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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歌舞團演員的懺悔錄 寫的真好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我給他寫了一封居然沒有稱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鏡在畫報的劇照上尋找我——六一年爸爸餓死——他的遺言像一條鞭子——每次謝幕都是給爸爸鞠躬——他肯定聽見我的懺悔了

1966年,19歲,女,B市某歌舞團演員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我給他寫了一封居然沒有稱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鏡在畫報的劇照上尋找我——六一年爸爸餓死——他的遺言像一條鞭子——每次謝幕都是給爸爸鞠躬——他肯定聽見我的懺悔了

哎,作家,我問你一個問題:人為什麼不能重活一次?這是誰定的?人如果真的能重新活上一遍,准能活得沒有失誤,活得聰明而真實,活得不留下任何遺憾,但為什麼偏偏你只能活一次悔恨重重,無從彌補,愈活愈沉重,最後不是死了叫人埋進黃土,而是沉重的心把自己壓到土裡邊去。我多想重活呀,哎,這是不是唯心主義者的自尋煩惱。不,不!如果你欠活人的債,可以想辦法去償還,但如果你欠的是一個死人的呢?那就註定無法挽回,一輩子帶著愧疚,如同手裡攥一筆無處償還的債,背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一天天走下去。你作家的天職不是撫慰人心頭的創痛嗎?你說人碰上這種苦惱該怎麼解脫?嘿,作家也沒轍了吧。有人說,因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註定人是悲劇性的,你說對嗎?既然悲劇是天定的,命定的,那只有認了;認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恩恩怨怨全都了結,是吧……我是不是開頭就把話說糊塗了,東一榔頭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著頭腦,自然不是!我也不知道現在心裡邊為什麼又亂起來,其實早在八寶山那次我就平靜多了。八寶山那次?對,那是給我可憐的爸爸開追悼會。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時我十三歲。正在舞蹈學校上培訓班。這培訓班是國家一流的,目標是培養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賦,是。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對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裡知道他在抗日期間,曾在黨領導的一支抗日演劇隊——桂林新中國劇社工作,積極宣傳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後,爸爸他們千辛萬苦,轉移到昆明,常常半飢半飽站在舞台上為了喚醒民眾,保家衛國……在我的記憶里,我整天在叔叔阿姨們的懷裡,被輪換地抱來抱去,他們教我唱歌。我像只惹人疼愛的小貓兒。爸爸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愛我的人。我說他好,就憑著所有人看爸爸時的眼神——信賴、喜愛、尊敬,這是一種直覺;我說他最愛我,也是憑著他看我時的眼神——疼愛、鼓勵、信賴,時時還閃出令人興奮的愛的激情。這也是一種直覺。直覺是孩子判斷世界的唯一方式,往往最准。

你想想看,如果別人說我爸爸是壞蛋,我會怎麼反應?當然會堅決反對,可是很快又完全相信了。為什麼?因為我那時太簡單、太純潔、太天真了。我十三歲呀,老師們認為我還要小得多。我們在院子里上課學習戲劇的“起霸”和“趟馬功”,腿綳不直,老師氣得把手中的鞭子在空中揮舞,嚇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進嘴裡。因為我天真可愛,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資,培訓班把我當做寶貝和尖子。還常叫我去參加國家的一些重大外事活動,向外國首腦獻花。記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去中山公園遊玩,那次選了我和一個男孩子去給毛主席獻花。毛主席接過花,還和我拉手。我曾在日記上寫道:“今天我給毛主席獻了花,一直拉著他白白胖胖的手,我真高興。”這拿俗話說:對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可是忽然一天——這天正要派我去給來訪的金日成主席獻花,我已經打扮好,後腦勺兒上扎一個玫瑰紅帶白點的絲帶蝴蝶結,老師們都誇我漂亮,我興奮極了——我的班主任老師忽然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沉著臉對我說:“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

“什麼事。”我問,真是晴天霹靂。我對他下面的話更沒有半點準備。

班主任老師問我:“你知道右派是什麼嗎?反革命,敵人,壞蛋,你爸爸被劃定右派了。”

