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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層整人個個落井下石 宋慶齡淪為政治花瓶

1980年11月,宋慶齡給黨中央寫了她一生中最後的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慶齡,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宋慶齡聽後微笑說:「不勉強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胡、李問宋慶齡還有什麼要求,她提了兩點:「我死後還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儲蓄,辦個福利基金。」

在慶祝辛亥革命100周年日子裡,不妨將國共高層中的人情味作簡要比較。

當蔣介石決意懲處確有反意的國軍元勛鄧演達時,一批與鄧演達有著數年袍澤情誼的黃埔將領紛紛站出來為他說話。如陳誠在獲悉鄧演達被捕後,立即致電蔣介石,予以力保;隨後在獲悉鄧演達被害後,再次致電蔣介石,提請辭職,聲言:“上無以對總司令,下無以對恩友。”而當毛澤東決意整治並無反意的共軍元勛彭德懷時,一大批與彭德懷有著數十年戰火情誼的紅軍將領紛紛圍上來朝他吐唾沫、潑髒水,東拉西扯、無限上綱,還翻出一大堆陳芝麻爛穀子,氣勢洶洶且婆婆媽媽,一如街婦聚罵之行狀。他們還一致舉手贊成將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首領,給他安上兩個大逆不道的罪名:一個是類似於“漢奸”罪名的所謂“裡通外國”罪名,一個是類似於“結黨謀反”罪名的所謂“組織軍事俱樂部”罪名。

當蔣介石將張學良監禁後,仍有許多國民黨大員去看望他。其中張治中將軍三次專程探視囹圄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鳳凰山(1938年),一次在台灣新竹井上溫泉(1947年)。他次次都與這被監禁者長時間促膝談心,還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這被監禁者給蔣介石捎信或捎話。

而當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將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首領後,則見許多中共大員紛紛變臉,對落難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廬山返回北京時,除張愛萍將軍外,大家“都不願和彭老總同機”,以至於“那架飛機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幾個人。”

當毛澤東將彭德懷只是閑置京郊吳家花園而並未監禁時,就沒有多少中共大員去探視他,更不要說去與他促膝談心了。彭德懷曾對不期而遇的謝覺哉說:“下了廬山以後,我已經被人們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來往了。在吳家花園,只有總司令(即朱德)來看我,找我下棋……還有帥大姐(即帥孟奇)來看我……”

不過,彭德懷自己也曾“規定一個軍人也不見,以免引起嫌疑,牽累來者”。因為,他背的畢竟是“組織軍事俱樂部”的罪名。當然,彭德懷的老部下們也不都是絕情者。李志民上將就曾暗中派其兒子避開吳家花園門口崗哨,翻越圍牆進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總是否還在人間”。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無疑會給落寞將軍帶來一些暖意。

當彭德懷被正式收監後,除提審人員外,就沒有任何袍澤故舊來探視他了。

又當彭德懷知道自己身患絕症而提出要見毛澤東、周恩來後,仍沒有任何中央大員來看望他。落難元帥不勝悲鳴:“無緣無故地關了我這麼多年,有誰來看過我一次?有誰來找我談過一次話?我槍林彈雨中征戰了一輩子,到如今落得這樣一個下場!蒼天啊!你真不長眼!”也難怪,1999年12月,彭德懷的侄兒侄女將其伯父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歸葬湖南湘潭烏石故里。這一遷葬實屬孝舉,合理,合情,尤合他們的伯父之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麼薄情,我又何必死後硬要與你們擠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與你們拉拉扯扯,死後也孤傲,羞與你們同葬一處!

一些半路結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國民黨人士在涉身毛澤東整人運動時,也似乎顯得比許多這些高層中共黨人更講義氣、更富有人情味。比如,當許多中共大員紛紛指責彭德懷偽裝艱苦樸素故而是“偽君子”時,前國軍上將張治中站出來說話:若說一個人在短時間裡搞偽裝,還能夠說得過去;但若說一個人在一生中都搞偽裝,就很難說得通了,一個人“怎能偽裝一生呢?!”

頗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曾高度評價過張治中的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張治中。大革命和抗戰勝利後國共兩次分裂時,張兩次向蔣介石上萬言書,很不贊成。1949年以後,他從不批蔣介石。大概是‘大躍進’(似應為‘文化大革命’)時,有次(似應在1967年國慶觀禮時)上天安門城樓,在電梯上遇見毛主席,張說:‘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張治中應當有部電視劇。”

