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就在70多年前，毛澤東曾揚言「長征是紅軍最好的宣傳工具」。如果他仍健在的話，於10月22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大會，一定會讓他老人家感到無比驕傲。
在北京，很多書店特別為有關長征的書刊設置了專櫃，報紙上都刊登著紅軍老戰士的回憶故事，電視裡則播放著以長征為主題的電視連續劇、記錄片、大型文藝晚會。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於1934至1936年間完成了歷史上最長的軍事撤退，從江西瑞金到陝北延安，中共指全程達兩萬五千里，因而又被稱作「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認為，這是他們對抗國民黨政府所取得的偉大勝利。
時至今日，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依然少不了毛澤東率領紅軍、躲過蔣介石軍隊重重封鎖的故事。例如北京學校里所使用的歷史課本，就是以毛澤東的《長征》一詩（見注）開頭，描述了紅軍突破國民黨重重包圍、爬雪山、過草地，最終在甘肅勝利會師，進行整編的英勇故事。
在2002至03年間，兩位英國作家李愛德（Ed Jocelyn）和馬普安（Andrew McEwen）重走了長征路，並訪問多位老紅軍和目擊者。在隨後出版的《紅色之旅：384天重走長征路》一書中，他們指出：「出於自身的需要，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完全歪曲了長征故事。毛澤東的作用被神化了；好像整個長征中，就是他一人在挽救紅軍，瓦解蔣介石的重重封鎖。」他們認為，毛澤東誇大了長征的距離，而實際路程可能還沒有二萬五千里的一半。
在《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出版）一書中，美國作家斯諾（Edgar Snow，1905—1972），也曾大讚毛澤東在紅軍長征中發揮的巨大作用。而李愛德和馬普安，可能才是最先把中國這段神化歷史還原真貌的人。
不過，旅居英國的紀錄片製作人孫淑芸(Sun Shuyun)在今年出版的《長征》(The Long March)一書中暗示，既然中共依然看重長征的神話色彩，也說明它並未準備重新評價這一事件的歷史意義。為長征的歷史意義蓋棺定論的毛澤東已逝，但中共的「建國傳奇」依然在為新時代服務。她說，「長征精神」已灌輸給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怕苦,想想長征兩萬五；怕累，想想先烈受的罪。」這些話教育中國百姓面對一切困難都要迎難而上，實現黨設定的任何目標，因為所謂的苦難同紅軍長征相比，根本算不上什麼。因而，幾十年後，我們又繼承著「紅軍」精神，邁上了一個又一個的長征路：加快國家的工業化，實現人口大國的糧食自足，經濟上追趕西方，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造，將人類送入太空，構建更美好的21世紀。
在採訪了超過40位紅軍老戰士後，孫淑芸抽絲剝繭，逐漸剝開了裹在「長征」身上的神化外衣，並拼湊起了這段歷史的更真實版本。她發現，雖然中共的「長征」版本宣傳效果的確不錯，但這段歷史的背後隱藏著不少醜陋的事實。誠然，長征已過去70年，人們對這些垂老的見證者的證據應慎重對待；不過，他們眼中的歷史，卻不約而同地與中共的版本出現了不一致、甚至是明顯分歧。這不得不令人深思。
首先，中共的版本給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是，當時的農民非常踴躍，都是排著隊要加入紅軍。實際上，紅軍沒有這般魅力，綁架和威脅才是徵兵擴充的慣用伎倆。一些女性軍官有時還不得不出賣色相來招募新丁，以免因不能完成自己的徵兵任務而受到懲罰。當時紅軍士氣極為低落；因此，雖然按軍法逃匿要遭槍決，士兵依然大批地逃走。孫淑芸估計，在湘江的一場戰役中，就有3萬人下落不明，大部分可能是當了逃兵。
很多人相信，紅軍所到之處，均受到了當地百姓的夾道歡迎。事實遠非如此。在長征中，紅軍不但受到國民黨軍隊的追殺，還屢屢被地方軍閥騷擾。在經過偏遠村莊和貧瘠之地時，疾病開始肆虐，逃兵現象越來越嚴重；這些都讓紅軍更焦慮不安。
在糧食短缺、氣候惡劣的中國西部，若用鴉片從當地村民那裡換不來糧食，紅軍便直接動手搶。藏民們所受的苦難更為慘重，據說不少人因紅軍沒收了氂牛和穀物而被活活餓死。即使中共作出幫助藏民翻身做主人的承諾，卻始終未能驅走藏民對紅軍的憎恨。一位老紅軍對孫淑芸說，他們當時與藏民交戰的次數，遠多於對付國民黨隊伍的次數。藏民們受到如此深重的苦難，就連毛澤東和鄧小平後來也承認紅軍（1946年改稱人民解放軍）虧欠他們太多。
不過，我們也絕對不能低估當年紅軍本身經歷的困苦。孫淑芸說，紅軍戰士的經歷，甚至比中共歷史所講述的還要悲慘。
由於裝備不夠，很多人在嚴冬里被凍死。戰士們不得不吃掉皮帶和步槍的槍帶，以免餓死。在如此的情況下，紅軍放棄了病號和少年兵，甚至還有嬰兒。而最慘的莫過於女兵。
在北京的一次談話中，孫淑芸流著淚講述道，極端惡劣的條件令不少女戰士不育，一些落在大隊伍後面的女兵還被軍閥部隊強姦，這些事後來卻被中共否認。當然，在黃金時段播放的有關長征的電視節目裡，人們是不會看到這些殘酷沉重的事實的。
在孫淑芸的書中，最令人寒心的事實，要數中共（特別是毛澤東）在30年代進行的多次政治清洗。可以說，早在掌握政權之前，中共就已暴露出殘忍的鎮壓傾向。1931年的一次血腥清洗，奪去了約2萬人的生命。孫淑芸認為，正是這些無情的清洗政策，大大削弱了紅軍的實力，以至於它無法在1934年保衛自己的瑞金根據地，並最終被迫開始長征。
她寫道：「隨後40多年毛澤東迫使中國百姓進行的多次『長征』，所帶來的傷害遠比紅軍長征更痛苦，且更持久。我們承受這些痛苦，部分原因是我們絲毫不知道紅軍長征的真實原因，也不知道瑞金根據地崩潰的真實原因。在被套上明亮的光環後，長征背後的教訓並沒有被汲取，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