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壯大之謎》(91)「第一次反共高潮」緣何而起
1939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中全會，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同年11月的六中全會，從政治限共為主，變成軍事限共為主，發布了《處置共黨問題的新辦法》等文件。因爲國民政府發現面臨這樣的局面﹕全力抗日，摘取勝利果實的將是中國共產黨
國民政府面臨這樣的局面﹕全力抗日的結果，摘取勝利果實的將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以推翻國民政府為根本目的，在抗日開始的三年來的全部活動證明，沒有絲毫的改變，而且一步步接近其目標。共產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推進歷史的主張，是和孫中山先生的求和諧，並且以改革而不是推翻現存的社會秩序的民生史觀相反的，中國國民黨不可能接受由蘇共控制，並且代表蘇共在中國利益的中共實現其目的。不過第三國際和毛澤東的路線並不完全相同，史達林更著眼蘇聯東部安全的現實利益，由此希望中共和國民政府一致抗戰，減輕日本軍隊在遠東的壓力；但是毛澤東更著眼於取得中國政權的長遠利益，所以一刻也沒有停止暴力革命，將抗戰只是作為發展的良好時機，按照這基本需要，把統一戰線只是作為與武裝鬥爭相輔相成的手段，甚至與國國軍發生衝突也不顧，或稍稍實行一點小的退卻而已。毛澤東和第三國際主席團成員王明的衝突，既有領袖之間的權力鬥爭，也體現蘇聯的國家利益和毛澤東個人奪取中國統治地位的衝突。毛澤東作為中共的當然領袖的地位，是在抗戰爆發以後，他以抗戰為掩飾的不停的暴力革命路線的成功，沒有他的「自由行動」而建立的許多根據地，以及幾十萬軍隊，中共不可能在抗戰勝利以後奪取全國政權。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已經從實踐中明白中共利用抗戰的企圖心，當然會對此做出反應。而中共的一切擴張是以武力為基礎的，這反應也首先只可能是武裝的。
最初的局部反擊在山西；由國民政府中央主導的反擊在安徽南部。中國人的鮮血流在日本軍隊槍炮下的時候，現在又要同時流在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中國農民暴動者的槍炮底下。
半個多世紀過去，若干歷史現象已經比較清楚。這時候的中國農民暴動，其實是被毛澤東等在特殊形勢下所鼓動起來的。這個鼓動的核心群體，有的是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有的是在現實生活中不得意尋找出路，而主導者毛澤東，則是一個滿腦子帝王思想的傳統農民暴動領袖，中國兩千多年以來的無數農民暴動領袖，沒有一個沒有帝王思想。這樣一個對民族的利益、對大眾的疾苦都全然無動於衷者，其一切行為都被欲得天下的帝王思想所支配。因此，在他的領導下，才有洛川會議的只求中共軍隊的發展而不顧抗日的決定，才有貫徹這會議決定的利用統一戰線的山西和平奪權模式，才有河北、山東的武裝奪權模式，才有大量的變相蘇維埃式的根據地，才有國共兩黨軍隊緊接著的流血衝突。
從現在開始，中國國民政府軍隊同時要對兩個敵人作戰﹕日本軍隊，和被一心想當皇帝的毛澤東所統領的中共軍隊，這兩個軍隊都同樣以推翻中國國民政府為目的，都把槍炮對準中國人的胸膛。
這就是從抗戰開始以來的國共鬥爭歷史。這歷史已經因為勝利者的強有力地長期宣傳，在震耳欲聾的抗日口號聲中，完全把真相和實質掩蓋起來了。
1939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中全會，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整理黨務的決定著眼於政治上的限制中共；同年11月的六中全會，已經從政治限共為主，變成軍事限共為主，發布了《處置共黨問題的新辦法》等文件。
《中共壯大之謎》(92)閻錫山的山西軍政被中共操縱
中國大陸有關抗戰的書籍中，知識份子已根據史實正面肯定國民政府領導抗戰的功績，但是國共衝突仍然是非常嚴格的禁區，只能夠按照規定的宣傳口徑。在山西所引發的這場衝突，從來名為「第一次反共高潮」，但從來避開這些衝突的來龍去脈
最先最積極與共產黨合作抗戰的閻錫山終於明白，被他一手扶植起來的山西的抗日組織和軍隊，實際上都是被中共操縱。當時的情勢是﹕山西的大中城市被日寇占領，廣大農村和小城市，則被中共占領了大部份。這樣的局面，在現今大陸出版的書籍中有概括的描述﹕「抗戰初期，舊軍受挫，戰鬥力日益衰落時，閻錫山對新軍寄予希望。除晉東北完全由八路軍控制外，晉西北、晉西南、晉東南三個地區，閻錫山利用新軍維持著他名義上的統治。新軍和犧盟會，在山西被稱為閻錫山系統的新派。實際上，新派的領導權在共產黨手中，新派的領袖是薄一波。劉少奇總結共產黨抗戰初期在山西的成功經驗時高度評價了山西新派，指出﹕『我們在山西的抗日根據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勢下建立起來的。』」
中共最重要的當事人薄一波在幾十年以後回憶說﹕「隨著形勢的發展，犧盟會逐步掌握了縣政權。在閻錫山的舊軍隊、舊政權潰敗時，許多縣的犧盟會同志根據黨的指示，留在當地，堅持抗日鬥爭，有些人就接過了縣長的職務。山西全省有七個行政區，其中五個行政區是由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擔任領導的。這些行政區的縣長也都是由我們推薦，經閻錫山直接任命的，因而這些縣的政權完全由我們掌握。在其它行政區也有一些縣政權掌握在共產黨員手中。全省一百零五個縣，有七十個縣長是共產黨員。」關於這些軍隊的真正歸屬，朱德對薄一波說道﹕「你們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只不過戴著閻錫山這頂帽子而已。」閻錫山顯然上了中共的當。對於共產黨的作為，閻錫山會怎麽想呢？還是薄一波寫道﹕「臨汾失守後，閻錫山退到吉縣。他想到自己經營了大半輩子的山西，大部份地區已淪入敵手，舊軍潰不成軍；新軍是壯大了，但『它不是我們的』。他意識到自己設計的、借共產黨之力『復興』山西的辦法不靈了。」國共合作換取的是失去一切，任何人面對這樣的局面，都會做出反應。
中共怎麽辦呢？是否可能會因為自己造成了這樣破壞抗戰的局面，就有所收斂，而真正顧全抗日的大局呢？完全不是，而是正面對抗，加劇衝突。毛澤東說過，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而政權問題的根本問題是軍隊問題。所以在軍隊與政權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是寸步不讓。現在中國大陸有關抗戰的書籍中，中國知識份子們已經根據史實，正面肯定了許多國民政府領導抗戰的功績，但是對於抗戰中的國共衝突，仍然是非常嚴格的禁區，只能夠按照規定的宣傳口徑描寫。在山西所引發的這場衝突，從來被命名為「第一次反共高潮」，哪怕中共在其它場合，甚至同一本書中已經詳細地道出了中共如何乘閻錫山之危而奪取了政權，但是對於所謂「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描述，從來避開這些衝突的來龍去脈，僅僅孤立地寫閻錫山如何與蔣介石聯合反共。
