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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海歸博士 我想說說待遇問題

“兩會”期間,有政協委員指出優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歸,是中國高校人材培養體制中的通病,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和討論。

為什麼關於“海歸”的討論會成為中國社會的熱門話題之一?為什麼近十幾年來,對“海歸派”的質疑之聲不斷?“海歸博士”與“本土博士”相比,到底還是否存在優勢?在待遇方面,優秀的本土人才與海歸博士應是怎樣的關係?

作為一名曾經留學日本的文科海歸博士,筆者想結合自己的經驗,談談自己對這些問題的思考。

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海歸派”

據筆者所知,在日本社會是不存在對應中文“海歸”的專有名詞的。在薪資水平上,從歐美拿到學位回到日本的歸國群體,也並不會享受到與本土畢業生的差別待遇。

“海歸博士”作為一個專有名詞被社會標記出來,反映出這一群體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下具有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特殊意義。“海歸博士”如今成為一個熱門的公共話題,這一現象本身也反映出中國獨特的社會心態。

筆者試圖將“海歸博士”擴大到“海歸派”這個所指範圍更大的概念上開始我們的討論。

校園招聘熱衷於“海歸身份”,而不少批評者則稱其“崇洋媚外”。這場“海歸派肯定論”與“海歸派否定論”的“土洋之爭”,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社會至今仍未有效彌合的處於分裂狀態的歷史意識在當下的投射,其歷史根源可以直接上溯至對於清末洋務運動和曾國藩的歷史評價問題的討論。

由於篇幅所限,這裡就不具體展開關於洋務運動的評價譜系及其流變的歷史梳理,只根據所持觀點和立場,將處於分裂狀態的歷史意識歸納為“洋務運動否定論”與“洋務運動肯定論”之間的分裂。

其中,持否定論者認為,洋務運動選擇的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道路,阻礙民族資本的成長,其本質不過是“買辦”。

在他們看來,由被支配階級領導的階級鬥爭,以及由農民戰爭推進的“生產關係”的變革,才是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他們認為近代以來的基本歷史線索,就是與革命相聯繫的群眾鬥爭。在研究領域,中國的研究者也應該用又紅又專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而不是拜倒在西方理論或研究成果的話語霸權之下。

順著這個邏輯下去,他們反對出國留學,因為留學在他們看來是沒有意義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洋務運動否定論”甚囂塵上,此時的中國也較長時期地中斷了留學生的海外派遣。

與上述持否定論者不同,持肯定論者認為洋務運動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先驅,是中國現代化的推進力量。

他們將由被支配階級和支配階級共同參與的生產鬥爭所引起的“生產力”的上升,而不是“生產關係”的變革,定義為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同時指出農民戰爭和“土”的革命只起到了對生產力的破壞作用。在研究領域,他們提倡吸收和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研究成果,甚至是價值觀和思考範式。

改革開放以後,學界展開了對洋務運動的再評價,“洋務運動肯定論”直接轉化為“海歸派肯定論”。從1978年開始直至80年代中期,為了縮小與歐美諸國的經濟差距、培養高等人材,中國重新實施了留學生的大量派遣政策,現代中國的第一波留學潮隨之興起。

這一時期的留學,基本屬於國費留學。只有通過了嚴格選拔考試的學生精英,才能獲得留學資格。這些留學生在學成回國後,在國家安排的工作崗位上,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現了第二波留學潮。此時由於改革開放的推進,成績優秀的學生已經有可能獲得海外的獎學金。於是,充分利用海外獎學金、努力在海外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的自費留學生開始湧現。這些留學生將最尖端的技術帶回國內,在國內的勞動市場上受到了很高的評價,並獲得了超出一般市場價位的高報酬。

至此,“海歸”成為了高學力、高收入的精英階層的代名詞,然而交織在其上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歷史記憶並未褪去。學成歸國者,既承載著國人對海外生活的好奇、對擺脫社會治理困境的追尋、對改變現狀的盼望,同時也裹挾著國人對被國外勢力和思想觀念支配的恐懼、不安和提防,這正是中國社會一百年來“救亡圖存”的話語與“現代化”的話語相互爭戰的延續。