張治中任職國民黨高官時曾數度諫言蔣介石,離開國民黨後則從不批評蔣介石,正如中國古語所言: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他結盟中共後,又能在毛澤東如日中天時當面向其諫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過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們跟不上!”)、很過火(“現在被打倒的幹部不止5%了吧?!”),說出了當時所有中共高幹都不敢說出的話,又再顯古士之風。據一個原人大附中紅衛兵頭目回憶:在當年被他們抄家的那一個個名人政要中,絕大多數者都對他們這些“紅衛兵小將”點頭哈腰,低聲下氣;只有兩個人不買他們的賬,非常硬氣,令他們感到很是威嚴。在這兩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是張治中將軍。

當許多老紅軍紛紛揭發批判彭德懷時,原為東北講武堂出身的國軍第111師333旅旅長後為解放軍中將的萬毅,先是在廬山上為彭德懷說話:“提出意見,精神是好的,是赤膽忠心的”;繼又在北京城為彭德懷說話:“直說了吧,現在有人盡做好夢,頭腦發昏、膨脹,眼睛只看這天上的‘衛星’,全然不顧地下老百姓們吃苦受窮!我敢說,彭總‘意見書’一點沒錯!誰要是昧著良心批就讓他批去吧!”

當許多老紅軍紛紛舉手贊成開除黃克誠的軍籍、黨籍時,原為西北軍軍官學校出身的國軍第26路軍排長後為解放軍中將的李雪三,“就是不舉手”,“自始至終保持沉默”。許多年後,黃克誠回憶了當時挨整的情景:“會議調整了對策,集中了所有和我關係多的人,要求他們揭發、批判我。為了避免包庇‘反黨分子’之嫌,許多人都得表現一下。於是這個說我是怕死鬼,那個說我是殺人犯。”但是,“也有幾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為人的同志,在會上一直沒有發言。這樣做是要擔風險的,連我都擔心他們會受連累。”

當許多“新中國”的新貴們附和著那個新主子而一窩蜂地去圍斗梁漱溟先生時,原國民黨高層人士何香凝、陳銘樞則為挨整者說了公道話。何老太太在那個一邊倒的會議上,“唯一”發言肯定梁漱溟曾經反過蔣介石,從而回應了毛澤東對梁漱溟的潑罵:“他什麼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且,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罵聲中,仍然稱挨罵者為“梁先生”,令這聽用者久久不能忘懷。陳銘樞則在會上逼毛澤東表態:梁漱溟問題究竟是政治問題還是思想問題?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費舌耗時”;若是後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漸醒悟”。毛澤東答覆:“梁漱溟這個人很反動,但沒有發現他暗中有什麼活動,也沒有發現他與美帝國主義、台灣有什麼聯繫,因此,他的問題仍屬於思想範圍的問題。”

當老共產黨人賀龍落難而其子女無處可躲時,老國民黨人何香凝收留了他們,並把他們藏在周恩來嚴令不許任何人衝擊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卧室。

當劉少奇已被公開批判而許多中共高層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時,宋慶齡仍給劉少奇子女寄賀年卡,並向劉少奇夫婦贈送《宋慶齡選集》,還在書上寫著:“敬愛的劉主席、王光美同志”。“林彪事件”爆發後,“文革”酷烈形勢有所緩解,劉少奇子女“給他們熟悉的叔叔阿姨”寫信,請求把他們“要求見爸爸媽媽”的信轉交黨中央、毛主席。寄給其他人的信有什麼反應不得而知,寄給宋慶齡的信則如願地轉交到了毛澤東的案前,並獲其批示:“父親已死,可以見見媽媽。”

然而在中共這一邊的情形,卻是令人倒抽涼氣。前面所說的彭德懷、黃克誠諸人,還算“官卑職小”,眾人對他們不講人情也便罷了,可是劉少奇不同,是僅次於毛澤東的黨魁,還是國家主席!就是一人之下一萬人之上的地位,就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在毛澤東注視下,除陳少敏一人外,所有與會者都舉了手,贊成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贊成“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兩千中央委員,只有一個委員“半舉手”!

誠然,在這許許多多舉起的手中,有的是出於主動的,有的則是出於被迫的;但就最終結果來看,無論是主動舉起的手,還是被迫舉起的手,都無一例外地擊打在劉少奇的身上,儘管擊打的程度輕重不一,因此,也都無一例外地沾上了劉少奇身上的血,儘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

誠然,這也和毛澤東個人的品質有關。歷來,毛澤東在糾合眾徒整治其政敵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不願摻和其間的人,一些不願與他同趟渾水的人;他都不會輕易地放過這些人,或是當即予以呵斥,讓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後算賬。

在“廬山會議”上,當朱德批判彭德懷不力時,毛澤東當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譏刺得這位總司令“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只是最後講了幾句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大多數中央委員不積極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積極批判劉少奇時,毛澤東當時隱忍不發,只是對他們做了說服爭取工作。可是到了會後,他便默許乃至縱容“造反派”去衝擊他們,去責難他們冥頑不化地犯了“推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結果,90%以上的中央委員都被貼了大字報,其中許多人還被開了批鬥會、戴高帽子、掛黑牌子、坐“噴氣式”以及遊街,蒙受種種羞辱。