閻錫山開始並不打算以武力解決，甚至到了1939年的3月、4月，閻錫山在陝西宜川秋林鎮，召開了山西軍政民的高級幹部會議，薄一波也讓參加。閻錫山要求中共黨員退出國民政府領導的軍隊，而這是抗戰一開始中共就向國民政府保證過的。但是遭到了中共嚴厲的抵制和拒絕。這一點在中共內部也是早就有分歧的。當事人薄一波在同一本書中回憶劉少奇的功績時寫道﹕「少奇同志對山西的指導上也並不是沒有任何失誤的。他後來在總結六年敵後工作時，就說道﹕當時北方局的領導，『在路線上雖然是正確的，但是在各別的政策上及各別的工作上亦不能免除自己的錯誤與缺點』。這種情況，我們是有過直接感受的。例如，在1938年初，北方局曾主張把中央關於『不在國民黨及其政府內組織秘密支部』的規定，不正確地搬到山西新軍中來，一度要解散決死隊中的黨組織，造成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混亂。好在這一次錯誤由他自己糾正了。」在山西的中共當局既然以違背與國民政府的協議為起點，大肆在國軍中發展黨組織，而造成了山西的新軍被中共全面控制的局面，當閻錫山據理要求中共撤出這些黨組織的時候，薄一波等中共領導成員，在宜川秋林會議上會拒絕了閻錫山的要求。
中共中央在1939年5月13日專門為了這次會議提出的問題，即「閻錫山較向右轉」發出指示（按以下凡是出於《中共中央文件選集》者，概不另注）一共五條﹕第一條的基本精神是維持中共得到巨大利益的局面，口號是「全國團結，堅持抗戰」。第二條是對在山西的國民黨部「採取抵制的方針」，分化閻錫山與國民黨中央的關係。第三條是「對山西舊軍舊派採取爭取的方針」。第四條是「對山西新派應幫助鞏固其已得陣地與力量」，「應向他們解釋我黨的方針，要他們善於擁閻，尊重閻的領導與形式，取得閻的信仰」。第五條是「黨的組織應更秘密起來，特別是在新軍及政權中的黨員更應求短小精幹，秘密隱蔽，糾正一切暴露的方式」。當時雙方還沒有發展到武裝衝突的地步，但是中共所採取的幾條措施都不是緩和衝突，而是耍手段保持既得利益，並且作武裝衝突的準備。在秋林會議以後，朱德和北方局指示﹕「一、提高警惕，時刻準備反擊頑固派的進攻；二、掌握部隊，不可靠的舊軍官堅決撤掉，代之以共產黨員；三、確掌抗日政權，各縣『犧盟會』武裝都要靠近抗日縣政府，抗日縣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裝。」
但是在華北和華中爆發衝突的局面已經逐漸明顯，中共準備的政策是正面對抗，保住已經取得的部份政權。193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對待局部衝突的指示》，這裡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口號。在「七七」抗戰剛剛爆發的時候，中共軍隊非常弱小，所以提出了四條歸順國民政府的條件；如今中共八路軍大約已經擴展到五十萬，雖然比起國軍仍然弱小，可是國軍負起了正面戰場抵抗日軍的重大責任，以避免國家不亡，不可能抽調大批軍隊與中共軍隊相對抗。所以在局部相比起來，中共已經相當強大了。這一情形使得中共中央敢於提出這強硬對抗的原則。而且最初是中共侵「犯人」，到了被犯者反抗的時候，毛澤東就打出這顛倒是非的口號。
《中共壯大之謎》(93)終於爆發山西「十二月事變」
薄一波的回憶錄道出了衝突的實質，證實了閻錫山年譜中所說非假：當時山西新軍中的部份中共武裝力量，認為時機成熟，在中共領導下公開地投向八路軍，這是事變的導火線。
到了秋天，山西的形勢已經變得嚴峻，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山西開展反逆流鬥爭的指示》。善於進行鬥爭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了宣傳需要，把這場衝突叫做「反逆流」、「反投降妥協的鬥爭」。其實中共在抗戰中從來沒有停止反對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可是在各種文件中，反對的總是「親日派」、「投降派」之類，一方面是為了分化國民黨的需要，也是因為「反對國民政府」永遠難以出口。所以在山西明明反對的是以閻錫山為首的國軍和地方政府，文件中說成是「反投降危機」，文件中專門指令「不要指出閻錫山的名字」；同時文件中指令肅清山西「新派」內部不可靠份子，以「轉變局面和克服投降危險」。
由延安的中共中央起草，在1939年10月10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員會關于堅持山西抗戰克服危險傾向的宣言》，提出的方針是「開展山西的反漢奸運動」，「鞏固山西統一戰線」，「堅持閻司令長官頒布的民族革命十大綱領」。提出的口號是反對「投降」「分裂」「倒退」，「擁護閻司令長官抗戰到底」、「發揚山西抗戰的光榮歷史」、「驅逐日寇出山西」、「驅逐日寇出華北」、「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這宣言是閻錫山開始反擊中共的時候，中共在宣傳方面的一部份，但是閻錫山卻在口號中是擁護對象；中共在政權和軍隊問題上寸步不讓，損傷了抗戰力量，宣言中的愛國口號卻比誰都喊得響亮。中國共產黨在武裝和宣傳上的兩手配合得相當巧妙，以至於光是從宣傳文字上，幾乎找不出中共的紕漏，以這些口號書寫的歷史，就會是顛倒的。只有從現在才公布的其內部文件中才可以得到真實的、相反的指令，例如剛剛兩個月以後，毛澤東1940年1月11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稱閻錫山為「大資產階級中最反動」者，「十分惡毒」，但是在1939年12月6日的指示中，命令給山西「舊派」以有力的還擊，「但不要反對閻」，就像在華北、華中範圍內廣泛的襲擊國軍，但是一直高喊「擁護蔣委員長」一樣。中共的兩手策略的靈活運用，真是前無古人可比！
不可避免的衝突終於在1939年11月28日爆發。
當時新軍中的部份中共武裝力量，認為時機成熟，在中共領導下公開地投向八路軍，這是事變的導火線，閻錫山的有關年譜中記載如下﹕「先生屬下之決死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韓鈞發動叛變，一般稱為新軍叛變，或晉西事變。決死隊共四個縱隊，第一縱隊政治委員為薄一波，第三縱隊政治委員為戎伍勝，駐晉東南上黨地區。第二縱隊政治委員為張文昂，由政治主任韓鈞掌握政委之權，駐晉西汾陽一帶。第四縱隊政治委員為雷任民，住晉西北興縣嵙嵐一帶。因此次事變發動在晉西，故亦稱晉西事變。又因為這四個縱隊，是抗戰中新成立的軍隊稱為新軍。以韓鈞率先叛變，薄一波、戎伍勝、雷任民等陸續叛變，故亦稱新軍叛變。此次事變正在抗戰初期，對當時第二戰區有相當影響。」「韓鈞叛變後，因在晉西被我正規軍包圍，一開始即向晉西北逃竄，在逃竄途中，官兵逃亡及被我正規軍追剿逃回及流散者人數頗多，第三縱隊大部分由趙世鈴等整團帶回，惟在晉東南薄一波部，因日軍鐵路隔絕，逃回者較少。」
