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史達林仍然在那裡活著。」
「不是死了嗎？」
「但屍體仍有餘熱」
《耳語者》
十五歲的蘇聯少先隊員帕夫利克，向政府舉報了自己的父親特羅菲姆•莫羅佐夫，出售假證件給那些特殊定居地的「富農」流放者。1931年11月，對特羅菲姆的審判在學校進行，據報導，帕夫利克當眾譴責父親的罪行，並告訴法官：「他曾經是我的父親，但我已不再認他為父親。我這樣做，不是作為誰的兒子，而是作為一名少先隊員。」特羅菲姆被送去了勞改營，後來遭到槍決。
由於帕夫利克在上次的舉報上受到了表揚，後來變得愈加大膽，開始接連舉報周圍村民隱藏穀物或者反對集體農莊，引起了公憤。1932年9月3日，帕夫利克被發現死於他們村莊附近的森林，據說是被他們親戚刺死的。最終，莫羅佐夫整個家族受到了審判，除了伯父逃過此劫，他的祖父和祖母，堂弟和教父，全都被槍決。帕夫利剋死後，成為了一代人的英雄，高爾基呼籲為這位年輕的烈士建造紀念碑，號召全體小學生學習這種完美的少先隊員精神。
必須一提的是，1935年蘇聯當局重新提倡家長權威的時候，官方也重新詮釋對帕夫利克的崇拜：對他的揭發行為低調以對，轉而強調他工作努力，在校守規矩等新的美德。
對他的崇拜在道德準則和情感上，深刻影響了整整一代的孩子。他們從帕夫利克的身上學到，與親人之愛及其他個人關係相比，對國家的忠誠則是更為高尚的美德。舉報朋友和親戚不是可恥的，反而是愛國熱忱的表現——這種想法藉助於這場個人崇拜，植入了千百人的腦子，成了每個人蘇維埃公民的切實期待。
由於統治秩序的需要，在整個史達林時期，公共公寓成為了一種生存的必需，好幾戶人家共用一套公寓。20世紀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公共公寓。這種方式的生活，在整個史達林時期，都是大多數城市居民的常態。
隨著政治風向的轉變，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紀30年代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20世紀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決住房危機，打擊私人生活。現在，它變成了一項重要措施，可讓國家的監控進入家庭的私人空間。1928年之後，蘇維埃愈益加強其政策，故意讓黨的積極分子和忠誠的工人，搬進資產階級家庭，以便監視。
費吉斯採訪的一位倖存者居民回憶在共用公寓的生活：「這種感覺不同於我所經歷的鎮壓、逮捕、監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卻更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識，我在共用公寓裡所感受到的，卻是內心自由和個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進廚房，受到聚在那裡的一小群人的審視，就會感到這種窒息，就要啟動自我控制。成為真正的自己，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