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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欲指定張春橋為隔代接班人探林彪口風 林婉拒導致關係破裂

毛林的上述對話至少透露以下的重要信息:1)毛深知林彪的健康情況極差,很可能熬不到接他班之日。他把林彪寫入黨章其實是一種過渡性的權宜之計;2)這一過渡的對象是張春橋;3)毛希望林能同意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並馬上開始轉移權力。顯然,毛林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這一分歧導致了他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最終分道揚鑣。

近年以來,對毛澤東的接班人情結和林彪悲劇的體制和個人因素的研究,都有了逐漸深化的趨勢。其中值得注意的一說是:這一事件不僅是“接班人”的悲劇,其因果還涉及到了“接班人”的“接班人”、即隔代接班人的選擇和指定問題。已故的中國歷史學家高華,在2006年就指出:林彪在“政治上極其幼稚的一面”是在文革中推出他的兒子林立果作為他的接班人,從而犯了毛的大忌。[1]最近,清華大學的文革研究學者唐少傑又進一步指出:“毛澤東的‘接班人’情結及其實踐表現富有獨特之處還在於毛澤東對於‘接班人’所做出的‘隔代指定’,即毛澤東既要選定自己的‘接班人’,又要選定其‘接班人’的‘接班人’。……毛澤東曾建議自己‘欽定’而又為中共黨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接受張春橋為林彪的接班人,這就使得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很有可能走入不歸之路,更有可能致使文革的高層人事變動成為某種宿命。毛澤東或許從來就沒有認真考慮過其‘接班人’與其‘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間的關係。文革歷史證明,這種‘接班人’與‘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間的關係,不是雙方水火不容、視如仇敵,就是彼此你死我活、不共戴天。”[2]

縱觀毛林交惡的源起、發展和激化,這一“接班人”的“接班人”之爭無不是這一衝突實質性的焦點所在,儘管在不少場合它常常被浮面的“理論”和“路線”的飾美之詞所掩蓋。

回歸文官體制和選擇張春橋為第二代接班人

隨著近年來學界對所謂的“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重新審視,出現了一些“翻案”中非此即彼的簡單黑白論,即把林彪及其軍人集團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其實,當我們反對中共官方無限上綱的“路線鬥爭”說和“反革命集團”案時,絕不是說林彪等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就是正確的了。更不應當不恰當地反向製造或拔高林彪作為正確路線代表的種種例證。比如,在林彪軍人集團成員邱會作和吳法憲的回憶錄中都提出過一種說法:林彪在九大之前支持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主張結束文革,“發展生產,搞好經濟建設”,[3]為此和毛澤東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的“鬥爭”——因為毛支持的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旨在繼續革命的九大報告。這一說法其實並不符合史實。事實情況是,因為文人相輕的原因,陳伯達不恰當地撇開張姚,個人執筆應當集體起草的九大報告,又無法及時完成,遭到了毛的指責。而毛澤東其實也同意把陳伯達的意見寫入張姚的報告。[4]最重要的是:林彪或許在私下同意陳伯達的一些看法,但在公開場合,他作為報告人從來沒有表示過任何對張姚報告的反對或哪怕是一小點修改意見。一般說來,衡量任何政治人物的政治路線或主張,必須首先根據他的公眾場合的言行和對國家政治活動的影響。即便林在和陳一起的私人場合或許表達過同意陳稿的某些思路,也絕對談不上是什麼和毛澤東的“衝突”和“鬥爭”,不過是起草過程中的正常磋商。而當林彪最後一字不改地作了毛澤東修改而定的九大報告後,只能充分說明林其實是毛的九大路線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對派。一個無法漠視的基本的史實是:毛澤東在九大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同意黃、吳、李、邱進入政治局、並把持軍委辦事組這樣的要害部門,絕不是因為他們反對文革,而是因為他們最積極地支持了他的文革。至於具體的文革怎麼進行,尤其涉及到在軍隊中的深入,在林彪和江青等人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小的矛盾。但這些也大都是封建王朝中在服從絕對皇權下的文臣和武將集團間的私下互相貶低和攻誹而已。

然而,另外的兩件在九大中或九大後在毛林之間發生的事,卻絕不應當漠視。第一件是因為在整個九大中央委員、尤其是政治局中軍人比例超過一半,毛澤東借外電之口委婉地指出:“什麼叫一元化呢?他們說就是軍事、官僚體制。按照日本人的話叫體制;按照蘇聯的話叫做‘軍事官僚專政’。他們一看我們名單裡頭,軍人不少,這就叫‘軍事’;還有什麼‘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來呀,康生呀,陳伯達呀這批‘官僚’。……”[5]第二件是毛澤東在林彪作為接班人的名字寫入黨章墨跡未乾之際,就向林彪推薦張春橋作為林的“接班人”。據多種文獻記載,九大期間毛澤東提名張春橋當大會秘書長,還就第二代接班人問題和林彪談過話。在談到“你年紀大了誰來接班”時,毛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6]因為當時的林彪接班人地位還處於炙手可熱之際,他們的談話並沒有深化。但至少透露出毛澤東在未來的國家體制上想回歸“文官政治”,即選擇文官為國家第一把手的謀略。

1970年4月25日,毛澤東和林彪在蘇州見面。這一次毛已經比較正式地向林彪提出由張春橋當林的接班人。據秘書回憶,葉群的記錄如下:

毛主席問林彪:“周總理年齡大了,對總理的接班人有什麼考慮?”