本來這幾個縱隊已經是中共的軍隊，只是打著閻錫山的旗號，正式投向八路軍是很正常的事情。薄一波在九十年代再版的回憶錄中說﹕「『十二月事變』後，在八路軍總部指導下，經過整軍，決死一、三縱隊正式編入一二九師戰鬥序列，決死二、四縱隊則納入一二零師戰鬥序列。」
薄一波的回憶錄道出了衝突的實質，證實了閻錫山年譜中所說非假。閻錫山辛辛苦苦組織的抗日軍隊，竟然全部正式投入中共軍隊，他能夠沒有反應嗎？這所謂「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國民政府不抗日而迫害中共的證明，中共是國共鬥爭的最後勝利者，這成為了「歷史」。
《中共壯大之謎》(94)國共第二次合作名存實亡
國民政府和山西地方當局的反擊只取得有限結果，抗戰開始時候政治和軍事的絕對優勢已經不存在。中共已經建立了根據地，已經成倍地擴大了軍隊，以武裝的軍隊從國民政府任命的敵後政權和軍隊中奪取了山西的若干地方政權
何應欽在《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中，以負責指揮全局的角度對此次叛變簡要有記述﹕「二十八年冬，我軍發動冬季攻勢之際，在北戰場方面，原期一舉殲消晉南三角地帶內之敵軍，然十八集團軍竟於此時勾引晉省新軍薄一波、韓鈞、戎勝伍等叛變，這十餘團之眾，賀龍部且公開援助叛軍加以收編，致北戰場上之主要攻勢計劃，完全被其破壞。」這當然嚴重影響到抗戰的軍事戰略，損失在中華民族，得利在日本人和中國共產黨。
在《彭德懷年譜》中，關於山西「十二月事變」的注釋如下﹕「1939年12月1日，閻錫山以六個縱隊進攻決死隊第二縱隊及八路軍晉西獨立大隊。決死二縱隊被迫自衛反擊，閻錫山當即宣布二縱隊為叛軍，蔣介石也立即同意閻錫山提出的『分汾東、汾西，借剿叛軍名義北上，肅清共產勢力』的方針。繼之，孫楚部配合國民黨中央軍向決死一縱隊、三縱隊進攻，摧毀抗日政權，殺害共產黨員和進步份子。是為閻錫山發動的山西十二月反共事變，亦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開端。」
耐人玩味的是，閻錫山命令進攻由他建立、由他供給糧食和武器彈藥的決死縱隊本身，就說明中共利用抗日而將抗日軍隊占為己有破壞了抗日，才有閻錫山發動攻擊的行為；而第二縱隊竟然敢「自衛反擊」其上司，閻錫山才宣布決死縱隊已經叛變。
同時，還發生「隴東事件」，在甘肅、寧夏等地發生性質幾乎相同的武裝衝突，國民政府最高統帥蔣介石在其日記中判斷為「亂黨必叛，固無疑也」。中共此舉是對中華民國和神聖抗日戰爭的公開背叛。
毛澤東的「決不讓步」的指示立即下達，並且在1939年1月11日做出部署﹕「以賀關力量首先奪取晉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晉東南力量鞏固晉東南未失陣地，爭回已失陣地之一部，打開一條通洛陽的路十分要緊。然後由賀關與晉東南各出一部，向呂梁山攻擊，至少恢復原有陳支隊陣地及一條通道，打通延水關。」晉西北原來就是賀龍的一二零師占領，晉東南則為劉伯承的一二九師占領，中共失去了晉西南，但是鞏固和擴大了晉西北和晉東南。而且在河北的八路軍乘此進攻朱懷冰部。
中共這時不可能完全和國民政府展開大規模戰鬥，所以繼續將「反逆擁閻」的口號高喊，留下退步的餘地。
中共同時派遣彭德懷赴秋林會見閻錫山，在西安會見衛立煌；再派蕭勁光、王若飛見閻錫山；在1月31日毛澤東致電朱德、王稼祥的電報中，判定閻錫山「本人覺解決新軍非己力所能為」，所以最後在1940年2月由朱德會見閻錫山，劃定界限分治，鞏固既成事實。
毛澤東在1月31日還指示﹕「（1）鞏固晉西北……。（2）新軍領袖應發起一個和平攻勢，向閻、梁通電，痛切陳詞，擁閻抗戰……。（3）八路軍可向閻表示願為和平解決而效力……。」狡猾的毛澤東最後說﹕「這樣做的目的是準備在和平無望，武裝衝突又起時，我們取得政治上的地位。因為社會人士更易了解衝突責任是在舊派身上，更對我會更表同情。」軍事上勝利了，政治上也要占優勢。
中共已經建立了根據地，已經成倍地擴大了軍隊，以武裝的軍隊從國民政府任命的敵後政權和軍隊中奪取了山西的若干地方政權。國民政府和山西地方當局的反擊只取得了有限的結果，抗戰開始時候政治和軍事的絕對優勢已經不存在。
至此，國共的所謂第二次合作已經名存實亡。
《中共壯大之謎》(95)黃橋事變是皖南事變的導火線
一年以後，因為中共中央「擴大華中」的方針，引起了一場更嚴重的衝突。在這場衝突中，新四軍在華中的擴展第一次受挫，也是中共利用抗日擴張力量的第一次受挫，中共把這叫做叫做「皖南事變」。
新四軍在黃橋殲滅國軍一萬多人，國軍高級將領陣亡以後，中共內部一片歡欣。劉少奇在10月8日致電延安說﹕「我黨在華中工作已取得決定的勝利，打開了在蘇皖廣大敵後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局面。」由黃克誠率領的八路軍第五縱隊與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的軍隊，在10月10日在東台、鹽城之間的白駒鎮會師，並且繼續前進與陳毅部會合，中共的開闢蘇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實現；劉少奇緊接著致電毛澤東、朱德說﹕「除華北以外，如我再鞏固華中已得陣地，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相當的保證。」中共領導人在這裡已經不是討論抗日戰爭的勝利，而是「中國革命」，即在抗戰勝利以後推翻中華民國有了「相當的保證」。
黃橋事變直接喚起了國民黨人的警覺，並且立即反擊。僅僅十一天以後，何應欽、白崇禧就發出了有名的皓電，奏起了衝突的序曲。從這可以看出，黃橋事變是緊接發生的皖南事變的導火線。
本來，在八路軍幾乎肆無忌憚地的在山西、河北、山東打擊國軍和大力發展力量的做法，已經引起了中國國民黨最高當局的注意。國民黨中央早在1940年7月16日做出《提示案》，對八路軍、新四軍自由發展做出了限制和規定，首先是取消晉察冀戰區，正式劃出了活動地區的三十六個縣的縣名。這個戰區完全由第二戰區副長官朱德全權負責，規定八路軍、新四軍必須在一個月以內調入這劃定的區域；調入以後，不得以任何名義在原來地區設立留守機關，或留下秘密武裝和武器；非奉軍事委員會命令不得超出地區之外，等等。《提示案》並且已經同意八路軍編為「三個軍六個師三個補充團外，再加兩個補充團。新四軍變為兩個師。」這等於國民政府已經事實上部份認可了中共自己擴充的相當軍隊，已經很寬厚。《提示案》的結尾規定﹕「1、絕對服從命令。2、所有縱隊支隊及其他一切游擊隊，一律限期收束，編軍之後，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義成立部隊。……」這個《提示案》，是對中國在華北各省各種活動的回答。顯然該《提示案》著重於限制，根本沒有武裝打擊的意味，但是結尾處的「絕對服從軍令」的規定，已經顯得特別嚴肅。在民族危亡的戰爭期間，在作戰時不服從命令，走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可能允許的。中共軍隊的「獨立自由」原則在這裡才正式受到了限制，這也合乎中共在剛剛準備參加抗戰而發表的歸順聲明中的四點保證。如果中共不是以推翻國民政府作為自己的第一目的，這《提示案》就會是解決國共衝突的藍本。