“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老師你是不是聽錯了。”我說,渾身直打哆嗦,聲音也打顫。

他對我倒挺有耐心,一字一句地說:“老師是最愛你的。你應該聽老師的話,你爸爸原先不錯,可是他現在變了,在單位里反對革命,他做的事是不會對你說的。為什麼?因為你是好孩子,他怕你知道後就要反對他,你在電影里不是也看過反革命嗎!他們有的人開始是革命者,後來成了叛徒,大壞蛋。懂嗎?對,你懂了。老師也不願意你爸爸變,但他變了,你就要和他劃清界限。”

我流著眼淚,信了,就這麼簡單,從此就和爸爸一刀兩斷。自他打成右派,直到他死,我再沒見他。

如果是現在,我才不信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國人都是一個直眼兒的時代。許多大人都信,為了和當右派的丈夫或老婆劃清界限而離婚,何況我一個人事不知的孩子。我曾一次又一次使勁反省自己,是不是害怕牽連,怕失寵,才昧著良心和爸爸一刀兩斷,應該說,開頭是絕沒有的。

當時我在這件事情上純潔得白壁無瑕。有一次我夢見爸爸穿著敵軍服裝,追我,還開槍打我,這就是那時我對爸爸的感覺。

我給爸爸寫了一封信,居然連稱呼也沒寫,我以稱他爸爸為恥辱,義正辭嚴而狠巴巴地寫上這樣幾句:

“你現在已經是人民的敵人了,你應該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間來,到那時我就叫你爸爸。”

據說爸爸收到這封信後,被送到北大荒勞改去了。可是你想,這封信對他的傷害多麼厲害!直到許久之後我才知道,反右時他的出版社總編輯被定成右派,爸爸和他很要好,單位叫爸爸揭發總編輯,爸爸就是一聲不吭,頂牛頂了一年多,便給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一個因正直而不被社會寬容的人,受盡了委屈和踐踏之後,又被我一根鐵針當胸扎進去,直插心窩,我才是殘害他的最無情、最喪盡天良的罪人!

叫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一點也不恨我,好像他一點點也沒有受到我的傷害!他在北大荒,當聽說我參加了《魚美人》舞劇演出,還千方百計搞到一本《人民畫報》,用放大鏡從畫報的《魚美人》的劇照找到了我。聽說那是他在遙遠的邊陲貧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那裡的人幾乎全都看過這張劇照,有的人還不止一次看到。這本畫報一直壓在他枕頭下,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災害時他在北大荒餓死,屍體從床上抬走時,那本畫報還在枕頭下壓著,紙邊都磨毛了,畫報上的劇照卻保護得完好無缺。這事是我聽媽媽說的。媽媽還說,爸爸在北大荒又苦又累,每個月只能分到八斤糧食,得了肺炎,貧病交加,活活餓死,後來被用破席裹了裹,埋掉。我媽媽親自去北大荒領他的遺物。只有幾件破衣服,爛帽子,一個舊搪瓷水杯和洗臉盆,再有就是這本畫報,還有一個日記本。他生前哪敢在日記本上寫真實的感想,都是記事,天天的流水賬。但日記本中間卻寫了這麼一句止不住的真情:“我從《人民畫報》上找到了她,她更可愛了,我興奮地直哭!”這便是他留給我的遺言。

這遺言一行字,像一條鞭子,我重複一遍,就火辣辣抽我一次。

他去世這年,我十五歲。我們分手兩年,一個情斷義絕,一個至愛情深,我沒給他再去過一封信,更談不上去看他。

我常常反思自已,在這兩年里,我與他一直斷然不再有任何聯繫,難道只是因為天真和受革命教育的結果?真的一點也沒有因為怕壓力、怕連累自己、怕不受組織信任與重視的私心?我不敢承認有,如果承認就承受不了刺心般的自責。但我可以告訴你,有……

自從他被打成右派,天壓下來了。所有重大外事與政治活動實際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說我十四歲就可以破格入團,從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別的夥伴們去參加重要活動演出,我一個人孤零零在院里溜達,深深嘗到了政治歧視的厲害。原先對我特別好的那些老師,突然變一張臉,像川劇里的變臉;他們想盡辦法迫使我去揭發爸爸,我能揭發什麼?那些老師因為在我身上榨不出可以使他們憑功請賞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擠我……

但這樣就應該拋棄爸爸嗎?