中國一方面承認自身“現代化”不夠,一方面又強調民族的自尊、自信與自豪。兩重話語的張力和衝突,賦予了留學生和學成歸國者特殊的政治和歷史意涵,並為他們貼上了“海歸派”這樣的標籤。

二、“海歸派否定論”為何抬頭

改革開放之後,由於國家政策的轉型以及“海歸派”為國家建設做出的實實在在的業績,“海歸派否定論”一度退後。由於國家減少了對海外留學的條件限制,第三波留學潮從2000年前後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然而近十幾年來,社會不斷出現對“海歸派”的質疑聲。“海歸派否定論”的抬頭,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海歸派”不再等同於高學力。

由於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一般家庭的收入上升。對於許多家庭而言,孩子的海外留學也不再遙不可及,留學大眾化的趨勢更加顯著。不少因學力不足而無法升入國內知名大學的學生,憑藉父母的財力而到國外大學留學。同時,許多海外教育機構為了獲得學生而降低入學門檻。這些都使留學生的數量在增加的同時,總體質量更加參差不齊。

又由於歐美等國經濟的不景氣,選擇回國的留學生急劇增加。由於他們在留學期間在學習和生活上缺乏自律,並沒有獲得太多新的知識、技術和能力,回國後就只能成為無法如願找到工作的“海待”。

其二,“海歸派”從校門到校門的情況增多。

第三波留學潮特徵,除了大眾化之外,就是年輕化傾向,高中畢業後直接升入海外大學的留學生激增。不同於經歷過“上山下鄉”、對中國社會已經形成富有經驗質感的把握的老一輩“海歸派”,第三波留學潮中的留學生在沒有深入體驗和了解中國社會現實的情況下,就離開了中國。

對於在留學期間選擇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中國學生而言,由於尚未形成基於中國經驗的問題意識和對研究課題的妥當性進行專業判斷的主體性,他們的研究很容易進入基於國外社會基礎的議題設定中去,因而研究的課題本身有可能脫離中國的國情和社會實際。

其三,中國國際化程度的提升和日漸成熟。

中國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聯網通信技術的發達,以及國際交流機會的多樣化,使得本土學生與留學生在知識量、視野等方面的差距不斷縮小,留學生的優越性越來越低。

其四,“海歸派”並不等同於高業績。

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據筆者的經驗,日本學者的治學方式傾向於不輕易下簡單的結論,特別看重論證根據的明確性,以及論證過程的嚴密性。為了滿足這些要求,日本研究者需要進行細緻的調查,查閱詳細的資料,投入大量的時間完成一篇論文,但結論有時會很曖昧,讓讀者不太清楚作者究竟想說什麼。相比之下,中國學者則更加重視指明結論,更重視研究的結果而非組織嚴密論證的過程,也更重視發表的數量。由於對待研究時注重的側面不同,研究成果的產出效率自然存在差別。

在就職方面,與留學生相比,熟知中國國內市場行情和就職生態的本土學生也表現出優勢。如果按照業績主義的學術評價標準,“海歸派”往往不如積極投稿、瞄準在名門高校就職機會的本土派,而業績不足則會被直接轉換為“能力不足、水平不高”這樣的評價。

不過不可否認,近年來國內許多高校都在探索學生培養模式,並且卓有成效。

在人文社科領域,就有高校老師引導學生從本科階段就開始進行跨學科的大量經典閱讀訓練,通過讀書檢查彙報會調動學生求知和探索的主體性;在碩士或博士階段,讓學生通過大量集體調查紮根中國經驗,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和責任擔當意識。如今,他們已經形成在中國基層治理研究領域頗有建樹和輻射性影響的研究梯隊。

