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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殺人現場目擊記 報應並不遲延

——原標題:文革殺人現場目擊記

文革過去已近半個世紀,許多當事人都已逝去。最近社會上對文革的評價呈現多元複雜,因時間久遠,人們對這些歷史印象模糊,日漸淡忘。有些年輕人甚至將文革這場劫難想像為美好烏托邦。一些為文革翻案的言論也時常見諸於媒體。文革的真相到底如何?現在好像是越來越說不清了。

然而歷史事實應該是很清楚的。人們只要尊重歷史,尊重客觀事實,只要是個正常人,對這些是非、黑白就應不難作出判斷。

作為過來人,我曾親眼目睹文革的殺戮,其血腥場面終生難忘。

那是在1968年。這一年農曆閏八月,民間有傳言“閏七不閏八,閏八動刀殺”。春夏之交,一連數晚天現掃帚星。老人們都說這是大凶之年。

此時文革已進入第三年,全國陷入武鬥。中央號召各地革命造反派大聯合,但無人聽令,局面近乎失控。毛澤東拿出殺手鐧,一怒而治天下。中共中央接連發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宣布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毛澤東也向全國發出了“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的最新指示。

“清理階級隊伍”在當時的語境中即是鎮壓和清洗,“群眾專政”則是殺戮的代名詞。這樣,一場殺戮運動在全國各地展開。這些都是一種“跟風”行動。文革最大特點是群眾運動,群眾運動就靠跟風。這股殺人風潮像瘟疫那樣四處蔓延,無人制止,無人敢於阻擋。這是當時的絕對政治正確,文革的原則是越左越革命。

秋季,這股風也傳到我們家鄉。先是聽到傳聞,某某縣開始殺人了。接著又傳聞某某公社也開始殺人了。於是,我們公社也開會落實執行清理階級隊伍,並要求各生產大隊落實公社黨委、革委會的決議。各大隊黨支部、貧下中農領導小組也連夜開會部署行動。

八月里一個月黑風高夜,12點整,全公社突擊行動,基幹民兵們對地、富、反、壞、右等所有階級敵人家庭實行抄家。雖然進入文革以來,抄家已是家常便飯,但這一次勢頭不同,所有民兵都荷槍實彈,氣氛緊張。那些“重點對象”都被連夜捆綁關進大隊部。

經過數天的審訊,一切就緒,列出了首批要殺的階級敵人名單。這些會議都是絕密的,規定誰也不許走漏風聲(當然還是沒有不透風的牆)。

這一天,公社召開萬人大會,通知規定誰都不得缺席。會場就在公社門前的籃球場,球場邊上有個土台,有電影隊來了、劇團來了就在此放電影、演戲。公社開萬人大會,這裡就是會場,土台就成了主席台。說是萬人大會,其實來的人沒有那麼多,全社一萬多人口,除去老人小孩,參加者有那麼幾千人。就是這球場也是容不下上萬人的。但當時開會都說是萬人大會,這樣就顯得聲勢浩大。

土台正前方拉著一條橫幅,斗大的字寫著:某某公社批判鬥爭大會。會場上黑壓壓站著、或席地坐著參加大會的社員們。主席台上和會場周圍都站著荷槍實彈的民兵,氣氛相當緊張肅穆。以往開這樣萬人大會,不管台上誰在講話,下面總是吵吵嚷嚷;而這一次,數千人居然鴉雀無聲。連孩子都不敢哭叫。人們都知道今天要發生什麼事。風聲早就傳出了。

全社的“五類分子”今天也集中在這裡,他們齊齊跪在最前面的土台腳下,每個人胸前都掛著一塊硬紙皮做的牌子,寫著他們自己的名字和身份標識,如“狗地主某某某”,名字上畫著紅色叉叉。他們的腦袋則令人發笑,一個個都被剃成陰陽頭,或十字頭。幾個武裝民兵在他們後面走來走去監督著,民兵們手持一根皮帶,不時抽打他們一下,殺他們的威風。

高音喇叭嗡嗡尖響幾下,公社書記宣布批鬥大會開始。奏東方紅,敬祝領袖萬壽無疆、副統帥永遠健康!書記又帶頭,大家一齊念毛主席語錄,內容都是選好的,如:“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等。然後,書記做了一個簡短的動員講話,說今天批鬥大會就是要實行群眾專政,消滅敢於頑抗的階級敵人。

然後,公社武裝部長高聲宣布:把階級敵人帶上來!

