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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 斯大林仍然在那裡活著

“迄今,斯大林仍然在那裡活著。”

“不是死了嗎?”

“但屍體仍有餘熱”

《耳語者》

十五歲的蘇聯少先隊員帕夫利克,向政府舉報了自己的父親特羅菲姆•莫羅佐夫,出售假證件給那些特殊定居地的“富農”流放者。1931年11月,對特羅菲姆的審判在學校進行,據報道,帕夫利克當眾譴責父親的罪行,並告訴法官:“他曾經是我的父親,但我已不再認他為父親。我這樣做,不是作為誰的兒子,而是作為一名少先隊員。”特羅菲姆被送去了勞改營,後來遭到槍決。

由於帕夫利克在上次的舉報上受到了表揚,後來變得愈加大膽,開始接連舉報周圍村民隱藏穀物或者反對集體農莊,引起了公憤。1932年9月3日,帕夫利克被發現死於他們村莊附近的森林,據說是被他們親戚刺死的。最終,莫羅佐夫整個家族受到了審判,除了伯父逃過此劫,他的祖父和祖母,堂弟和教父,全都被槍決。帕夫利剋死後,成為了一代人的英雄,高爾基呼籲為這位年輕的烈士建造紀念碑,號召全體小學生學習這種完美的少先隊員精神。

必須一提的是,1935年蘇聯當局重新提倡家長權威的時候,官方也重新詮釋對帕夫利克的崇拜:對他的揭發行為低調以對,轉而強調他工作努力,在校守規矩等新的美德。

對他的崇拜在道德準則和情感上,深刻影響了整整一代的孩子。他們從帕夫利克的身上學到,與親人之愛及其他個人關係相比,對國家的忠誠則是更為高尚的美德。舉報朋友和親戚不是可恥的,反而是愛國熱忱的表現——這種想法藉助於這場個人崇拜,植入了千百人的腦子,成了每個人蘇維埃公民的切實期待。

由於統治秩序的需要,在整個斯大林時期,公共公寓成為了一種生存的必需,好幾戶人家共用一套公寓。20世紀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公共公寓。這種方式的生活,在整個斯大林時期,都是大多數城市居民的常態。

隨著政治風向的轉變,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紀30年代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20世紀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決住房危機,打擊私人生活。現在,它變成了一項重要措施,可讓國家的監控進入家庭的私人空間。1928年之後,蘇維埃愈益加強其政策,故意讓黨的積極分子和忠誠的工人,搬進資產階級家庭,以便監視。

費吉斯採訪的一位倖存者居民回憶在共用公寓的生活:“這種感覺不同於我所經歷的鎮壓、逮捕、監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卻更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識,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卻是內心自由和個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進廚房,受到聚在那裡的一小群人的審視,就會感到這種窒息,就要啟動自我控制。成為真正的自己,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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