可惜的是，周恩來在9月初代表中共中央對此《提示案》做出回應，完全迴避其中的實質問題而提出了三點解決辦法﹕「（一）擴大第二戰區至山東全省及綏遠一部。（二）按照八路軍、新四軍及各地游擊隊全數發餉。（三）各游擊隊留在各戰區劃定作戰界限，分頭擊敵。」注9以上第一點的實質是要求擴大朱德所管轄的地區，即從山西擴大到河北、山東﹐要國民政府承認；第二，當時中共號稱有軍隊五十萬，加上游擊隊，數量更大，國民政府不可能發餉，這是拒絕「提示案」的口實；第三點，中共的占領地區，已經從陝北十幾個縣擴大了許多倍，如今國民政府退一步予以承認，但是不能再擴大，所以劃定地區解決衝突，但是被拒絕。
這拒絕，留給國民政府的唯一選擇，就是準備力量，以便強迫中共執行命令。因為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會判斷，國民政府不可能繼續豢養一支加緊推翻自己的武裝力量，任其壯大而不顧。
就在9月19日，中共中央得悉，國民政府安徽省主席、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九十二軍軍長李仙洲統率三個師準備東進援助深受新四軍打擊的韓德勤部隊；勢力雄厚的第三十一集團軍在湯恩伯統率下，威脅皖西豫東的新四軍部隊。中共在壓力下沒有妥協，立即命令八路軍第二縱隊楊德志率部南下，準備於一個半月內達到新四軍第四縱隊司令彭雪楓所在地區；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第五旅南下，半個月內到達八路軍第五縱隊第三支隊司令員張愛萍所在地區。毛澤東不在壓力下屈服，而是從華北調兵遣將，迎頭對抗。
到了10月初，陳毅部在黃橋殲滅了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部一萬一千人以後，衝突就不可避免地升級了。皖南事變中，新四軍損失七千人，黃橋事變中，國軍損失一萬一千人，但是如今皖南事變的控訴國民政府的書籍已經汗牛充棟，而且還在繼續增加，但是沒有人知道在黃橋事變中國軍的損失。一個國家的正式軍隊，被號稱同樣屬於國家的中共軍隊所進攻殲滅。大概是因為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被推翻，是失敗者；並且中共的宣傳太厲害。至今仍然沒有一個國家的黨的專業宣傳人員數量有中共的千份之一，或萬份之一。這些反覆宣傳，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謂的歷史。
皓電是中國軍隊總參謀長何應欽和副總參謀長白崇禧致其下屬朱德、彭德懷、葉挺，帶有軍令的性質。開頭敘述摩擦和磋商的事實，敘述了八路軍徐向前部，於八月十一日分頭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進攻，沈鴻烈後撤。十四日，徐部又攻陷魯村的衝突以後，又敘述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及管文蔚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所屬陳泰運部，攻擊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又陷泰興、黃橋及泰縣之江堰曲搪。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切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嚴令制止，仍頑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開始猛攻，韓部獨立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擄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瑞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被沖落水，生死不明……查蘇北、魯村皆非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作戰區域，各該軍竟越境進攻，似此對敵寇則不戰自退，對友軍則越軌以相侵，對商談後提示方案則延怠不遵，而以非法越軌視為常事，此不特使袍澤寒心，且直為敵軍張目也。綜觀過去陝、冀、察、晉、綏、魯、蘇、皖等地不幸事件，及所謂人多餉少之妄說，其癥結所在，皆緣於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所屬部隊﹕一、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二、不遵編制數量，自由擴充；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四不打敵人，專事吞併友軍。以上事端，實為摩擦事件發生之根本。」過去，這皓電中所指出的各點，總令人懷疑是國民黨的宣傳，如今對照中共中央文件，以及元帥和將軍們的回憶錄，知道這是事實，連人名、時間、地點都相符合，完全可以得出中國共產黨以抗日之名，行奪權之實，而挑起武裝衝突的結論。
《中共壯大之謎》(96)毛澤東拒絕執行新四軍北上軍令
毛澤東起草，以朱德等人名義覆電何應欽、白崇禧，對國民政府指出中共破壞抗戰的大量事實沒有爭辯，只表示有「複雜原因」，希望徹察，如果責任在己，「願受國家法律之處罰」。對比現在公布的毛同時下達的一系列攻擊國軍的指令，令人感嘆。
皓電被毛澤東稱為哀的美敦書（毛致周恩來11月1日電），最重要之點是限期一個月內將八路軍新四軍集中到黃河以北。毛澤東在次日同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命令停止對韓德勤部的攻擊，然後由毛起草回覆電報，並且曾經送重慶徵求周恩來的意見。在重慶的周恩來在29日致電毛澤東，告訴他如果不執行皓電，一個月內將部隊撤至規定的地點，國民政府會取消新四軍的番號，還要正式討伐。
為了解決雙方衝突，國民政府早就打算要共軍撤退到黃河以北，但是中共堅決拒絕。毛澤東在1940年4月5日《發展華中根據地的部署》中，毛澤東說﹕「蔣介石亦有停止軍事衝突與我談判的條件，欲把我八路軍、新四軍統統納入黃河以北，劃定黃河以北為我兩軍防區之企圖。但第一，華北敵占領區日益擴大，我之鬥爭日益艱苦，不入華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國性衝突時，我軍決不能陷死黃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
