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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權辱國?塘沽協定 秦土協定 何梅協定把日軍在華北又拖了五年

國府需要的就是時間,因為此時已經準備開始第五次圍剿,徹底消滅中共割據勢力。同時中央開始打垮割據地方的十多個軍閥,從而控制了中國大部分重要省份。國民政府從1933年到1937年的5年內,利用列強的支持,進行了經濟軍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全面發展,建立了一個大國的底子。如果沒有這寶貴的五年,以1931年時候分裂的中國對抗日本。那麼中日戰爭的結果估計就是大家不願意看到的。國府在1933年以後的華北政策並沒有大的失誤,也是我們得以獲得八年抗戰勝利的一個重要保證。

國民政府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接連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二次十萬人以上規模的主力會戰。分別是1932一二八淞滬會戰和1933長城會戰,把日本人的侵略勢頭阻擋在上海和華北長城一線。

其中在長城會戰中,國民政府使用了近二十五萬各派系部隊和日軍關東軍十萬主力激戰三個多月。雖然造成日軍八千人左右的傷亡,但是最終仍然不敵日軍強勁的進攻勢頭,丟失了華北長城一線大部分關隘。

當時八萬機械化日軍長驅直入,在華北的唐山,通州,密雲一線被退守的國軍拚死阻擋住。日軍進攻無法得手,在這裡和國軍十多萬主力對峙。雙方進入僵持階段,國軍無力擊退逼近這一線的日軍。日軍由於兵力疲乏,短時間內也無力全線攻佔平津的河北一線。

武力無法解決,雙方只好坐下來談判了。

塘沽協定前的華北形勢

可以說,日軍大軍打到唐山,通州,密雲一線後,就讓中國方面處於很不利的地位。

雖然此時日軍並無多大把握攻陷平津二市,從而佔領河北省。但日軍畢竟是處於攻勢地位,即使不作進攻的部屬,也是立於不敗之地的。

日軍精銳關東軍四個師團,連續作戰三個多月,雖然官兵十分疲憊,但日本有著現代化又完善的後勤支援和兵源補充體系。日本的戰鬥力在長期激戰中,並沒有明顯的減弱。

也許有些年紀輕的朋友並不覺得有什麼稀奇。

其實日本能夠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保持軍隊戰鬥力的不減,這本身就是日本陸軍現代化和科學化的最好體現。

現代戰爭除了小規模的接觸戰,大中規模以上的戰役基本就是在拼各國的後勤和補充能力。

誰能夠在長期作戰中保持穩定的戰鬥力且可以隨時補充消耗,那麼,誰必然是最後的贏家。蘇德戰爭就是最好的點評,蘇聯初期損失了二百萬南方主力部隊,但是最終仍然擊敗了外強中乾的納粹德國。

以上都是中日雙方軍力的差距最好體現。

日軍就師團一級來說,有著完備的後勤補給機制。2萬多人的一個甲種師團,就有載重汽車260多輛,軍馬7600多匹,陸上運輸能力極強。

除了陸地運輸以外,日軍還有著強大海運能力。通過《辛丑條約》得到的秦皇島等這些港口的控制權。使得日本可以把大量的兵源和補給品運送到灤東一帶的戰鬥前線。大家都知道,由於中國沒有海軍,對日本水上艦隊基本沒有阻擋的能力,日本水上運輸能力甚至比陸路還要厲害。

除了日本本身的運輸能力超強以外,張學良的胡亂指揮也很大程度上幫助了日本人。

日軍當時攻佔熱河省的步伐非常迅速,熱河軍和東北軍在張學良的英明領導下一觸即潰。熱河省的主要公路和橋樑完全沒有被破壞。

日軍利用熱河省完整的公路運輸線,把錦州方向大量的物資源源不斷的運送到長城一線。

當時國民政府曾經建議過張學良,應該在主力不敵撤退到長城一線的時候,留下相當數量的後方部隊潛伏熱河省後方,用來攻打熱河省內的日軍運輸部隊和後衛部隊。

張學良也曾經接受了這樣的建議。但是熱河軍和東北軍初期就全線潰敗,各部爭相逃命到長城防線。當官的找不到兵,當兵的也找不到官,根本沒有人會冒險留在後方打游擊。

日軍運輸部隊除了要提防熱河的少數土匪以外,根本就像在國內旅行一樣,路上運輸情況良好。

日軍後勤沒有問題,兵源補充也沒有什麼問題。

至於兵源,日本當時實行的是徵兵制度,凡年滿17歲至40歲的男子都必須服兵役。除了日本一線數十萬現役部隊以外,日本還有富有兵役經驗的老兵160萬人,還有適齡但是無兵役經驗兵源158萬人,還有超齡兵源91萬人左右,可以使用的總兵力達到440萬人。二戰後期,由於準備本土決戰,日本甚至編組了共1000萬的男性預備部隊。