林彪沒有說話。

毛主席又問:“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準備把班交給誰?”

林彪還是沒有說話。

毛主席再問:“你看小張(張春橋)怎麼樣?”

林彪說:“還是要用跟您一塊上井岡山的紅小鬼。”

關於用“紅小鬼”的話,我印象深刻。葉群也對我們說過,林彪給毛主席說“還是要靠紅小鬼”。葉群還說:“要籌備四屆人大了,主席情緒很好。”

就是這次,毛主席邀請林彪出席九屆二中全會,林彪答應了。[7]

毛林的上述對話至少透露以下的重要信息:1)毛深知林彪的健康情況極差,很可能熬不到接他班之日。他把林彪寫入黨章其實是一種過渡性的權宜之計;2)這一過渡的對象是張春橋;3)毛希望林能同意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並馬上開始轉移權力。顯然,毛林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這一分歧導致了他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最終分道揚鑣。

毛澤東隔代指定張春橋為“接班人”的“接班人”不是沒有原因的。在最近出版的《張春橋家書》中,張的長女張維維這樣論及毛張關係:

我的感覺是,毛主席應該是把我爸爸當成一個知音的,毛覺得有他在身邊,也是很欣慰的。在江陰的時候,爸爸跟我談起過,毛主席曾經多次跟他個別談話,了解他個人情況、家庭情況。也跟他談起過很多“七大”以前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包括紅軍時期,毛怎麼被奪權、開除黨籍,三次反圍剿怎麼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圍剿時怎麼靠邊站。這些現在的電視劇里都演過。而那時,我爸爸這樣的幹部是不知道的。……他還告訴過我,毛主席好幾次跟他說:“幫幫江青,幫他就是幫我。”[8]

確實,張春橋是毛髮動、指導文革的一個“知音”,尤其是在毛澤東的文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上,更功不可沒。儘管張春橋一直自我定位為毛的“秘書”,其實他也是毛澤東的文革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之一。毛澤東並不是先有了他的繼續革命的理論,才在對照檢查中發現劉少奇的問題,進而發動文革打倒得劉少奇的。而是先下決心打倒劉少奇,才製造出了一套文革的理論體系來佔領道德制高點的。而一小批極左派的精英理論家,包括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張春橋、戚本禹、王力、關鋒、姚文元等,則是這一理論體系的實際構築者。而張春橋,還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例如,聞名中外的毛澤東有關無產階級專政下必須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就是毛澤東在文革第二年(1967年)才指示這些理論家們總結,而後由王力等人從毛澤東的片言隻語中引申和系統化出來的。[9]從發動文革的批判《海瑞罷官》,到指導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到“一月革命”的全國奪權的發動,張春橋都是這些文革最主要的指導思想的提出者和綱領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尤其在“王關戚”和陳伯達都因為政治風雲的不測一一倒台後,張春橋和姚文元就成了中央層面上文革碩果僅存的毛派理論家。張春橋總是能給毛澤東文革中的種種錯失和譫語打上漂亮的意識形態的包裝,使它們浮面看去真象高尚的“主義”、深奧的“戰略部署”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理論”。例如,林彪事件的爆發明明是毛的文革理論的大破產,而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1975年4月1日)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1975年3月1日)兩文,卻把它用“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和“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原則”等貌似高深的理論問題加以包裝,在似是而非之中為毛解脫困境,並曲意逢迎為:這正“證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論、路線和政策是完全正確的”。[10]對此,“毛在審閱他們的文章時,象一個老塾師替學生批改、評點作文那樣,在兩篇文章的題目上一連畫了幾個圈,以示欣賞”。[11]

【注釋】

[1]高華:〈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載《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6年10月號,第79頁。

[2]唐少傑:〈簡論文革時期毛澤東的情結和角色〉,載《文革博物館通訊(八二六)》,美國電子刊物《華夏文摘增刊》第九九四期,中國新聞電腦網路(CND)主辦。

[3]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206頁。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第270-271頁。丁凱文、司馬清揚:《找尋真實的林彪》,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第382頁。

[4]同上。

[5]毛澤東:〈九大毛澤東主持會議錄音記錄稿(之六)〉(1969年4月28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1966-1976》,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出版,2002-2015年。

[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頁。史云:《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香港:三聯書店,2012年,第372-373頁。

[7]於運深口述、舒雲整理:〈我給林彪當秘書的最後一年〉,重慶:《昨天》(電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8]張春橋:《張春橋家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31頁。

[9]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964、999-1001頁。

[10]這兩篇文章分別刊載於《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11]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258頁。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當代中國研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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