幾個武裝民兵押解著十幾個五花大綁的“階級敵人”,從舞台一側緩緩走出,逐次跪在土台前面。他們除了胸前掛著牌子,每人頭上還戴一頂高高的紙帽,有男的也有女的。此時有人領頭高呼口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等等。台上台下,口號聲響徹雲霄。

仔細看了下這些跪在台上的人,他們的脖子被麻繩勒的緊緊的,一個個塌拉著頭,臉色死灰,有的渾身戰抖,大概都知道末日臨頭了。這些人中,有些是認得的,那是我們大隊的,平日都叫什麼嬸什麼伯;有一個是住在鎮上的,為我們族叔。趕集時,村人都喜歡在他家落腳,喝點茶水,寄放點東西雜物。都是鄉里鄉親,平時都感覺挺和善的人,今天突然間就變成了“專政”對象。我至今依然記得其中幾個人的名字(如有文革研究者需要,我可以提供這些資料)。

接著,各生產大隊的幹部代表紛紛上台作批判發言,揭發這些階級敵人的罪行,宣布他們的罪狀。幹部們一個個義憤填膺,摩拳擦掌,說這些階級敵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這些罪行大同小異。如:惡毒攻擊領袖、攻擊文化大革命(多為平日牢騷怪話,被人告發);對大躍進、人民公社不滿;多種自留地、破壞抓革命促生產;寫反動日記、記變天賬(這種指控多有牽強附會,比如說日記上寫“最近天氣嚴寒”就被指映射社會主義制度,等等)。最嚴重的是在某個階級敵人家磚牆內抄到一排步槍子彈(這房子住過數代人,天知道是誰留下的子彈)。實際上,這些人也許在生活中有點小毛病,也許處世不慎有時會得罪人。也有些人與生產隊幹部間有房屋、土地等小經濟利益糾紛。

發言結束,口號聲四起,大家同仇敵愾。此時氣氛已達到火熱的高潮。台上有個公社幹部對著麥克風,高聲發問:“大家說這些階級敵人該不該打?”

台上台下一齊呼應:“該打!”

幹部又問:“該不該殺?”

台上台下又是一片聲:“該殺!”

此時早已準備好的一伙人揮舞木棒、扁擔、鋤頭柄等湧上舞台,對準跪著的階級敵人亂棍齊下。一時血肉橫飛,鬼哭狼嚎,像殺豬場那樣,尖叫聲、哭聲、哀嚎聲響成一片。跪著的階級敵人紛紛倒地,他們身上的紙牌、紙帽被打碎,紙片滿台飛舞。台上還有人吹著哨子指揮,有人一聲一聲喊起號子:“一,二,三,四,五,六——”打人的棒棍聲也漸漸齊整起來,合著號子一起一落。期間,台下群眾中也不時有人躍上土台,接過棒棍參與打殺。

這一刻恍如時空穿越,人類又回到茹毛飲血的蒙昧荒蠻時代。洪荒時代人類野蠻打殺同類,也許是為了生存。人類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出現過無數次血腥殺戮。但在和平環境里如此屠殺同類,應是絕無僅有(希特勒屠殺的是異族)。今天出現的屠戮,是出於莫名其妙而又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

這樣約莫打了十幾二十分鐘,嚎叫聲漸小,都不大聽得見了。打人者棒棍也慢慢停了下來。土台上橫七豎八趟著那些階級敵人,他們渾身是血,有的頭臉都打得稀爛,花白的腦漿流了出來,塗在泥土上,也濺落在打人者的衣褲上。有一個人耳朵被打脫,仍連著皮掛在臉龐上。地上到處是血,在八月的陽光下,血很快凝固,變成黑色。整個會場飄散著血腥味。聞到血腥味的蒼蠅成群結隊飛撲過來吮吸人血。人群中有人在嘔吐。

我注意到在打殺過程中,台下許多人都低下頭不敢看,尤其婦女們。呼喊口號時,不少人也是隨著大家舉手,口一張一合,沒有發出多少聲音。“物傷其類”是人作為動物的一種本能。人們感情複雜,內心惶恐,但都不敢表露。更無人敢作聲。

文革結束後,有不少人質問:為什麼那麼多在場者不敢站出來說話?為什麼沒有人上前制止?可以告訴你們的是,在文革那種環境中,如果誰站出來,誰就將粉身碎骨!這道理三言兩語是無法說清楚的。