此時日本不用大規模動員,就可以立即使用的士兵總數約現役士兵加上二線部隊共102萬人。

相比起來中國方面則要差的多。

由於沒有現代化的後勤體系,雖然國民政府和民間愛國分子竭盡全力。中國軍隊的後勤補給品也是不能滿足前線的實戰需要。

由於汽車和馬匹奇缺,很多時候前線補給主要靠華北農民用耕牛或者肩扛送到前線。

當時日軍打到密雲一線,雖然大部分日本士兵也已經非常疲憊,但並非沒有強勁的進攻能力。

相反,此時的國軍兵力已經達到了極限。

當時中央軍一共不過40多萬人,其中有11個師(中央軍1個師一般1萬人左右)集中到長城一線和日軍作戰,還有12個師在江西前線進行第四次圍剿。

剩下二三十個師要在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廣大面積內,用作威懾十多個隨時可能叛亂的地方軍閥,各地的土匪,宗教和民團武裝等等。

中央軍可以使用的部隊屈指可數,中央政府處於無兵可調的可怕境地。

到了後期,由於一線部隊連日作戰頂不住日軍的銳利進攻。蔣公緊急把保衛首都南京的中央軍最精銳的全德械87師和88師全部調到華北前線。

這些部隊都是德國顧問幫助中國建立的所謂樣板部隊,是用作建立中國新式德國化陸軍的試驗部隊。

簡單來說,這二個師是教導師,就像現在的殲十的試飛員一樣。他們是用全部德國進口的裝備,作研究試驗和作為樣板編組的新的部隊,根本不是用來作戰的。

蔣公連把這二支部隊都調到華北前線,可見兵力已經達到了極限。

估計有些年輕人會問,那為什麼不把剿共前線的12個師調到華北。

當時對於政府來說,日本和中共並沒有什麼大的不同——他們都是要推翻政府的敵對勢力。

區別在於日本當時很強,短期內不能取得對日作戰的勝利。

而中共處於中華民國的腹地而實力相對較弱,可以短期內肅清。

當時中國各地軍閥雖然對抗中央,至少還承認中華民國這個稱號,表面上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

但是,中共已經在江西成立了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就是國中之國。這就是說,他們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對於這種公然反政府的叛亂,我想世界歷史上無論哪個國家和政府都會全力將其擊破。尤其它是在江西湖南湖北這樣的中國要害省份,一個不小心,就打到南京去了。

況且當時由於日本入侵華北,長城會戰剛一開始,中央已經被迫停止了第四次圍剿,對紅軍採取攻勢防禦的態勢。

但是國軍無法抽調兵力北上,除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本身存在的連續性以外。中共的游擊戰精華就有所謂:“敵退我追”一說,一旦國軍後撤,紅軍一定會尾隨追擊,同時攻打江西國軍據點,向外擴張。

當時除了中央軍以外,中國各地軍閥方面照例一邊高談抗日一邊坐視不理,不出一兵一卒。

當時只有和日本入侵華北有直接厲害關係的幾個華北軍閥,比如山西的閻錫山,河北和察哈爾宋哲元,還有就是還留在華北東北軍張學良部這三個軍閥派出大約十五萬人參戰。

其中宋哲元把察哈爾的三萬部隊幾乎全部調到河北,察哈爾只留下千把人的保安部隊,完全是唱空城計。

閻錫山也把商震和傅作義幾個精銳軍都用上了,也算拼了本錢。

張學良更不用說了,在部下幾個軍長的領導下,東北軍能夠作戰的部隊,都和日軍激戰在灤東地區。

除此以外,軍閥的援軍就是全無,除了還有點良心的楊虎城在戰役最後派來一個雜牌師,其他軍閥部隊就完全沒有了!