這第一點顯示中共軍隊不願意在華北前線抵抗日軍；第二點是為了抗戰勝利以後奪取政權的戰略需要，中共軍隊必須留在華中。中共為了將來奪取全國政權，不怕衝突下去。後來皓電正式發出以後，中共則以各種手段來抵制。
在11月1日，毛告訴劉少奇、葉挺、項英、張雲逸、陳毅、黃克誠、彭雪楓、李先念幾個新四軍最高級將領﹕「湯恩伯率九個師、李品仙率三個師立開豫、皖，準備期滿後向你們進攻，皖南、皖中兩方面亦必有進攻布置。」（按﹕以下逐日實錄《毛澤東年譜》和《劉少奇年譜》，不另外註明出處）
11月2日周恩來曾經來電，主張「表面緩和，實際抵抗」。
11月3日，按照周的「表面緩和」的意見，已經擬好的準備和國民政府破裂的「炸彈宣言」決定緩發。毛澤東覆電周，指出準備內戰的最黑暗的局面；致電葉挺、項英﹕中央將「採取緩和態度，以期延緩反共戰爭爆發時間。對皖南方面，決定讓步，答應北移」。
11月4日，毛澤東致電新四軍各主要將領，要他們學習陳毅在黃橋事變中分化拉攏瓦解國軍的經驗；劉少奇偕同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黃克誠，到海安的新四軍蘇北指揮部與陳毅會合。
11月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要他指令中共情報首領、駐桂林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李克農，向國民政府軍事當局表示﹕「新四軍準備遵令北開」。
11月6日，毛澤東就答覆皓電事，將要點徵求周恩來的意見；這一天，新四軍軍部報告毛澤東，軍長葉挺將去上饒，要求「保證安全」，「要求劃出溧陽給我們住兩個月，部隊逐漸從蘇南北渡」，「要求補給開拔費、彈藥及預發半年津貼」。
11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投降挽救時局的指示》，一共有九點。皓電發出以後，加之國民政府調兵遣將，準備對中共的擴張做出回應，中共中央覺得時局嚴重，但是絲毫不打算放棄既得利益，想要把這一切都稱為「投降活動」而從政治宣傳方面來加以解決﹕「（一）「……時局危機極端嚴重，全黨必須動員起來，反對投降分裂，挽救時局危機」。「（二）迅速動員黨內外一切積極份子，用口頭、文字、圖畫、書信、電報及一切可能方法，直接、間接向政府當局、向國民黨、向軍隊、向各黨各派各界，誠懇積極的說明﹕剿共就會亡黨亡國，……。」
中共利用抗日戰爭在山西、河北、山東、蘇北等地挑起摩擦，極大地削弱抗日力量，但是國民政府一旦要做出反應，立即就以鋪天蓋地的輿論攻勢，把這說成是「亡國活動」，以便保護中共的勢力。（三）是策略指示﹕「不要罵蔣，不要罵國民黨，不要罵中央軍和黃埔系，不要罵雜牌軍，不要罵三青團和復興社，也不要罵英美和英美派……」。過去罵得太多，如今形勢不利的時候，連忙改口。（四）是分化軍隊策略。明明一切是蔣介石的命令，如今不敢罵蔣委員長，而是「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集團」所為。（五）「加緊統一戰線工作」。「（六）對於國民黨區域的黨的一切組織，必須遵照中央歷次指示，全部完全的有秩序地隱蔽起來，並準備長期埋伏，蓄積力量，以待時機。任何地方，都要嚴防突然事變的襲擊，要經得起這種襲擊。」這裡的「隱蔽」、「埋伏」和「蓄積力量」，是為了「等待時機」，這「時機」就是推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時機。中共從成立到抗戰，這基本目標從來沒有一點變更，而是加緊進行了。最後（九）是要加強信心﹕「我黨有五十萬軍隊，有六十萬黨員」，「有蘇聯偉大力量的贊助」，「我黨是有一切把握去戰勝這些黑暗的」。中共力量已經壯大，不可忽視了。
到了11月9日，由毛澤東起草（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二集第310-315頁），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的名義覆電何應欽、白崇禧，即佳電。對於皓電指出的許多中共破壞抗戰的具體事實沒有爭辯，表示有「複雜原因」，希望「徹察」，如果責任在自己，表示「不偏袒，願受國家法律之處罰」。對比現在公布的毛澤東同時下達的一系列攻擊國軍部隊的指令，真是令人感嘆不已！
皓電的基本問題是中共所有軍隊調往黃河以北的命令，毛澤東婉轉地加以拒絕，理由是地方軍隊，難以離鄉背井，「驅迫上道，其事甚難」。因此﹕「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懇中央寬以限期，以求解釋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無窮之罪。對於江北部隊，則暫時請免調，責成彼第嚴飭軍紀，和協友軍，加緊對敵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戰，以免操之過急，轉費周章……。」《毛澤東年譜》中公布了同一天毛澤東致周恩來電，對於佳電的八路軍、新四軍撤退問題加以解釋﹕「明確區分江南江北部隊，江南確定主力北移，以示讓步。江北明確暫時免調，說暫時，乃給蔣以面子，說免調乃塞蔣之幻想。你處對外宣傳，請強調免調各理由。」這拒絕中共軍隊調到黃河以北用「免調」之詞，顯然是毛澤東的得意之作。給周的電報中，還透露中共也在準備另外一手﹕「劉少奇已到鹽城，正與黃克誠、陳毅開會準備對付湯恩伯、覃連芳的進攻。他們計劃，如湯、覃進攻，即動手解決韓德勤，此亦蔣介石、顧祝同的利害問題，請考慮作適當表示，或可以延緩其進攻。」毛澤東這樣對待軍令，其結果可想而知。
《中共壯大之謎》(97)國民政府要求新四軍開到黃河以北作戰
何應欽與白崇禧正副總參謀長下令第二天，蔣介石也發出手令，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限期開到黃河以北作戰，但是寬展限定的時期。軍令如山，非同兒戲，不聽命令，必有後果。
國軍不得不從江西、福建等地抽調軍隊到華中，任何當政者都不會允許中共這樣繼續下去。但是仍然再三想要和平解決，何應欽與白崇禧於是再發齊電，指出了中共佳電的嚴重性﹕「今披閱來電，按之事實，則兄等對統帥命令，仍以推諉延宕為得計，迄無確切遵從之表示，而凡所指陳，更以避實就虛為掩護，絕無平心靜氣之反省，此實應欽、崇禧之大惑……。」
並且進一步質問道﹕「第十八集團軍，自抗戰開始，即列入第二戰區之戰鬥序列，新四軍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戰區戰鬥序列；均各有指定之作戰目標與作戰地境。乃對此命令規定之範圍，迄未始終遵守，以求達成任務，始則自由侵入冀、察，繼則分兵魯省，終則陰移新四軍，渡江而北，……似此擅離規定之戰區，夾擊蘇北之友軍，究系遵何命令？……此種任意相殘之戰爭，又系遵何命令？……利用中央一再優容愛護之厚意，冀逐漸擴充而一氣貫通晉、冀、魯、蘇，完成其外線長蛇之勢，又無與敵寇糾纏之勞；馴至師行所至，見敵則避，遇友則攻，得寸進尺，更無止境；既存兼併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我之所痛，即為敵之所利。河北方面，自鹿、朱、高孫等部，因兄等橫加攻擊，奉命調開以後，我軍勢力遂行薄弱；敵遂得舒其喘息，發展交通，故一面兄等部隊方慶握手蘇北，暨正燻染百團大戰之時，一面敵人橫斷河北之德石鐵路，自本年6月中旬動工，未受絲毫障礙，竟得迅速完成者，亦於11月15日大事鋪張，舉行通車典禮，此則友軍排除友軍、自殘手足、養寇資敵，所謂團結抗戰中實際行動之表現也。」這篇萬字長電從各方面以事實舉出中共破壞抗戰的行為。
