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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重溫亨廷頓《文明的衝突》正當其時

3月15日,澳洲殺手塔蘭特(Brenton Tarrant)在紐西蘭兩所清真寺槍殺49人的慘案震驚全世界,西方媒體除了表示哀慟之外,還挖掘了不少元素:疑犯塔蘭特在行兇前發表的宣言中自稱為法西斯主義者,曾與2011年挪威奧斯陸屠殺案的極右凶手布雷維克(Anders Breivik)有簡略聯繫;並提了一句與他“政治理想和社會價值觀最接近的是中國”。除了這種廉價的政治正確表態之外,西方世界到底在刻意迴避什麼?

西方世界刻意迴避“文明的衝突”

無論是法西斯主義還是殺手對中國的嚮往,其實都掩蓋不了一個最本質的問題:伊斯蘭世界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從被零星引用的塔蘭特自白書內容、槍殺案發生的背景(難民潮對歐洲永久性的改變),以及被誇大的輿論強行拉進這起凶殺案的中國,殿堂級大師撒母耳·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衝突》里預言的21世紀三個要角全部到場:日漸衰弱的基督教文明、回歸原教旨的伊斯蘭文明、以及毀滅了儒家文化如今又以孔子繼承者自居的中國。3月18日早晨,荷蘭中部城市烏特勒支(Utrecht)發生一起槍戰,3人死亡,9人受傷,一名37歲的土耳其男子是該恐怖襲擊案的主角。四天之內發生的兩起恐怖襲擊,再次證明了正是穆斯林大規模進入西方國家之後發生的高頻率恐怖襲擊事件,引發了白人的生存危機感。

西方主流媒體與社交媒體對此事的態度,呈現了兩個撕裂的世界,主流媒體強調的是澳洲疑犯塔蘭特仇恨多元化的種族主義,社交媒體不少評價都直接或者半隱含地透露了對塔蘭特動機的理解:種族生存危機感。

高大上的政治正確制止不了恐怖活動

槍殺事件發生後,紐西蘭與凶手所在國澳洲,以及其他國家的元首都表示了對死者的哀悼與對凶手的譴責,但對幾天後荷蘭的穆斯林凶手殺人案保持沉默。這表明,政治正確成了他們的桎梏,讓他們不敢正視這種文明的衝突。

塔蘭特的自白書清楚無誤地顯示了他對西方基督教文明及白人面臨的種族威脅有過長期思考。如果將這份自白書中的用語、思想邏輯和ISIS相對比,會發現二者之間有互生關係,比如:

1、我們的文明(即基督教西方文明)受到的威脅,正在衰退,這是緣於外來的異教徒佔領了我們的地盤,他們正在殺戮我們的人。我們需要清理掉這些人,維持文明與人種的純潔性——ISIS的聖戰,就是要消滅一切異教徒。

2、因應ISIS的聖戰,槍手使用的槍支上,記錄了各種指代歐洲與穆斯林恩怨糾纏的歷史事件,不少立場不同的人已經精確解讀這些詞語的含義,比如For Rotherham(“為Rotherham復仇”),是指1997年至2013年,英國小鎮Rotherham多達1400名兒童遭到性侵,罪犯多為穆斯林;“Tours732”指的是公元732年爆發的圖爾戰役,被稱為“鐵鎚查理”的法國國王查理·馬特率領8萬以農民為主的軍隊,在圖爾打敗了不可一世的伊斯蘭帝國名將阿卜杜勒·拉赫曼率領的7萬入侵騎兵,這一戰是決定西方文明命運的重大戰役,從此阿拉伯人再也沒有西進。“1571”指的是1571年的勒班陀戰役,“1683”指的是1683年的第二次維也納戰役,這兩場戰役都是歐洲王國擊敗奧斯曼帝國入侵軍隊,保護了歐洲文明的重大戰役。

有人指出,槍支上的銘文表示,塔蘭特將自己類比於“中世紀福音戰士”。沒錯,我也如此認為。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忽視這是近年來ISIS的崛起、伊斯蘭恐怖勢力在歐洲大地上發起無數次規模大小不等的恐怖襲擊,歐洲人深感恐懼與絕望後的一種同樣極端的反擊。任何人都無法否認以下事實:2015年夏末難民潮初起之時,德國人對難民表現出超乎尋常的熱情,被社會各階層熱捧的“歡迎文化”曾讓全世界對德國默克爾送上各種讚辭。但現實是嚴峻的,到了2015年10月,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做了一項調查,顯示51%受訪者對新來的難民人數太多感到擔心。與9月份相比,一個月之間持這種看法的人增加了13%。到了2018年,德國內政部長澤霍費爾乾脆指出,移民問題是“德國所有政治問題之母”。梅克爾之所以政治失敗,成了一個沒有政黨支持的跛腳鴨總理,連歐洲左派媒體都不得不承認是她的難民政策種下的惡果。