和河北近在咫尺的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的十萬山東軍仍然在自己的地盤觀望!

當時西南一些地方軍閥,比如廣西白崇禧,廣東陳濟棠,四川劉湘等軍閥看到中央軍和日軍激戰傷亡慘重以後,甚至頗為高興。

因為中央主力受損,就無法繼續進行統一全國的消藩運動,也就不會危及他們土皇帝的地位了。

簡單來說,國軍的兵力已經達到極限。

25萬人已經是現階段可以調用的全部主力,再也調不出更多的部隊了。

總之,塘沽協議簽訂之前的態勢是。日軍直逼平津,戰鬥力大大優於防守的中國軍隊。

但是日軍並沒有成功攻佔平津的把握,而且現在也不是全面佔領好時機,加上在華北有大量利益的英美列強的嚴厲制止,日軍願意佔了便宜以後撤軍。

作為中國方面來說,依靠現在的二十萬亂七八糟的軍隊,能不能在平津抵抗住現代化的8萬日軍的進攻難度很大。至於要把已經躍過長城一百里的日軍主力趕回去——更是有心無力。

當時北平城已經可以聽到大炮的響聲,老百姓人心動搖,紛紛南下逃命。連華北高級軍官也考慮退守河北保定繼續抗日。

既然無力擊退日軍,而長期抗戰又完全沒有條件,只有談判一條路了。

塘沽協定的簽訂

當年李鴻章接受大清皇上命令簽訂了《馬關條約》後,被大清帝國的民眾罵的體無完膚,恨不得食肉寢皮。

但其實李鴻章只是大清帝國的一個大臣而已,沒有大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他又有什麼膽子和資格簽訂這個條約。

一句話,他是為皇帝背了黑鍋。

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是只敢罵古人罵小嘍啰而不敢罵當今的皇帝等實權者。

皇帝當時為了平所謂民憤,還把李鴻章解職,這又何苦來哉!

實際上李鴻章七十七歲快死的時候,還被慈禧太后緊急派到北京去和八國聯軍協調撤軍問題。據說李鴻章死前,俄國公使還在病床前對李鴻章大喊大叫。

一個人是救不了國家!

那麼中日戰事至此,這個現代李鴻章由誰來作?

因為當時全國愛國情緒高漲,當時國民黨各大員都不敢出頭。

當年簽訂一二八上海停戰協定的外交部長王正廷就還被愛國青年打傷,稍後行政院長汪精衛還被愛國青年刺殺。這幾年內,被學生工人打傷的外交官員也夠多的了。

蔣介石只得讓他的義兄弟黃郛來擔任。

黃郛此人是同盟會早期會員,也是國民黨的大老和重臣。他參加民國初年過許多重要的政治軍事活動,還一度代理總統的職位。

但是在北伐期間,日軍在山東搞了濟南慘案。他們試圖通過軍事事件消滅北伐軍,從而阻止中國的統一步伐。那時候擔任外交部長的黃郛和日軍達成協議,從濟南撤軍。

此舉保證了北伐的順利成功,但是黃郛被各方面攻擊為賣國賊和現代秦檜。他背了黑鍋,被罵得全家人不敢上街。黃被迫辭職,回到老家學佛隱居了五年。

到了1934年,黃郛已經54歲了而且身體很不好,頗多疾病(實際上2年後的1936年黃郛就去世了)。

衣食無缺的黃郛,本沒有必要再去趟這灘混水。但黃郛還是經不住義兄蔣介石的請求,最終同意和日本人談判。

這個有著豐富對日交涉經驗的老牌外交官硬著頭皮趕到北平,和如狼似虎的日軍代表進行協調。

黃郛剛乘坐火車就遇到了開門紅。一個“愛國組織”宣布誰和日軍談判就是賣國賊。他們朝黃郛所在火車投擲了一顆烈性炸彈。還好黃郛早有準備,只炸死了黃郛的衛兵和老百姓。

黃郛趕到北平以後,組織了一個和日本交涉的政務整理委員會,黃郛擔任委員長。

之後就是激烈的談判。

雙方為了獲得自己的優勢地位,採用了所能想到的一切外交談判藝術。

期間甚至和上甘嶺一樣——雙方為了取得談判的優勢,還有進行了一些相應的軍事行動。

當時蔣介石的中央政府讓黃郛堅守的底線是:

1.談判限于軍事,不可涉及任何政治

2.絕不可放棄長城以北,現由日軍佔領的任何領土主權

3.不承認偽滿洲國

當時日本負責談判協定的,真是後來大名鼎鼎中國通崗村寧次。

崗村在回憶錄中寫到:他之前就知道現在日軍繼續進軍華北沒有太大的把握,還是見好就收。

此時正好日本政府對於軍方的激進政策有一定的疑惑,加上國際英美等列強的強力調停。

日本方面基本同意這些條款。

此前黃郛表示希望日本政府宣布滿洲國為中國的一部分,這點崗村倒是當場拒絕了。

塘沽協議最終簽訂,具體內容為:

1.中國軍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亦不得有挑釁擾亂之舉動。(成立了一個所謂非軍事區)

2.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得隨時以飛機或其他方法進行監視。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並提供各種便利。

3.日本軍確認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超過上述之中國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且主動回到大致長城之線。(日本主動撤軍回長城一線)

4.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區內之治安,由中方警察機關負責維持。

上述警察機關不得利用刺激日軍感情之武力團體。

5.本協定簽字後即發生效力。

這個條約對日本方面來說,有著較大的意義。

首先,他通過長城會戰確保了佔領滿洲國的安全。

中國軍隊不能靠近長城一線的幾十里的非軍事區,也就無法有效的對熱河省進行進攻。

通過非軍事區,建立了一個軍事緩衝地帶。

其次,保證了日本對華北戰略上的進攻勢頭

日軍通過塘沽協定建立了一個所謂的華北非軍事區。中國軍隊不得在華北唯一的適合防禦地帶——長城一線駐軍,華北也就是再無險可受,這就等於打開了華北的門戶。

日本在華北保持戰略進攻的勢頭,日軍機械化部隊可以很快開進,進入河北地區。

它只要沿著平原地帶快速突進並且發揮火力的優勢,中國守軍是很難抵擋的。

最後,日本方面通過這個協定,迫使中國軍隊不得在華北長城以南一百里內駐軍,也是從意志上嚴重打擊了中國的愛國意志和抵抗熱情,宣揚日軍的強大威力,對中國人從精神上進行打擊。這點也是相當重要的。

對中國方面來說,這個條約雖然造成日本勢力滲透進華北。

但是當時日軍實際上已經佔據了這些地區。

當時如果日本十萬大軍長期在河北北部駐紮,就是賴著不走,國民政府又有什麼好的辦法?

答案是,完全沒有辦法!

事實上,當時如果沒有列強的嚴厲調停,尤其是英美二國的介入(其中英軍甚至從香港抽調地面部隊從秦皇島登陸威懾日軍)。

日本其實完全可以不撤軍,而把部隊長期駐守在長城以南的華北一線。中國軍隊當時的戰力,也是無法擊退日軍的。

塘沽協定下,中國雖然受了一定的損失,但是實際上只是丟失了熱河省和長城的各關隘的駐軍權,並未完全丟失華北的主權。

唯一丟失的是熱河省的主權,但是熱河省早就被張學良丟了,這已經是既成事實,你不承認不代表這個事實不存在。

中國方面能作的只是拒絕公開承認罷了。

老薩並非一味為國府說好話,其實《塘沽協定》雖然是一個戰敗的凄慘條約。但是並沒有像《辛丑條約》那樣割讓華北的土地,讓出外國軍隊的駐軍權,也沒有承認滿洲國。

這就當時危急情況來說,已經算是不容易的了。

至少日本沒有提出向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蘇加盟條約》一樣的如中東鐵路共享權,蘇聯在新疆和東北的優厚特權,中蘇聯合礦產公司特權等經濟政治特權,把這些地區變為他國的勢力範圍,也沒有明確通過條約割讓比如外蒙一樣的土地

雖然丟失了到長城一百里的駐軍權,但是畢竟得到了一段寶貴的和平時間。

當時國府需要的就是時間,因為此時已經準備開始第五次圍剿,徹底消滅中共割據勢力。同時中央開始打垮割據地方的十多個軍閥,從而控制了中國大部分重要省份。

國民政府從1933年到1937年的5年內,利用列強的支持,進行了經濟軍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全面發展,建立了一個大國的底子。