也有人就此問題問過著名作家蕭軍,為什麼文革時他在批判會上受盡凌辱,卻仍然忍受得住,沒有反抗——因為蕭軍身強體壯,精通武藝,且性格剛烈。蕭軍是這麼回答的(大意):當時的確想過拚死一搏。以他的武功,殺死幾個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考慮到,一是這樣死了毫無價值;二是現場陪斗的一百多難友會因此被連累全部打死。再說那些紅衛兵本身也是受害者,他們也是無辜的。

有一則關於赫魯曉夫的傳聞,也同樣能說明問題。赫魯曉夫在某大學禮堂做批判斯大林暴政的報告,有人傳上來一張紙條,質問:你當時在幹什麼?赫魯曉夫環視台下,問:這是誰寫的?良久無人出聲。赫魯曉夫笑道,我當時就像你那樣!

我自己當時就站在台下。而且站得很靠前,近距離目睹了一切。我也屬於不得不舉手,也不得不張開口的那類人。我不是黑五類子女,但家裡也籠罩著恐懼陰雲,我父親已被其單位揪出批鬥。作為一個弱小者,我政治上很早熟,不像我的同齡人那樣相信一切,對當時的文革和政治,已經有自己的看法。面對眼前的殺戮,我心如刀絞。但確實沒有飛蛾撲火的勇氣。而我選擇近距離觀察,見證了這一場歷史慘劇。

再說說那些殺人者。他們中大部分是基幹民兵,是奉命行事。有些是學校回鄉的紅衛兵。他們是為了證明自己的革命立場。也有些人是想乘此爭取表現,想撈點好處(自發從台下衝上去的多屬此種人)。還有些人平日與死者有隙,公報私仇。有某個“階級敵人”的親侄子,也上去打他的親叔。也看到一個二流子,還有一個弱智傻子也上去參與打殺。參與打殺的人不下幾十個,“專政是群眾的專政”名副其實。

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們並非天生就是惡棍。他們在家裡也許是個好丈夫、好父親、乖兒子。他們也並非愚昧沒有文化。這些人都具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他們殺人是以革命的名義。這種現象,就是德國哲學家漢娜·阿特倫所稱的“平庸之惡”。他們服從領導,崇拜領袖,無法作出自己的判斷,平庸到了喪失了獨立思想的能力,無法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本質和意義。可以說,整個文革期間的殺戮、迫害,大都為這種“平庸之惡”。

就人性而言,人都有善、惡一面,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惡”的環境中,通過“惡”的誘因,人的邪惡一面就會表現出來。文革讓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淋漓盡致表露無遺。

回到殺人現場。人都殺死了,當然就宣布散會。人們各散西東。遠地來的社員們拿出自帶的乾糧,邊吃邊趕路回家。最邊遠的,有30多里的山路。按規定,開萬人大會生產隊給記工分,他們也就權當是出了一天勤,打了一天工。

自明、清以來,到民國、土改、三反五反,凡處死的犯人都埋在鎮子後面小山崗上。已勒令了幾十個比較強壯的五類分子負責抬屍,四人抬一個,每人抓住一隻手或腳,像螞蟻搬家那樣往山上爬。但人們發現有些“死人”並未完全死去,有的還能睜開眼睛,有的還在哼哼唧唧發出呻吟聲。看來木棒等冷兵器的確效果不好。公社領導商量後決定,給他們補一槍。這吸引了許多孩子們跟著上山看熱鬧。

十幾個已死或未死的階級敵人被放置平躺在山崗上,一路排開。山崗上草木茂盛,還開著幾枝鮮艷的秋杜鵑。開槍的是一個中年民兵,他是退伍軍人,參加過朝鮮戰爭,是一個汽車兵。雖未直接打仗,到底經歷過戰爭,膽子大。只見他嘴含一支香煙,邊吸邊給步槍上子彈。他若無其事地舉槍,好像沒怎麼瞄準,在一米左右距離射擊。“叭!”一聲槍響,子彈射入其中一個人的胸膛,彈洞里徐徐冒出一縷青煙,洞口空空的,卻沒有冒出鮮血來。原來用的是開花子彈,背部的出彈孔有碗口大,血都流在下面了。

接連補了好幾槍,打死了好幾個人。但他的槍法也並不太准。有幾個補了槍的人仍不斷氣。有一個女人,是四十多歲的地主婆,連補了兩槍還張口說胡話,我聽她在小聲念著:“初一,初二,初三……”應該是數的農曆,但不知她是什麼意思。