「至對於政治方面，在兄等部隊所到之處，凡縣以下之基層機構，則假借民意以摧毀之；上自地方軍政當局，下至縣鄉工作人員，該軍欲加排除，則一律以投降妥協為名，驅迫殘戮，極人間之至慘！在晉、冀各地如是，在蘇魯戰區亦復如是，聞者驚人，見者錯愕。……凡敵後各地，非屬該軍設置之政治組織與民眾力量，必須一網打盡。……」
關於中共強調移動有困難時指出﹕「夫部隊作戰地境及任務，皆由統帥部命令所指定，絕無固定而不能遵命移動之防地，如非別具作用，則任何部隊，皆應奉命開調，更無失去地方人心之自由。……」
關於要求按五十萬人數發餉事，該電報說﹕「夫統帥部對於各軍任務分配，均視其軍隊之素質，與敵寇之情狀，而規定作戰地區與作戰任務，第十八集團軍原在晉北作戰，新四軍原在江南作戰，其物資裝備，皆與規定地區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棄規定任務，而肆意越境略地奪槍勾兵，自由擴編，故十八集團軍遵令改編之始，原僅四萬五千人，而至今竟稱五十萬人，今姑不問其人員武器有無虛實，亦不計其裹脅成軍，能否任戰，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後又不許中央過問，僅要求中央照數發餉，而且對外宣稱『中央未按該軍兵額發餉，。現在全國集團軍總司令計不下數十人，從未有未經奉准而自由擴編者；敵後游擊隊且不下百餘萬，亦未有不經點驗編組而自由擴編者。……」
以下分別駁斥關於補給問題、邊區問題、反共高潮問題，並且指出如今給以朱德指揮冀察區域軍事指揮的大權，中央已經「委曲求全，無微不至矣」！
最後以強硬口氣規勸道﹕「確認軍令法紀之尊嚴，必須堅決維持，始能策勵全國軍民，共趨一鵠。亦惟有兄等部隊聽從軍令調度，忠實執行任務，始能有裨於抗戰……。」
這正副總參謀長下令的第二天，最高統帥蔣介石委員長在12月9日也發出手令，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限期開到黃河以北作戰，但是已經寬展限定的時期﹕「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1月30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於本年12月31日止開到黃河以北地區。」
軍令如山，非同兒戲，不聽命令，必有後果。
可是領導抗日的中華民國最高當局國民政府的這個類似最後通牒發出以後，中共作何反應呢？是否打算避免國共之間的流血衝突，或將槍口對外呢？根據《劉少奇年譜》，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領導人劉少奇，自從到達華中以來至此期間，他的全部軍令、報告，沒有一個是出於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為了打擊或分化國軍之用。
12月10日，劉少奇向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報告，「韓部及東北軍……已被擊退，並消滅其一部，……我主力在車橋、曹甸之間及其以西平橋一帶，擬各個消滅之」。
12月13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下令總攻曹甸」。在蔣介石的手令下達以後，中共卻以八路軍黃克誠旅、新四軍蘇北主力聯合的力量發動大規模戰役總攻，為很緊張的國共關係火上添油。因為中共軍隊發動總攻擊的戰役失敗了，所以至今這次戰役的記錄資料很少。
12月14日以後的數天，劉少奇一再請求中共中央向蘇北增兵，請求派楊德志率領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第三四三旅的四個團南下。而發起的曹甸戰役失敗了﹕「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戰役，我傷亡共約兩千人，消耗甚大。」兩天就傷亡兩千多人，是非常大的失敗。肯定這此戰役是毛澤東、劉少奇等後來的當權人物所發動，所以這樣大的犧牲，竟然沒有見到追究責任，只是在今天的劉少奇的年譜中略略提及。
《中共壯大之謎》(98)毛對形勢估計錯誤導致皖南事變
國共關係已經非常緊張，毛澤東始終對軍令一拖再拖，並且繼續調兵遣將。正是因爲毛對形勢估計錯誤，命令新四軍軍部不執行蔣的命令，不從指定的皖南而從蘇北渡江，導致與三面包圍的國軍發生衝突被殲。毛的錯誤從來沒有在中共黨內得到清算檢討。
《毛澤東年譜》記載，在12月19日，毛澤東等致電八路軍新四軍的軍一級領導人，「綜合各方情況，蔣桂對華中進攻是有決心的。」蔣介石的手令已經下達，再加以具體的軍事壓力，以期望中共軍隊能夠聽命妥協。但是從華北到華中一直勝利擴張的毛澤東，並沒有退讓妥協，而是進一步增兵江南﹕「以打擊李仙洲為目的，望彭德懷、左權令楊德志率部南下，須於一個半月達到彭雪楓地區，望陳光、羅榮桓令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遲，應於半個月內到達張愛萍地區。」尤有甚者，命令在困境中的皖南新四軍軍部所屬部隊﹕「望葉挺、項英率部渡江，應於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為要。」這一天，就汪精衛與日本人已經緊密結合之事發出指令，叫不要再如過去那樣罵國民黨投降了，「這會引起國民黨反感，人民也會不了解」。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一直把敢於對抗其力量擴張者，一律稱呼為「親日派」、「投降派」加以軍事、政治雙重打擊，如今證明與事實完全不符合，要稍稍改變策略了。
12月21日，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說明了毛澤東不僅不執行國民政府命令，而且以不讓步沾沾自喜，只是準備待機給國民政府「重重的一棒」﹕「我除在文章上《佳電》表示和緩及皖南一點小小讓步外（實際我早要北移，但現偏要再拖一兩個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讓，有進攻者必粉碎之。我們現已準備了一個鐵錘，只待政治條件成熟，即須給他重重的一棒。目前我們的一切宣傳文章，都是為了成熟這個政治條件。」注5如果僅僅以國共兩黨的情形看，這個電報是正常的；如果結合具體的抗戰形勢中，這個電報就會令人觸目驚心。
12月23日，毛澤東指令新四軍各位領導人﹕「你們的軍隊愈擴大，愈精強，你們的根據地愈發展，愈鞏固，任何進攻都是不怕的，故認真擴大與整訓部隊，認真發展與鞏固根據地，就是粉碎任何進攻的可靠資本。」