如果沒有這寶貴的五年,以1931年時候分裂的中國對抗日本。那麼中日戰爭的結果估計就是大家不願意看到的。

這一切,都需要時間。

十多年後,崗村寧次再次代表日本和中國代表談判。不過這次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歷史就是這樣。

塘沽以後的日本華北戰略

日本的華北戰略很簡單,用四個字就可以點評:蠶食華北。

1933年7月6日,日本陸軍省和參謀部向內閣提出的《對華政策大綱》中強調:必須使華北政權壓制國民黨在華北的抗日活動,並使國民黨逐漸減少力量,最後迫使其解體。

10月2日,日本陸軍省提出《帝國政策》,提出在華北設立——緩衝地帶,培養適應於分離傾向的親日分子並促使其組織化。

11月30日,日本陸軍省在對內閣制定的《帝國外交政策》最後修正案中提出:支持中國大陸上之分治運動,驅逐國民政府勢力於華北之外的分離華北的政策。

12月7日,日本內閣通過使華北脫離南京的對華分治政策。

相比地源廣大但人口稀少,資源也沒有什麼開發的東北四省而言,華北對於日本更為重要。

華北當時包括察哈爾,綏遠(這二省構成的內蒙古的主要部分),河北,山東,山西五省和北平、天津兩個非常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城市,總面積超過100萬平方公里,約為日本土地面積的3倍;人口約7620萬,約佔全國的1/6,也超過當時日本全國人口(約7000萬)。該地區物產豐富、交通發達。當時的小麥產量佔全國1/3,棉花超過50%,煤佔45%,鹽佔20%,鐵路總長度佔全國1/2,公路佔1/6,另有天津、青島、秦皇島、煙台、威海等天然良港。

1933年開始,國民政府開始和西方列強合作,大量擴充軍備和進行實質統一全國的舉動。

當時的美國,英國,法國甚至納粹德國和義大利,出於各自的軍事經濟目的,開始和中國合作。

日本方面深感恐懼和憤怒。

他們了解統一的中國對他們的威脅。

日本人蠻橫的認為現在分裂的中國是自己的勢力範圍,列強染指它就是在挑戰日本。

當時的日本外交官員天羽英二隨即發表了一個臭名昭著的《天羽聲明》,宣布中國是自己的勢力範圍。

具體如下:關於東亞問題,日本的立場和使命,也許和其他各國的立場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國採取利用其他國家排斥日本、違反東亞和平的措施,或者採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對。各國也應考慮到由滿洲事變、上海事變所產生的特殊情況,如果對於中國想採取共同行動,即使在名義上是財政的或技術的援助,必然帶有政治意義。提供武器、軍用飛機、派遣軍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後顯然要導致離間中國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國的關係,產生違反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的結果。因此,日本不能對此置之不理。

天羽申明的本質在於宣布中國為日本的勢力範圍,禁止其他列強的進入,這就等於把中國當作了保護國。

但是此時的日本政府還不敢太囂張。當英國和美國政府要求日本對該申明解釋的時候,日本隨即退縮了。

此時日本已經感到蠶食華北並不容易。

中央政府的機構,黨部,特務組織,各種抗日愛國組織在華北的勢力都很強。尤其是國民黨的特務機關,通過分化和暗殺等手段,收買和處死了不少試圖投靠日本的漢奸,比如北洋餘孽張敬堯大帥。

日本準備在華北扶持漢奸——建立偽政權的行為一再失敗。

日本人認為如果要蠶食華北,必須把中央政府的勢力從華北清理出去。日本人更願意和有奶就是娘的中國軍閥打交道。

政府決定通過一系列軍事政治手段,讓華北宋哲元,山東韓復榘,山西閻錫山等軍閥獲得實際上的本省控制權,從而實現自己的目的。

10月28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所謂的《對華政策新方針》,後明確為《對華三原則》:

1.把反滿抗日分子徹底地驅逐出華北;

2.華北經濟圈獨立(日本政府的借口是:要救濟華北的民眾,只有使華北財政脫離南京政府的管轄);