特別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時候。世界一片暴風雪,冰天凍地,只有女兒是他唯一溫暖的依傍呀!

如果現在以我的死能換來爸爸的復活,我寧願馬上去死,但當時為什麼因為懼怕壓力就把他拋開?我恨“劃清界限”這四個字!這四個字像一把刀斬斷我們父女,而拿起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別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來個很大轉變。我轉向面對自己,不再是面對外部世界。

我開始不愛自己,懷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潰了。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練業務。因為爸爸的一個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為優秀的舞蹈家,我要拚命地干,幹得出色,做為補贖自己的罪過!

文化大革命到來之後,我的家整個完了,媽媽和弟弟妹妹被趕到草原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無依無靠。我前邊講了,我已經不關心外部的事,這期間面對“文革”,我非但不怕,好像什麼也不在乎了。紅衛兵說我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說他是好人,巴不得他們把我打死,為父親挨揍,死去活來,良心才得安寧。特別是本團的革命派們嫉妒我的業務好,批我“自誇典型”,不叫我加入“樣板團”。那時除去樣板戲根本沒有別的演出,我幾乎失業了;我卻堅持練功,如果我垮下來,父親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我天天堅持練功,晚上躺在床上還練腹肌;乘坐電車時我從來不坐,藉著車子晃動好練身體的穩定性……

文化大革命對整個社會的空前摧殘,對人大面積的迫害,使我的頭腦更加清醒,也就更不能原諒自己曾經的罪過。這期間,雖然我在社會上沉默、冷靜、很堅強,但回到家裡就軟弱下來。我想爸爸,而且這種思念與日懼增,只要串門來的人談到右派、北大荒、勞改、批判鬥爭,雖然沒有觸及到爸爸,我也哭,嗚嗚的,哭起來就止不住。哭到最後,只覺得人空了,拿什麼也填補不上。

七五年廣州交易會找到我們團,要求派演員去給外賓跳舞。因為我的民族舞跳得最好,只好叫我去。還說屬於“給出路政策”,當然必需“控制使用”。我想這可到了給爸爸爭口氣的時候了。我跳“紅綢舞”,場場滿堂彩。每次謝幕,我面對著熱情沸騰的台下,卻像對著漆黑冰冷的陰間,面朝著遙遠而不可及的父親,對他深深鞠躬。心裡默默對他說:我想他、愛他、請求他諒解,我感到終於有機會、有辦法來贖罪了。可是,這股勁憋得太久,一發而不可收拾,興奮,激動,拚命跳,忘乎所以,身體和精神都頂不住了,突發心跳過速,常常跳得一分鐘一百四十次,人倒下去,幾個月躺在床上,人也脫相了。醫生說不能再干跳舞這行,這怎麼行?我一邊養病,一邊偷偷做簡單練功,還默默請求父親保佑我,讓我站起來,回到舞台上,給我贖罪的機會,這罪還像一塊大石板壓在我身上呀!

一九七九年爸爸的冤案平反了。

他死去那年只有四十五歲,風華正茂,在我印象中他總是那種精力旺盛的樣子,七九年如果他依舊在世,也不過六十剛過,相信他那種對生活、對人的熱情依然一如盛年。人生最好的歲月,他卻在地下一動不動長眠,想起來真是凄苦極了。

爸爸在文化出版界的一些朋友發起,為他開追悼會,靈堂設在八寶山公墓。主辦追悼會的人叫我寫一份悼詞。我心裡有許多話要說,答應了。拿起筆來,百感交集,悲憤交加,激情奔涌,要報復,要發泄,要控訴,但在靈堂里念起這悼詞時我卻出奇的冷靜。沒想到參加追悼會有這麼多人,黑壓壓把靈堂站滿,不少是文化出版界名人,他們聽著我一字一句地念:

“親愛的爸爸—”

我終於叫他了,壓在心裡整整二十年的聲音,終於在大廳廣眾堂堂正正、驕傲自豪地呼叫出來了。然而,我居然沒有激動,而是異常平靜地念道:

“今天,我站在這裡,既沒有痛苦,也沒有高興,我只有一種怨恨!