還有一個人,被開花彈打去半邊臉,連同半個上顎和半個下巴都打飛了,剩下的半個嘴巴卻仍然一張一開的,喉嚨里咕嚕咕嚕直往外冒血泡。只得又補了一槍。我懷疑這個民兵自己也害怕了,手打顫,所以打不準要害。有個當赤腳醫生的民兵接過他的槍,打死了最後一個。

然後,也是那些抬屍的五類分子們,就近在旁邊挖坑,把這些人草草掩埋了。沒有人來收屍,他們的家屬連看也不準來看。

事後我回到家,躺倒在床。數天吃不下飯。這是我頭一次看殺人,而且是近距離仔細地看。母親采了菖蒲、葛藤、艾蒿煮了水給我洗澡,說是驅邪。

這樣殺人的事畢竟比較轟動,成為人們談論的中心話題,街頭巷尾,村村落落到處都在談論。人們傳說著不同版本的所見所聞,謹小慎微地隱喻表達看法。晚上孩子哭叫,大人也會以此嚇唬孩子,至孩子不敢夜啼。

據傳聞,那天參與殺人者回到家裡大都被父母、老婆責罵,當然是關起門暗中罵。那個當赤腳醫生的民兵,更被他母親打了幾巴掌,他母親又哭又鬧,說她不知是哪輩子作下的孽,迫兒子跪著當空為那些死人燒了紙錢。私下裡沒有多少人贊同這種屠戮。即使在文革中,應該說大多數人都良心未泯。普通百姓仍固守著傳統是非善惡道德觀念。

但不可否認,文革是道德淪喪、重新走向野蠻的開始。

湊巧的是,約兩個多月後,那個中年退伍軍人一天突然暴斃。他先是肚子劇痛,急忙送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人都傳說是遭報應,死魂索命來了。此事到處傳得沸沸揚揚。類似的話題多少年後還不時被鄉人提及,以告誡年輕人。30年後,那個赤腳醫生的兒子也因車禍橫死,他家自此絕了後。人們又將此事與他當年殺人相聯繫,說是天報應,只是來遲與來早的問題。當然也有些人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迷信,說人家至今躺在天安門廣場都沒啥事,不是還好好的?

據說,當年公社黨委計劃還要殺第二批第三批。但十月里中央突然發了緊急文件,嚴禁殺人。這才剎住了各地殺人歪風。否則不知還有多少人頭落地。

許多研究文革的專家學者都注意到,在文革中找不到一紙毛澤東或中央同意或命令殺人的文件、指示。也就是說,這全是基層幹部的錯誤領會和理解,殺人風潮是群眾自發行為。一句“群眾運動”就推得乾乾淨淨。而1968年的殺人風潮正是在《七三》、《七二四》布告和毛澤東最新指示發表之後發生的。正是這些文件、指示的含糊措辭,及意向性誤導,釀成了這場災難。殺了那麼多人卻不留痕迹,這是殺人的最高境界。也是厚黑的極致。

文革殺人始於1966年。如北京大興縣,自8月27日至9月1日,該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

自此之後,文革不同程度的殺戮從未停止過。至1968年形成高潮。僅湖南道縣,1968年被殺死的“五類分子”及其家屬(包括老人、小孩、孕婦)就有4519人。還有326人被迫自殺。

以當時中央的權威,以毛澤東的威望,及早發一個“最新指示”,或發一個中央文件嚴禁殺人,是完全可以制止這種殺人風潮的。因此很可能有人在這方面拿捏火候,把握制止殺人的時機。

也不可否認,在這種風潮中,民眾的整體素質,個人的道德素養,有沒有良知、善念都大有關係。事實上文革殺人的程度在全國很不平衡,有的地區是重災區,有的地方就殺得少。舉例說,我們鄰近有個公社,在這場風潮中一個人都沒有殺。原因是公社書記的母親很善良,長年吃齋念佛。她再三告誡兒子:不許殺人。書記是個孝子,果然遵母命,沒有殺害一個人。產生這樣的悲劇,許多人也都負有責任。全民都值得反思。

文革後,這個公社書記得到表彰。但也沒有被提拔重用。其他殺死了人的公社,書記都不同程度做了檢討,但很少有人被起訴或追究責任。因為這種屠戮都是集體行動,從來“法不治眾”。就是公社、大隊的殺人名單,也是集體議定。所以文革這類罪惡很難得到清算。

整個文革中究竟殺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個謎。1980年鄧小平對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大,總之,人死了很多”。國內外研究文革的專家學者統計出來的數字各有不同。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載,1984年5月,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這應該是個相當保守的數字。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博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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