3.通過華北五省的軍事合作(借口是防止赤化)。

至於中央控制較弱的察哈爾和綏遠二省,日本則希望採取建立偽蒙古國來控制。

秦土協定

日本通過在察哈爾的一系列小規模軍事事件,由察哈爾省代理主席秦德純與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之間簽訂。最終簽訂了秦土協定。

內容為:

1.將駐於昌平和延慶一線的延長線之東,並經獨石口之北、龍門西北和張家口之北,至張北之南這一線以北的宋哲元部隊,調至西南地區。該地區由中國警察部隊駐守,避免衝突。

2.解散該地區排日機構。

3.對日表示遺憾,並處罰事件負責人。

4.從六月二十三日起,在兩星期內完成以上各點。

5.制止山東大量移民進入察哈爾省,保證蒙古族人在察哈爾省的權力,反對政府對其壓迫。

通過這個協定的第一條和第二條,日本獲得察哈爾省北部的相當的控制權,幫助日本下屬偽軍在察哈爾北部站住腳,減弱了宋哲元對察哈爾東北部的控制力,為偽內蒙古國的建立進行準備。

日本通過秦土協定得到了察哈爾的一些特權,得到了實惠。

之後,日本又染指綏遠,試圖把綏遠和察哈爾北部聯合起來,建立偽蒙古國。

但是這次日本過於窮凶極惡了,他們錯誤的使用了單純的軍事手段,想一口將綏遠省吃下。

國府毫不示弱,他們針鋒相對在綏遠和日偽開戰。

中央軍和晉綏軍並肩作戰,獲得了百靈廟大捷。

他們將偽蒙古軍隊和偽軍大漢義軍入侵的一萬多人大部分全殲,還砍死了二十多個日本軍事顧問,導致日軍內蒙古國計劃在1937年前的完全失敗。

要命的何梅協定

當時華北的局勢,山東和山西都是由狡猾多智的老軍閥閻錫山和韓復榘控制。這二個軍閥戎馬一生,有著豐富的政治和軍事鬥爭經驗,比較難對付。

山西為閻錫山經營多年,該省軍政經濟都已經自成一家,連鐵路都是窄軌,日本很難涉足進去。

至於山東韓復榘除了有十萬山東軍的強大部隊以外,此人為人強硬,曾經用炮兵包圍過濟南的日本領事館,總之不太好惹。

所以日本除了在察哈爾的滲透以外,日本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華北最北方的河北省。

通過一系列的陰謀和公然的武裝兵變,日本又迫使中國方面在1935年簽訂了《何梅協定》.

當時東北義勇軍孫永勤部在中國方面的支持下進入灤東所謂的“非武裝區”,打擊當地漢奸武裝。日本以違反塘沽協定,對國民政府進行抗議。

與此同時,當時親日派分子天津《振報》社長白逾桓、《國權報》社長鬍恩溥在津日租界被暗殺事件,日本認為是國民黨特工所為!

日本發表申明說到:此河北事變系中國排外之舉動,若中國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則日方將採取自衛行動

日軍開始進行軍事準備,駐津日軍連日在天津門前武裝示威,並舉行巷戰演習,脅迫中方滿足要求。

日軍主力還在山海關一線集結。

日方要求的內容是:為了徹底剷除華北的抗日行動,日本軍認為蔣介石必須放棄對日的兩面政策,最小限度必須將執行該政策的機關——憲兵第三團及類似團體、軍事委員會分會政治訓練所、國民黨黨部及藍衣社從華北撤退,並希望將其實力後盾——第二師、第二十五師等有害無益的中央軍一律撤退,還必須罷免與這次事件有直接和間接關係的蔣孝先、丁正、曾擴情、何一飛等,以及不顧停戰協定的精神、與以上各機關通謀策劃、與日軍勢不兩立的于學忠。

總之,日本的目的就是把中央政府的勢力撤出河北省。

日本要求

1.于學忠及張廷諤一派之罷免;蔣孝先、丁昌、曾擴情、何一飛之罷免;(中央政府官員撤出)

2.憲兵第三團之撤去;軍分會政治訓練處及北平軍事雜誌社之解散

3.日本方面所謂藍衣社、復興社等有害於中、日兩國國交之秘密機關之取締,並不容許其存在;(中央的特務組織撤出)