我恨我們太軟弱了。軟弱使我們屈從於外界的壓力。軟弱使我們在您最痛苦的時候,不敢去安慰您,不敢去愛您。軟弱使我們只能瞧著命運把您一個人拋給了苦難。

我恨我們太無知了。無知使良心遭受欺騙。我至今不能原諒我自己,為什麼竟相信那些把您指責為人民敵人的謊言。爸爸,您還記得那時我給您寫過的信嗎?那信的開頭沒有稱呼。我寫道:‘因為你是人民的敵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雖然當時您肯定非常痛苦,但還是用放大鏡困難地在《人民畫報》‘魚美人’舞劇劇照中找我,想看我。我的好爸爸,親爸爸,我知道您不會怪罪一個十三歲的無知的女兒,可是隨著時間的增長,我越來越痛心,越來越不能原諒我自己給爸爸心靈所壓上的痛苦,我良心在受折磨。‘不敢愛’本身就是一出人間的悲劇,能把純潔的愛變化成無知的恨,這種愛與恨的顛倒是殘忍的。爸爸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被折磨而死。

有些人是不需要靈魂的,但我覺得像爸爸這樣一個一生正直、熱誠、善良的人應當有靈魂。他也不應當被人們忘記。他那孤苦的靈魂應當得到慰藉。爸爸,您若知道有這麼多熟悉的伯伯和阿姨、您生前的朋友,經過他們的努力能夠在北京的八寶山悼念您,您感到欣慰了嗎?爸爸,我愛您,想您呀——您聽見了嗎?您肯定是聽見了!爸爸,您安息吧。”

我在整個念悼詞的過程中,四周安靜極了,安靜得聽得見每一個輕微的抽泣,抑制不住的嗚咽。我自己卻沒有哭,真的,我聽見自己異常清晰的口齒,把每一個字送到靈堂又寬又大的空間里。我甚至聽得見自己轉換句子時換氣的呼吸聲。我感覺好像身在天堂里,在神靈光輝的照耀下,對著爸爸講這番話的。我感到他巨大、溫暖和寬厚的存在。並感到他真的原諒了我!一切恢復如初!這一剎那,我彷彿被自己凈化了,被大徹大悟,被永不背叛的真誠,被全心傾心的愛,把自己從無邊的苦海里拯救出來,向上飛騰,飛進一片光明透徹、一塵不染的天空中……我有生以來頭一次這樣輕鬆、自由和舒服呀!

從這以後,我似乎好多了。

你以為我就此解脫了嗎?那就錯了!開頭我對你說過,如果欠著活人的債很好辦,但我欠的終究是早逝的爸爸。我總琢磨他臨死時候是一種什麼感覺?最疼愛的女兒與他“劃清界限”,他怎麼會不感到親離的疼痛與人世的悲涼?每當想到這裡,那悔恨的陰影又把我遮蓋起來。這也許是永生永世難以解脫的了。

中國人的宗教不講懺悔。沒有懺悔,人會活得愈來愈狠,或愈來愈累。對於有心靈生活的人講,沒有懺悔就無法活。我的心便成了我的懺悔室。每逢此時,我就躲進我幽暗的懺悔室里,與自己喃喃對話。

哎,作家,我對人生有這樣一個理解:人生有一萬條路,但每個人只能走一條。如果你選錯了,即使後來知過改過,曾經的過失也無法彌補。……當然,任何事物都不會是單純積極或消極的。殘酷的人生與社會教給我的是:永遠再不要單純,永遠再不要做違心的事。寧肯為真心付出沉重的代價,也不要為違心付出悲慘的代價。

這是我從八寶山爸爸靈堂走出來後,悟到的幾句自我的人生箴言。

懺悔可以使人擺脫魔鬼。

(選自馮驥才著《一百個人的十年》,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10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一百個人的十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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