12月24日，毛澤東指令周恩來；「惟有江北部隊請緩調改為請免調，照『佳電』立場告蔣。」中共以調兵遣將的備戰方式對待蔣介石的手令，國民政府當然一清二楚；如今通過周恩來轉告的，是正面的拒絕蔣介石和國軍正副參謀總長的軍令。
毛澤東這樣做，是因為他對於國民政府這一次的決心完全估計不足，以為又可以像在山西、河北、山東的冒險行為那樣，不會受到處罰，可以抵制和拖過去。
早在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國內外的形勢分析中就說道﹕「11月30日蔣介石派人找周恩來會談，說江南部隊開發時間可以延遲，並要我軍停止向他們進攻。胡宗南對我軍的態度也有好轉。現在，小的衝突不可避免，但大的戰爭不會有。……去年反摩擦戰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創立了華中各處根據地，我軍擴大到五十萬人。有了上一次的經驗，所以蔣介石這一次不敢大舉剿共。」（按﹕毛澤東這一對形勢估計不正確的講話，沒有收入1993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摘要見於《毛澤東年譜》）
到了12月25日，毛澤東在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中，繼續表現了他對蔣介石的執行命令的決心估計不足﹕「最近國民黨動員反共，湯恩伯領特費準備反共，各方面都實行反共的高壓政策，現在還不能說是反共高潮下降，但不過是大吹小打，因目前國民黨在全國反共是困難的。……」這對形勢錯誤的估計在同一天致周恩來的電報中也存在﹕「蔣介石內外情況只能取攻勢防禦，大吹小打，故覆電以拖為宜，拖到一月底再說。胡宗南全無戰意，其他中央軍可想而知。……現蘇北戰事已停，望示意白崇禧，如想保持友誼，則請他將莫德宏師撤退。楊德志旅一個月後可到淮北，皖南三個團又北上，足可以對付蔣、桂軍進攻。只要蔣不投降，大舉進攻是不可能的，始終不過是大吹小打而已。」
國軍正副總參謀長的兩次命令下達，再加上蔣介石的強硬的手令，國共關係已經非常緊張的時刻，毛澤東始終對軍令一拖再拖，新四軍和八路軍黃克誠旅會合後，還發動了大規模的曹甸戰役，並且繼續調兵遣將，準備正面的軍事對抗。正是因為毛澤東對於國民政府的決心完全估計錯誤，才有他對抗國民政府嚴厲命令的冒險舉動。不過毛澤東的錯誤從來沒有在中共黨內得到清算檢討，因為他一直執掌大權，所有的檢討都由別人來做。他對形勢的估計錯誤，使得他敢於命令新四軍軍部不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不從指定的皖南渡江，而從蘇北，導致了和三面包圍的國軍發生衝突被殲。
《中共壯大之謎》(99)皖南事變導火線在新四軍路線任意改變
具體事件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是如國民政府的官方宣傳說，因為新四軍有意主動襲擊國軍第四十師而引起？還是如共產黨的宣傳所說，是蔣介石的預謀？事實上兩種說法的根據不足。
按照常理，新四軍軍部移動過程中，面臨敵強我弱的形勢（國軍有七萬之眾），不可能主動去襲擊國軍的正規部隊，挑起戰爭。此說找不出任何一樣稍微像樣的證據。據南京中國第二檔案館所存原件，在1941年1月6日，新四軍向蘇南移動以後蔣介石委員長下達的強制命令是﹕「（一）查朱、葉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黃河以北移動。（二）決強制執行之。……」這裡最權威地顯示強制命令發出的時候，並沒有國軍受到攻擊之說。當事人，負責殲滅新四軍軍部的最高指揮官顧祝同，在同一天密令進剿新四軍的電報中，開頭就是﹕「葉挺、項英不聽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駐皖南所部於支（四日）晚開始移動，企圖竄據蘇南，勾結敵偽，挾制中央……。」這密電和蔣介石的命令一致，沒有新四軍進攻國軍的任何說法。以後頗為流行的，包括日本人古屋奎二所著的《蔣總統秘錄》中所說的新四軍企圖伏擊國軍第四十師的說法，不能成立。
可是現在中共公布的若干國民政府有關檔案中，也證明不是國民政府有關當局的預謀。蔣介石在12月10日曾經下達給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命令，準備解決新四軍，但要出現兩種情況才能以武力解決﹕「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攻擊興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該軍仍不遵令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他的指令和徐永昌給正副參謀總長的呈文一樣，即準備剿滅新四軍要具備以上條件。國民政府在1949年撤離大陸的時候，留下了許多重要檔案，如今不少已經公布出版，其中沒有一條與上面的指令相違背，沒有任何文件證明曾經預謀，要乘機剿滅新四軍軍部。
新四軍軍部七千人被殲滅的原因，從總的講，是毛澤東的對形勢的估計錯誤，一再公開違抗軍令，使得在事變之前，國共的關係已經極端對立，彼此疑懼很深，以至於衝突一觸即發。例如黃橋事變後華中的形勢是﹕「黃橋決戰勝利，新四軍與八路軍南下部隊會師，我方的軍事勢力已超過國民黨軍，僅弱於日偽軍，在蘇北戰場居第二位，並且控制了黃橋以北經海安到鹽城數百里範圍內的幾乎全部城鎮，隨即又打開了（南）通如（皋）海（門）啟（東）的局面。」而且在黃克誠所率領的八路軍剛剛到達蘇北，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的移動所有中共軍隊至黃河以北的命令已發的情形下，還發動好幾千人進攻國軍的曹甸戰役；不僅僅如此，毛澤東指示，除了皖南北撤以外，其它各個方面寸步不讓，竟然還在1940年11月27日下達命令，從八路軍一二零師、一二九師、晉察冀軍區、冀中軍區等抽調七萬精兵，準備打入國民政府的抗戰大後方四川，限令兩個月內準備完成；還繼續包圍在興化的韓德勤部，做出隨時要消滅的姿態。在這樣的情勢下，國共軍隊之間爆發衝突是隨時可能的。
具體的導火線是在新四軍部的具體行動路線上，再次任意改變，而且毛澤東直接命令這改變，使得新四軍軍部以及所率領的部隊被殲滅。下面以中共的文件佐證之。（以下文件都出自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叢書《皖南事變》，一律不另外加注，只標出頁碼）
本來，國共雙方都同意在蘇南渡過長江。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1940年11月29日給皖南行署的電報中（第84頁），所規定的兩條路線，都是在宜興以西的南渡、上沛、竹簀一帶，再往北就是鎮江。可是過了幾天，何參謀總長在有關的函件中，提出了修正，並且道出了原因﹕「對在江南之N4A（按，即新四軍NewFourthArmy）不准由鎮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規定路線，以免該部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之攻擊。」（第84頁）這規定立即在李品仙給當地駐軍的密電中出現。查有關地圖，李品仙所規定的六條路線中，全部都是在繁昌、無為、銅陵附近，即都緊靠新四軍的原來皖南一帶的駐地（第85頁）；
