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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沒有腐敗?只因真相揭露太少

在對「文革」越來越無知的同時,是對「文革」的越來越美化。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論時有所見,幾乎成為一股潮流。「文革」期間是沒有腐敗的,「文革」時期的官員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質的反腐」,這就是那種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論。腐敗源於權力的不受監督和約束。甚至愈來愈呈洶洶之勢,說「文革」時期有著真正的「民主」!

“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國外:

這是國內國外許多人都感嘆的事情。“文革”在中國,這不用解釋。“文革學”在國外,則是說,對“文革”的資料收集、整理,對“文革”從各個方面進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關機構,取得了頗為可觀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關於“文革”的書籍問世。而在祖國大陸,對“文革”的研究可謂還未真正開始。我們自己不產生研究“文革”的書,海外研究“文革”的書,一般人也看不到。對於“文革”,人們是越來越無知了。

在對“文革”越來越無知的同時,是對“文革”的越來越美化。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論時有所見,幾乎成為一股潮流。在電子網路上,這種潮流表現得最明顯,甚至愈來愈呈洶洶之勢。說“文革”時期有著真正的“民主”,是時常聽到的一種言論。“文革”開始時,我也開始記事。我的中小學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間完成的。

對“文革”,我總算還有些切身了解。而對“民主”,我也不妨說有些基本的理論知識。說“文革”期間有真正的“民主”,對我來說,就等於說冰雪池中有荷花燦爛,火焰山上有玫瑰飄香;就等於說一條泥鰍在放聲高歌,一隻鹽水鴨在展翅飛翔。這種說法因過於荒謬,迷惑性還不算太大。而另一種美化“文革”的言論,迷惑性就要大得多。

“文革”期間是沒有腐敗的,“文革”時期的官員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質的反腐”:

這就是那種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論。腐敗源於權力的不受監督和約束。如果說,在“文革”前,權力沒有有效的監督和約束,那在“文革”時期,造反派奪得了權力後,這權力就更不被監督和約束了。判斷腐敗嚴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員受賄的絕對數額有多大,或者說,主要不是看權錢交易的絕對“交易額”如何,而要看社會普遍的物質生活狀況與受賄金額、與權錢交易的“交易額”是一種怎樣的比例。

數百萬元的腐敗案,今天已司空見慣;數千萬元的受賄,也不能讓人有絲毫驚訝。超過億元的權錢交易,這幾年也數度見聞。這種規模的腐敗,在“文革”時期當然不可能普遍。這首先是因為“文革”時期整個社會在物質上都是極其匱乏的。一群強盜闖入一貧困之家,將室內最後一枚鐵釘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過幾百元;另一群強盜闖入一富豪之宅,只揀黃金美玉等值錢的拿,一般東西則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數十萬元:你決不能在這兩群強盜之間分出道德上的優劣;你決不能說闖入貧困之家的強盜因只搶得數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闖入富豪之宅的強盜高尚千萬倍。而在一定意義上,“文革”期間的腐敗官員,就像闖入那貧困之家的強盜,而今日的腐敗官員,闖入的則是富豪之宅。

“文革”期間,我生活在最底層的鄉村。我的記憶告訴我,“權錢交易”在“文革”期間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後期一位公社副書記對我父親說過的一番話。他說:“要辦事情,就要學會送東西。送他東西,難道是在疼他?還不是在疼自己!”這番話令我父親有醍醐灌頂之感。辦事情要“送”,這一點我父親當然早已懂得。但“還不是疼自己!”這道理,父親此前似乎一直沒悟透。

“還不是疼自己!”———那時在公社中學教書的父親,以為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賄時,多少都有一點心理障礙,尤其剛開始干這種勾當,事前事後,心裡都會很彆扭。但“還不是疼自己!”這句話,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賄的心理障礙、消解行賄的心中彆扭。有位小說家前幾年寫了一部以“文革”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名為《啟蒙時代》。

如果把讓人對任何一種道理的懂得,都視作是“啟蒙”,那麼,在“文革”期間懂得了“還不是疼自己!”的父親,也可謂是被這位公社副書記進行了“行賄啟蒙”。被“啟蒙”的父親,此後多次以讚賞的口氣對我講解著“還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間就接受了“行賄教育”的。在此後的幾十年中,父親對“還不是疼自己!”這句話的鸚鵡學舌,在某些人生關頭,總在我耳邊響起。但因為心中的障礙和彆扭過於堅固和強烈,“還不是疼自己!”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擋。如果說對他人的“送”,是因為要“疼自己”,那麼,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嗎!然而,前些年父親重病,從這家醫院轉到那家醫院,我也就給這個醫生送完紅包,又給那個送。這時候,耳邊響起的是這樣的聲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卻不能不疼自己的父親!”