德國的情況只是歐洲一個縮影。但歐洲的政客對此幾乎無所作為,仍然繼續無視難民問題在本土引起的生存與安全焦慮。媒體更是依據新的身份政治,即恐怖分子的膚色、宗教信仰,選擇性表達憤怒,過濾與遮罩相關資訊,繼續堅持無視事實的政治正確,完全無視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所做的十大預言正逐漸被現實驗證。

亨廷頓成為西方學術界“賤民”的原因何在?

1993年夏,美國《外交》雜誌發表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此文構建了一個分析冷戰後全球政治的理論框架,其中那句“伊斯蘭世界到處是流血的邊界”的論斷,成為冷戰後最富爭議,又最富遠見的政治預言。如今,書中提出的十大預言逐一兌現:

預言1:中美衝突不可避免;預言2: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衝突長達1400多年,而且將繼續上演;預言3:穆斯林的邊界是血腥的;預言4:基督教國家一致對外有悠久的傳統(這還得觀察,據英國《衛報》報導,一項調查表明,歐洲大部分國家的多數年輕人已經不再信奉宗教,歐洲正走向後基督教的社會);預言5: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之間的共性不如各自與西方文明的共性,但政治上卻會走到一起,共同對抗西方文明;預言6:歐洲穆斯林移民問題將在2025年解決。預言7:西方極右勢力崛起與移民問題相伴而生;預言8:國際貿易帶來好處,但也常常令彼此害怕,造成衝突。預言9:無所適從的國家:土耳其,俄羅斯,澳大利亞。土耳其:西方沒有在歐洲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俄羅斯:幾百年來都沒搞清楚自己是不是西方國家;澳大利亞:和亞洲人性格不和。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預言10:西方文明的價值在於其是獨特的,而不是普世的。西方贏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觀或宗教的優越(其他文明中幾乎沒有多少人皈依它們),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西方人常常忘記這一事實;非西方人卻從未忘記——亨廷頓這段話說的是事實,美國之所以能在二戰後能夠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從來不是完全依靠軟實力,而是美國強大的國力支撐的軍事實力。人們在推崇約瑟夫·耐的“軟實力”之說時,確實有意忽視了這一點。

在該書中,亨廷頓明確指出了三種文明相比較,伊斯蘭文明不僅內部易起衝突,與其他族群也難以和平共處的原因。指出了穆斯林更多捲入暴力衝突的可能的原因共有六個(詳見該書第九、十章),其中三個僅能解釋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的暴力衝突,另外三種則既能解釋前者又能解釋伊斯蘭教內部的暴力衝突。同樣,其中三個僅解釋了當代穆斯林的暴力傾向,另外三個則既能解釋當代又能解釋歷史上穆斯林的暴力傾向。最後,亨廷頓還提到了伊斯蘭教人口增長極快,有向外擴張的衝動——2017年11月,美國皮尤調查公布的《歐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長》(Europe’s Growing Muslim Population)也證實了這一關於穆斯林人口增長的預測。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建立的“文明的研究範式”有助於理解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全球政治演變,他認為未來的衝突必將發生在:西方的傲慢、伊斯蘭的不寬容、中華文明的獨斷之間,三者之間是結構性衝突,不可以調和。但正如人口學之父馬爾薩斯所言:凡預言人類悲劇性結局的人,註定不受歡迎。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2008年聖誕夜辭世,他辭世前的境況正如埃里克·考夫曼所言,“亨廷頓是作為美國思想界精英中的賤民而去世的,這是因為他是正常人”,在左派當道、常識被嚴重扭曲的西方世界,一個正常人必然引起持續不斷地指責,“從軍國主義到本土主義無所不包。《文明的衝突》被描述為美國精英‘控制人民’的工具。”

亨廷頓辭世之後十餘年的世界局勢,包括未來西方文明的前景,都註定了他將在西方思想學術的萬神殿中有一席顯著的位置。今後,西方文明如果能夠保持輝煌,後人要紀念他的先知先覺,及時發出警示;西方文明衰落,後人必得悲嘆,亨廷頓同代人的錯誤與他們對亨廷頓理論的排斥與打擊,導致了如此悲慘結局。

謹以此文表達對撒母耳•亨廷頓的深深敬意。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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