12月9日上官雲相的有關電報中記述，「新四軍軍部人員及重要文件，陸續由雲嶺經繁昌路線北移渡江」（93頁）；蔣介石在12月10給顧祝同的密電中說﹕「查蘇北匪偽不斷進攻韓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准其由鎮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另予規定路線亦可。」（94頁）這個至關重要的電報所列出的理由，與何應欽的一樣；
12月2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抄送何應欽關於皖南新四軍移動的情報中，仍然記載﹕「新四軍軍部人員及主要文件，由涇縣雲嶺陸續向繁昌縣北移，該縣宛里丁家垮附近尚駐有該軍一營。」這個電報中還報告，南陵（按﹕就在繁昌以南）附近駐有傅秋濤部的一個團。在事變發生以後，新四軍軍部和主力被殲滅，只有兩千餘人突圍，這兩千餘人主要就是傅秋濤率領的一個團，這個團走的是規定路線，在江北無為集結。
《中共壯大之謎》《中共壯大之謎》連載(100)
新四軍軍部被殲以後，中共一再聲明此北移行動是遵國民政府命令而遭預謀伏擊，但指不出是國民政府的什麽命令。國民政府一再命令新四軍按照指定路線渡江。違令者是中共自己。如果不是這些原始文件由北京出版，真相仍會繼續被蒙蔽。
如果要消滅這些渡過長江者，是非常容易的事，這證明這條規定的線路是通暢的、安全的；到了1941年1月3日，這條渡江路線的軍令，由蔣介石直接發給新四軍軍長葉挺，全文如下﹕「限期到涇縣新四軍葉軍長挺，梗（23日）有電均悉、密（一）該軍應在無為附近地區集結，而後沿巢縣、定遠、懷遠、渦河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遵照前令進入指定地區，沿途已令各軍保護。（二）所請補給，俟到達指定地點，即行核發。除分令顧長官照知外仰即遵照！中正，江（3日）」
這由蔣介石直接給葉挺的軍令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中共方面卻把軍令當成兒戲，幾乎在同時，毛澤東直接下達命令走蘇南，而國軍韓德勤部的主力已經損失，仍然被圍在那以北。
根據日本出版的《毛澤東集補卷》（卷六）中的指令，在事變發生之前，毛澤東並沒有執行蔣介石直接從皖南渡江的命令，他並不了解蔣介石一再下令規定路線的嚴重性﹕在12月25日，毛澤東致電在重慶的周恩來、葉劍英，希望交涉「分蘇南、繁、銅兩路北移」，並希望「速告結果」（234頁）；在12月30日，即事變之前五天，毛致電新四軍正副軍長葉挺、項英，他和周恩來都不顧蔣介石在皖南渡江的命令，決定走蘇南，這是導致事變發生的最重要的指令﹕「據恩來稱﹕『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四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江南為好』等語。我們同意周恩來意見，分批走蘇南為好。」（243頁）
經過中共一再的擴張，國民政府軍事當局對中共軍隊的疑懼已經很深，特別是在黃橋事變以後，中共在蘇北軍事上完全處於優勢，生怕皖南軍部的主力部隊再去加強，蔣介石劃定的路線不僅僅從繁、銅一帶渡江，而且一直到黃河北岸的路線都規定了，這路線的旁邊是國軍的部隊。這些部隊的集結引起項英、周恩來的疑懼是正常的。這些因素使得他們不想按照規定路線北移；尤其是事變發生的前一天，1941年1月3日，毛澤東、朱德覆電葉挺、項英，這是命令﹕「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行動，是完全正確的。」（第245頁）這與前面引用蔣介石在這一天給葉挺的強硬指令完全相反。
葉挺、項英沒有理會蔣介石的命令，而執行了延安的命令。而顧祝同指揮的七萬多人的大軍，已經把軍部團團包圍，只留下往北的一條路。這改變路線，就使得新四軍一定要對包圍的部隊採取進攻突圍行動，從而引發兩軍的激烈衝突；並且剛剛經過新四軍發動黃橋事變，又發動過大規模的曹甸戰役，中共在蘇北已經取得軍事的優勢，國民政府豈容新四軍從蘇南到蘇北去加強力量，消滅危在旦夕的韓德勤部呢？於是事變發生，皖南的軍部被包圍和被殲滅。
問題的關鍵恰恰就出在走蘇南這條路線上。新四軍軍部被殲以後，中共一再聲明此北移行動是遵國民政府的命令，而遭預謀伏擊，但是不能指出是國民政府的什麽命令。因為一再的命令中，特別是蔣介石的手令中，兩次要求新四軍按照指定路線，在南岸繁昌一帶渡江，在江北無為一帶集結。違令者是中共自己。如果不是這些原始文件如今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等出版，事實真相仍然會繼續被宣傳蒙蔽。
《毛澤東年譜》還記載「1月1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於皖南事變的發言，指出﹕皖南新四軍的失敗，從我們自己方面說，首先是由於新四軍的領導項英、袁國平等沒有反摩擦的心理準備，其次便是指揮上的錯誤。新四軍本來可以北上，但項英動搖，如不是項英動搖，是可以不失敗的。」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還專門做出全面否定項英的《中央關於項英錯誤的決定》，把項英比做張國燾（《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三集第31頁）。項英在江西蘇維埃國家時期，就是政府副主席，後來堅持江南，是東南局的書記，新四軍所有其他人都在他之下，黨 大陸位很高，他和周恩來的關係頗為密切。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地位升起以後，他從來沒有在毛澤東的小集團之中。而且毛澤東和江青結合，拋棄了井岡山同患難的賀子珍，項英也有微詞，說這樣的人怎樣有資格做黨的領袖。中共確定發展華中的方針以後，派遣到江南發號施令的，是毛澤東的心腹，沒有任何武裝鬥爭歷史的劉少奇，而且劉少奇倚重的是陳毅和饒漱石。
項英對於移動軍部到蘇北的確猶豫，也許還因為，軍部有中共最好的野戰醫院，有龐大的圖書館和印刷廠，有太多的江南來的文職人員，等等，搬動太困難。也許這些原因，使得項英表現出移動的猶豫。但是這並不是新四軍軍部被消滅的直接原因。毛澤東將失敗的原因歸依於已經犧牲的項英，是為自己推卸罪責。因為，將國共關係繃得太緊，但是又以為蔣介石的命令是嚇人，並且完全不遵照蔣介石的一再命令，再將北上路線定為蘇南，都是毛澤東本人。毛澤東才是造成皖南事變的中共方面的真正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