專業基礎紮實,最貼近中國經驗的複雜性,可以充分發揮“母語優勢”(母語思維最優論),在生計方面沒有顧慮,這些都是本土博士相較於“海歸派”所具有的優勢。

如果說曾經的“海歸派肯定論”和“海歸派否定論”都是以海外留學者能夠紮實地掌握外國的技術和研究成果為前提,即共同承認海外留學者的實力的話,重新抬頭的“海歸派否定論”則在否定的理由中加入了並非基於“救亡圖存和革命傳統”的新項目,即“實力不足”。

這是因為不少“海歸派肯定論”者對新一代的“海歸派”無法引領中國更加現代化、研究業績更加突出而感到失望,同時他們也看到了本土高校在培養模式、研究成果乃至世界排名上的迅速崛起,於是最終加入了“海歸派否定論”者的行列。

三、“海歸博士”的海外學習經驗

“海歸派否定論”的抬頭和對新一代“海歸派”的質疑和批判,是否意味著“海歸博士”與“本土博士”相比毫無優勢呢?也不盡然。以筆者在日本的留學經驗,“海歸博士”並不等同於新一代“海歸派”。

首先,大多數海歸博士仍然意味著高學力。

他們要最終取得博士學位,需要比本土博士經歷更多的意志考驗。真正欠缺研究能力的“海歸派”是不會選擇繼續在海外讀博的,他們也沒有能力拿到博士學位成為“海歸博士”。在日本,由於拿到博士學位對於提升就職後的薪金水平沒有太大幫助,相反還使自己的就業面更加狹窄,只有真正以學術為志業的極少數學生才會選擇進入博士課程。

就人文社科專業而言,因本科是日語專業而缺乏社科專業基礎訓練的留學生一般也不會選擇讀博。而像筆者這樣本科非日語專業的留學生,雖然也算作“海歸博士”,其實也得益於在國內已經接受過的一定程度的理論閱讀和經驗訓練。

在本土高校完成基礎訓練,形成了基於本土社會經驗的立場和問題意識之後,再到海外留學讀博的群體,在研究選題和文獻學習過程中就能夠保持其主體性和主動性。他們有盡量避免脫離本土經驗的意識,且在日本經驗的衝擊和回答日本人的提問中,不斷對比、反思和觀照本土經驗。

一旦進入博士階段,他們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做經驗調查、分析文獻資料,不斷推敲和完善自己論文的論證結構和過程。筆者最終花費5年在日本拿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博士學位,前後共進行了5次答辯,每一次答辯後都需要根據評審老師的意見進行仔細的修改。

只有具備足夠的耐心和沉著堅韌的意志,以及對於學術的真正熱愛,才能頂著年齡增大、戀愛成家等諸多壓力,走完這個漫長艱辛的過程。因此,海歸博士雖然在業績上與本土博士相比也許暫時顯得“普通”,但成為海歸博士本身,就足以說明他們足夠努力。

其次,海歸博士有其獨特的經歷體驗。

大部分自費留學的海歸博士在留學期間除了憑藉研究計劃申請獎學金之外,考慮到家裡的經濟壓力,還需要做兼職的工作,比如進入一些大學入學考試的輔導機構擔當講師。一些發放獎學金的財團會為留學生組織與日本社會和文化接觸的活動。通過兼職,海歸博士在留學期間可以深入了解日本的社會生態、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獲得從文本信息中無法感受的認知體驗。

同時,由於兼職分散了他們的研究時間,他們就需要更強的自律能力、時間支配能力、計劃統籌能力和情緒調整能力,才能完成研究任務。當然也有一些博士留學生,由於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兼職,而最終偏離了學術研究,導致不能畢業,或放棄畢業而進入所兼職的機構工作。

這也從側面說明,海歸博士本身一定同時具備了兼職中培養的教學、社交等能力,以及對時間、計劃和情緒的調控能力。而只要海歸博士善於轉化,這些留學體驗和各種能力,都能夠服務於駕馭在國內高校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第三,海歸博士一定熟練掌握了至少一門外語。

