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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雄安與粵港澳真的不可兼得嗎?

2019年2月18日,外界提前已有預期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出爐。按官方用語,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工程,這些「親自工程」中有APEC、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主場外交國際會議,也有一帶一路這個國家發展戰略,更多則是建設規劃某區域,粵港澳大灣區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河北雄安新區。但是此後中國網路輿論中有一種質疑的聲音——雄安新區都沒有「規劃好」,中共是否還有精力或者能力去再規劃一個粵港澳大灣區。

從“有為政府”到“有限政府”,從“有形的手”到“無形的手”,從“市場萬能論”到“政府引導論”,種種爭議,聚焦的是同一個世界性難題——政府是否應該干預經濟,用怎樣的方式干預。中國給出的答案是“有為政府”,背後則是數十年來具體實踐的經驗和教訓。那麼究竟該如何去理解中國的這一選擇,其邏輯為何,又存在什麼風險。

如果在北京或者上海的街頭與當地人聊一下,很多人會給你一個反饋,他們正處於一種複雜的情緒中——相信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但是對於今天的中國政府卻有著不少質疑。他們含蓄的表達一種觀點,儘管本屆政府一直在傳遞“改革”的信號,但是作為民眾,獲得感卻並不強。尤其是一些國家級別的區域發展政策,例如雄安新區和在2月份再度得到關注的粵港澳大灣區,就有質疑聲音認為,以中國政府當前的能力和精力,“雄安與粵港澳同時規劃難以同時實現”。

2019年2月18日,外界提前已有預期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出爐。按官方用語,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工程,這些“親自工程”中有APEC、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主場外交國際會議,也有一帶一路這個國家發展戰略,更多則是建設規劃某區域,粵港澳大灣區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河北雄安新區。但是此後中國網路輿論中有一種質疑的聲音——雄安新區都沒有“規劃好”,中共是否還有精力或者能力去再規劃一個粵港澳大灣區。這種質疑聲音背後,隱藏的一種思維是對中共的不信任,對於中國作為一個“有為政府”的不信任,認為中國政府沒有能力同時規劃好兩個大型區域發展戰略。

之所以外界有質疑認為雄安新區尚未規劃好,因為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區正式亮相公眾面前之後,儘管政治上定位為“千年大計”,但是在公眾觀感中,雄安新區仍然是“雷聲大雨點小”,2019年1月習近平再度前往雄安新區視察未嘗沒有“督戰”之意。因為在視察後的1月底,河北雄安新區規劃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召開會議,稱要按照“讓社會各界和新區百姓看到變化”的要求,加緊深化提升規劃和城市設計,統籌推進重點工程項目建設,儘快形成塔吊林立、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而這句“讓社會各界和新區百姓看到變化”或許就是習近平對於雄安新區的期望。

對於習近平而言,雄安新區與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其區域發展藍圖的兩足,缺一不可,並非“非此即彼”的關係(圖源:新華社)

雄安新區地處中國北方,打通京津冀三地。幾乎與雄安新區規劃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在南方,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得以籌建。從時間線觀察,這兩個區域發展規劃幾乎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於2015年首次從國家文件中提出,2017年被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納入政府工作報告中,2019年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公布規劃綱要。

放在任何一個國家,區域規劃都不是一蹴而就之事,需要大量的時間、精力,動用大量的人力,資源進行統籌建設。因此前文所說的質疑聲音也就開始在海內外的輿論場上出現,同時規劃兩個重大的區域,中國政府能否做好?更加直白的說,這種質疑聲音背後,既是對雄安和粵港澳需要太多資源扶持,中國政府能矜持下去的猜疑,更隱含近幾年來某些輿論對今天中國高層做事“眼高手低”的質疑。

實際上,在分析人士眼中,有這種猜疑的人,是基於對於西方政府認識基礎上做出的判斷,對一個中國式集權、強勢、有為政府缺乏認知。

首先,對於一個擁有龐大疆域的國家而言,兩個大型的區域發展計劃並非“非此即彼”的關係,不是因為有了雄安,就不能有粵港澳。恰恰因為有了地處北方的雄安新區,從南北經濟的發展均衡角度,粵港澳統一規劃拉動南方經濟也勢在必行。

作為主政者,其治國思路是不可能跟著網路上所謂“鍵盤俠”隨風起舞的,每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都有一到兩個區域經濟戰略。當年鄧小平選擇深圳作為特區,並沒有太多的主觀情感色彩,更多是客觀上的中國需要一個經濟龍頭,而深圳地處東南沿海,毗鄰香港,僑民眾多,先天條件優越。但是隨後上海市委書記出身的江澤民,選擇上海浦東作為發展重心,則被認為帶有明顯的傾向性。至於胡錦濤,這位在甘肅和西藏有過執政經歷的領導人,將“西部大開發”作為他的“一號工程”,自然也是情理之中。而即使在江胡時代,在重點發展東部和西部經濟的時候,中共領導人依然沒有忘記“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扶一把,幫一把,均衡發展”,是一個大國領導人進行現代化治理的必然選擇。

其次,粵港澳和雄安儘管都是區域發展規劃,但是在發展方向上是不一樣的。質疑的聲音認為年前習近平視察之後,河北政府對雄安長期遲遲未動有不滿,甚至出台文件催促。但是雄安是“千年大計”,從無到有,不可能一蹴而就。而粵港澳則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在現有都很強的基礎上進行整合。二者規劃重心不同也說明不是“非此即彼”。

雄安的規劃,是中共希望打造一個現代化城市的樣板,從無到有,真正體現習近平“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個人意志。而粵港澳大灣區則是珠三角九市一體化市場與香港融合,從強到更強。二者本身定位即是不同的。某種意義上,雄安是一個內生性的區域規劃,粵港澳則更指向國際;雄安立足大陸,粵港澳目標則是海洋。

第三,即使從更現實的層面考慮,外界所擔心雄安與粵港澳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關係,國家層面扶持很難做到兼顧。實則不然。其一,在資本上,可能雄安新區需要比較多的國家資金進場,但是粵港澳作為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大灣區的經濟總量佔去廣東全省的85個百份比以上,是繼美國紐約都會區、美國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都市圈之後,世界第四大灣區,2017年GDP生產總值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在世界國家排行中名列11位,成為全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其資金完全可以依靠內部加持而非中央調撥。其二,在人事調兵遣將上,雄安作為“從無到有”可能需要外來人才進入,例如深圳市長徐勤便於2017年調往河北,外界解讀為北京希望徐勤為雄安帶去深圳改革開放的經驗和魄力。而粵港澳灣區需要的不是“扶持”,更多的是內部人事、制度的融合。更何況兩套班子執政,“精力難以兼顧”的情況不會發生。其三,中國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規劃中,最大的支持往往不是資金支持,而是政策扶持,對於中共高層而言,他們只需要對雄安與粵港澳分地施策,給予匹配當地發展的最大改革政策,即已是最大扶持,資金與人事扶持反倒退居其後。

作為一個集權、強力,且政策有延續性的有為政府,中國政府在進行區域發展規劃時從來是做好萬全準備,然後堅持執行,用習近平的話即是“一張藍圖繪到底”之後,便是“擼起袖子加油干”。雄安新區與粵港澳大灣區作為習近平時代的兩個一號工程,已經是一張藍圖繪到底。當然,外界的猜疑也不能完全否認,在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因為執行、環境、時局等出現波折,天津濱海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計劃的不瘟不火即是案例。但是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2012年之後的“藍圖”著實不少,能否得以徹底執行,而非依舊停留在“藍圖之上”,中共第五代當三思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萬維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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