不過,這些被批鬥者的結局不完全一樣。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屬劉少奇嫡系人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關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恥辱地熬著活到了毛澤東去世後,亦是“文革”結束後。至於其他人的結局,則視其對毛澤東的認錯態度如何而決定其能否再獲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寫出了痛罵自己糊塗的檢討書和痛責劉少奇歹毒的批判書之後,或說是補做了毛澤東先前布置過的整人作業之後,獲得寬大處理,補考過關,遂從“牛棚”中被“解放”出來,恢復組織生活,重返領導崗位,並在一段時間內作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狀,以報主席知遇之恩。

可見,在毛澤東不斷發起的整人運動中,毛澤東手下的黨人,尤其是高層黨人,沒有權利保持沉默,沒有權利不去積極摻和其間,而都必須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體鱗傷地倒在地上的人。他們如果不這樣做,他們自己也會被整,也會被眾人狠踢猛踹,以致遍體鱗傷。毛澤東數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也就是這位黨主席身邊的那些黨中貴要,大都做過這種落井下石的事、這種翻臉不認人的事。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這個黨的高層成員的道德水準,尤其是毛澤東執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成員的道德水準,大都低於常人的道德水準。這正是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不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僅大都曾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別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別人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整得檢討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來、鄧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劉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說,這個黨的高層成員大都有過雙重的經歷,既有過作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經歷,也有過作為告饒不止的挨打者的經歷。他們既做過“胯夫”,也做過“胯下之夫”、毛澤東的“胯下之夫”。也正因此,高層成員大都有過雙重的恥辱,既有過作為凌辱者的恥辱,也有過作為被凌辱者的恥辱。他們都幾無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過毛澤東所給予的恥辱。

在這個黨的高層中,既積極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別人、又未被別人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終被本黨亦被世人公認為大奸大惡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賢之輩。也就是說,在毛澤東主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橫道”這個古語,不能不認為毛澤東主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政治生態,是相當險惡的,也是相當醜陋的。

但孫中山的夫人卻是個例外,這位老國民黨員,死後被追認為中共黨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長期承擔了大量的國務活動。與此同時,她把許多精力投入婦女與兒童的文化、教育、衛生與福利事業中。之後她一直擔任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和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職務。

關於她與毛澤東的所謂“友誼”一直是一種政治上的粉飾。真相併非如此。

1955年11月,宋慶齡給毛澤東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澤東批示:“宋慶齡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

1957年宋慶齡又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從1958年起,宋慶齡曾推病拒絕參加人大常委會。黨中央委派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去做工作,宋慶齡只得繼續參加。1959年4月,宋慶齡在人大被推舉為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先後兩次推辭:“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掛個名,作個樣子,對國家不利。”提議由李富春或烏蘭夫擔任。

宋慶齡任國家副主席,是劉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議的,政治局討論時,21人中18人贊成,3人反對,反對者是:毛澤東、林彪、康生。當時毛澤東發言:“宋慶齡是我們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贊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

文革期間,宋慶齡先後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了7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慶齡曾3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7封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7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斗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1970年3月,毛澤東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他的話傳達給宋慶齡。傳達時他們說:“主席很關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麼好,建議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慶齡說:“是否嫌我還在?我的一生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

於是,宋慶齡推病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

1980年11月,宋慶齡給黨中央寫了她一生中最後的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慶齡,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宋慶齡聽後微笑說:“不勉強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胡、李問宋慶齡還有什麼要求,她提了兩點:“我死後還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儲蓄,辦個福利基金。”

其實,很多人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都信過,也難怪宋慶齡。只是實踐證明,這套東西是失敗的。經濟上,它無法做到“按勞取酬”;政治上,它沒有制衡機制。加上毛澤東個人品質太壞,死不認錯,一錯再錯,而且是愈來愈錯。宋慶齡因此就無所大作為。其實她是可以有點作為的,不要去“湊熱鬧”,比如參加毛澤東的追悼會,完全可以不去。

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日前在台北說,作為國父的孫女,做任何事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爭取不出差錯,但最終卻換來政治的報復。她說,在大陸時,“因為被指是反動官僚資產階級出身,雖然高中畢業時成績優秀,但我卻不能上大學。還發配我到上海近郊農村做苦工,白天倒馬桶,晚上睡泥地,還要遭白眼,當時甚至想到自殺。”孫穗芳後來寫信求助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祖母宋慶齡,終獲得幫助,得以入讀同濟大學,“祖母是很愛國的,不過後來她卻成為了政治花瓶。”這也許是對宋慶齡及在大陸的國民黨高官中肯的評價。

2011-10-10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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