海歸博士一定在語言習得上投入了比本土博士更多的時間,對外語的理解和掌握也更加深入。對外語的熟練掌握,一方面讓他們能夠為國內的研究領域譯介更多海外的研究成果,並將這些成果吸收到自己的思考和研究里,另一方面也讓海歸博士具備了對比和統合不同思維角度的能力。

語言本身就是思維,就是邏輯,就是反映人如何對作為認知對象的事物進行分類、如何組織和結構化自己的想法的載體。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獨特的組織規則和邏輯形式,比如印歐語系的語言重演繹和分析,東方的語言重歸納和綜合,日語對客觀的“狀態”(state)更加敏感,而英語對事物的發生時態和過程的結果(consequence)更加在意。說不同的語言的人,即使是看待同樣一件事物,他們的視角、思維的組織方式必然是不一樣的。因此,海歸博士的思維結構就更加開放和多元。

第四,海歸博士多多少少從其導師那裡學習到了對待學問的嚴謹態度和做研究的虛心、專心、平心、恆心。

在筆者印象中,日本大部分學者治學能夠做到無欲立己心、無求速效心、無好高心、無外務心、無存驚世駭俗心、無務杜撰穿鑿心。與中國社會整體浮躁、爭勝、急功近利的氛圍相比,海歸博士在治學精神上會受到海外學界的影響。

與具體的知識和技術相比,海外博士在留學期間所習得的邏輯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特別是對於學問的態度、做學問的心態,以及學術鑒賞能力、對思考和學問本身之趣味的體察,都使海外博士不同於大多數本土博士。

第五,海歸博士一般都曾活動于海外的某個學術團體,建立了展開國際共同研究的人脈基礎。海歸博士在海外的人脈,將成為國內高校專業發展、調查研究和學術交流的寶貴資源。

結語

如前文所述,第三波留學潮中的“海歸派”雖然良莠不齊,但大多數海歸博士這個群體仍然具有一些區別於本土博士的優勢。而在“兩會”中提交討論的議題中,與海歸博士進行比較的也並非一般的本土博士,而是“優秀本土人才”。“優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歸”的現狀,反映的是“海歸派肯定論”在不少招聘單位的延續。

然而,“海歸派肯定論”原本發源於中國在現代化程度上十分落後的時代,也以中國在現代化方面的落後為其合理性的根基。當中國本土也能培養出業績突出、具有強大國際影響力的“優秀本土人才”,甚至於與海歸博士不相上下時,這並不說明海歸博士的學力水平下降了,而是表明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擺脫了落後的面貌,使“海歸派肯定論”已不再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根基。正因為如此,“海歸派肯定論”在不少招聘單位的延續,才顯得不再合理。

筆者也認為,“優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歸”是不合理的,因為成為“優秀的本土人才”同樣需要付出超出普通本土博士的努力,其成就值得肯定,雖然努力的方向也許和海歸博士不盡相同。但通過“海歸派否定論”的思維來否定海外博士的價值,以達到批判“優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歸”這一現象的目的,筆者認為也是不甚公平妥當的。海歸博士同樣需要善待,需要用不同於本土博士的評價尺度來衡量海歸博士的發展潛力和能力,給他們適應國內人際關係和學術生態的時間,為他們提供將能力轉化為成果的機會和環境。

根據以上分析,在待遇方面,優秀的本土人才一定不如海歸博士的現狀是不合理的。同時,若要將海歸博士的待遇定位在普通本土博士的水平上,同樣是不合理的。優秀本土人才和海歸博士,都應當得到相應於他們的付出的較高待遇。

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走向更加從容、自信、開放的國際化之後,仰視海歸博士的“海歸派肯定論”以及歧視海歸博士的“海歸派否定論”將自然失去其合理性根基。當“海歸派肯定論”與“海歸派否定論”的“土洋之爭”消失之時,“海歸”這一具有身份標出性的辭彙也許也將成為歷史了吧。(作者為東京大學地域文化博士生)_(網文轉載)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觀察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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