬」，將一個漢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顛動著，叼著煙的嘴，連聲喊著：「飛馬、飛馬……」有時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請他來吃喝的人。每當這時，最興奮的是孩子們。對於他們來說，這是難得的娛樂。
最初，是有人為巴結隊長而請其「陪客」。有人開了頭，別的人家就得跟上。當絕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請隊長陪時，那最不情願的人家，也不得不遵從已然形成的「規矩」。得罪了隊長，那就等於穿著濕衣服過日子，沒片刻舒服。隊長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裡拿著種棉花的小鐵鏟，走在田埂上。他們玩的是捉黃鱔的遊戲，這是一種古老的遊戲，一代代孩子都玩過。他們還沒有動手，隊長遠遠望見後跑了過來，將其中一個孩子手中的鐵鏟奪下，扔進不遠處的池塘；又屈起兩指，在這孩子頭上敲了兩個鑿栗，然後揚長而去。走了幾步，回過頭說：「田垻都讓你搞壞了！」不理會其他孩子，只對這個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臉惶惑。這孩子回家後將此事告訴父親，父親默然不語。父親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隊長了。父親想的當然不是找隊長討說法。他想的是以怎樣的方式賠罪。只在孩子身上撒氣，說明得罪得並不嚴重，要賠罪該不難。下次請隊長陪客時，多敬幾杯酒也就可以了吧。可憐的農民們，請隊長吃飯，當然也是一種賄賂。
這是一種「權吃關係」。這種「權吃關係」，確實與今日慣見的腐敗大為不同。從「請吃」的農民角度說，以這種方式向隊長行賄，並不是為了從隊長那裡得到什麼，而是為了不得到什麼：不得到騷擾、刁難、迫害。
從「吃請」的隊長角度說，以這種方式受賄，作為回報，不是要為對方做什麼，而只需不對對方做什麼：不在集體幹活時對對方家的人雞蛋里找骨頭，不在派工時刻意為難折磨對方家的人，不在對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動粗……行賄而僅僅是為了避禍，這可以稱之為防禦性行賄。這種防禦性行賄，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間卻普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