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賭氣,卻不能拿父親的生命撒野。———這樣想後,便硬起頭皮,懷揣信封去找醫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從“還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親!”,說到底,還是“文革”期間接受的“行賄教育”在起作用。“文革”期間城市的情形,我沒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敗方式。在農村,那時候,縣以下是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政權”。農民們每天面對的是生產隊的隊長。隊長,在那時候的農村,是有著極大權威的。生產隊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說了算。一個本來還算老實本分的人,當起了隊長、掌握了統御全隊的絕對權力,就會變得驕橫起來。

而再剛烈的人,在隊長的威權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為隊長“官”雖不大,卻有整個國家的“專政機器”在為他撐腰。敢與隊長較勁,敢違隊長之命,就意味著是在對整個國家政權挑戰,最終,肯定成為“階級敵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個生產隊,就形成了這樣的“規矩”:任何一家來了客人,都要請隊長陪客;甚至家裡有了匠人,也要請隊長作陪。來了客人,家裡有了匠人,桌上的菜當然要好一些。所謂請隊長來“陪”,當然是請他來享用這自己也捨不得動筷的好菜。這隊長還不是“隊長”時,是滴酒不沾的。當了隊長後,硬是讓家家戶戶“請”成了一個酒癮極大者。酒癮極大的隊長,每喝必醉。醉了則大發酒瘋。那時上海產的“飛馬牌”香煙,是僅次於“大前門”的好煙。隊長在醉後,往往嘴裡叼著“飛馬”,將一個漢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顛動著,叼著煙的嘴,連聲喊著:“飛馬、飛馬……”有時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請他來吃喝的人。每當這時,最興奮的是孩子們。對於他們來說,這是難得的娛樂。

最初,是有人為巴結隊長而請其“陪客”。有人開了頭,別的人家就得跟上。當絕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請隊長陪時,那最不情願的人家,也不得不遵從已然形成的“規矩”。得罪了隊長,那就等於穿著濕衣服過日子,沒片刻舒服。隊長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裡拿著種棉花的小鐵鏟,走在田埂上。他們玩的是捉黃鱔的遊戲,這是一種古老的遊戲,一代代孩子都玩過。他們還沒有動手,隊長遠遠望見後跑了過來,將其中一個孩子手中的鐵鏟奪下,扔進不遠處的池塘;又屈起兩指,在這孩子頭上敲了兩個鑿栗,然後揚長而去。走了幾步,回過頭說:“田壩都讓你搞壞了!”不理會其他孩子,只對這個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臉惶惑。這孩子回家後將此事告訴父親,父親默然不語。父親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隊長了。父親想的當然不是找隊長討說法。他想的是以怎樣的方式賠罪。只在孩子身上撒氣,說明得罪得並不嚴重,要賠罪該不難。下次請隊長陪客時,多敬幾杯酒也就可以了吧。可憐的農民們,請隊長吃飯,當然也是一種賄賂。

這是一種“權吃關係”。這種“權吃關係”,確實與今日慣見的腐敗大為不同。從“請吃”的農民角度說,以這種方式向隊長行賄,並不是為了從隊長那裡得到什麼,而是為了不得到什麼:不得到騷擾、刁難、迫害。

從“吃請”的隊長角度說,以這種方式受賄,作為回報,不是要為對方做什麼,而只需不對對方做什麼:不在集體幹活時對對方家的人雞蛋里找骨頭,不在派工時刻意為難折磨對方家的人,不在對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動粗……行賄而僅僅是為了避禍,這可以稱之為防禦性行賄。這種防禦性行賄,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間卻普遍得多。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隨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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