4.河北省內一切黨部之撤退,勵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廢;(中央黨部撤出)

5.第五十一軍撤退河北省外;(中央政府軍隊撤出)

6.第廿五師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師學生訓練班之解散;

7.中國內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何梅協定的核心內容就是:中央軍和中央政府機構從河北省撤出,由地方軍閥宋哲元的西北軍接手。

因為日本方面認為中央政府在河北的存在,非常不利於其對河北的滲透。他們更願意和宋哲元之內的軍閥打交道。

但是日本人顯然失算了!在何梅協定以後,中央軍從北平撤走,此時西北軍還沒有換防到北平。日本糾集漢奸白堅武、潘毓桂等人的數千偽軍進攻北平,被宋哲元急調察哈爾的37師強行軍120公里後剿滅。

日本人又是雞飛蛋打。他們從1931年開始就始終錯誤的低估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把中國人的權力慾望過於放大了。在日本人認為,中國人都是官迷!

但是,何梅協定迫使中央的勢力退出河北省,便於日本加強對華北的分離工作。從1934年到1937年,日本在河北的各種事件多如牛毛,其中在1936年後幾個月內就有6月26日第一次丰台事件,7月9日大沽口衝突,7月22日天津金剛橋事件,9月18日第二次丰台事件,10月南苑衝突。

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奪取華北重要省份河北省。

當時日本人認為,宋哲元是西北軍閥,原本一直沒有地盤,又被中央政府排擠。現在給予他河北和察哈爾的地盤加上一些日本援助,宋哲元一定會樂於把華北搞獨立

從何梅協定以後,隨著中央軍的撤出華北。宋哲元以西北軍的37師控制北平,張自忠的38師調到天津,趙登禹132師調往河北省任丘、固安、河間一帶,由劉汝明143師留駐察哈爾,自此宋哲元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爾等地,宋哲元夢寐以求的地盤終於到手了。

需要說明的是,日本人對待宋哲元的進軍並沒有阻擋,他們認為宋哲元是第二個溥儀。

日本從宋哲元到河北上任開始,就派出大量漢奸對其進行遊說,希望其宣布河北獨立。

蔣介石和汪精衛方面,也同樣派人勸說宋哲元要愛國,抗日。蔣介石還語重心長的對宋哲元部將說:當前抗日的國防建設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爭取時間,維持的時間越長,對國家貢獻越大,務必要忍辱負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軍長而不可告訴別人

國民政府出於表示對宋哲元的信任,還正式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戍司令,冀察綏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

實話實說,宋哲元雖然有過很多抗日壯舉,但是不代表他不是軍閥。

軍閥本質讓其首先考慮的是自保。

1935年南京政府實行幣制改革,以法幣代替銀元流通,各地收上來的銀元運交上海國庫。幣制改革是國民黨政府從經濟上統一中國的重大舉措,金融權力集中於中央以後,地方分裂勢力就無力興風作浪。南京政府的金融舉措讓日本軍方暴跳如雷。日本天津駐屯軍向宋哲元提出“華北金融緊急防衛綱要”,要求禁止銀元南運,並警告說:“白銀國有與華北現銀集中上海,皆危及華北經濟,阻礙日本帝國利益,蹂躪日本近年對華北主張,如貴方不能防止和徹底處置,日本方面將以實力實現自己目的。”同時日軍關東軍也向關內運動,日本飛機天天在北平上空盤旋示威。迫於日本方面的壓力,也不願失去財政自主權,宋哲元於是下令禁止銀元南運,河南的商震、山東的韓復榘隨即響應,使南京政府控制華北金融的計劃泡湯。

冀察政務委員會

日本經過一年的收買,見軟手段對付不了宋哲元,開始改用硬手段。

1935年10月日本製造“香河事件”,煽動河北省東部香河、昌平、武清等縣的漢奸暴動,佔據香河縣城,並成立由漢奸組成的臨時維持會。接著,日本扶植漢奸殷汝耕在河北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東22縣,宣布脫離國民政府。同時大批日軍進入關內,威脅北平、天津。一時間,華北空氣極其緊張。

宋哲元面臨如此危局,也是十分為難和緊張。由於無法進入冀東清剿殷汝耕,國民政府只得宣布逮捕殷汝耕。

日本方面土肥原此時又向宋哲元提出“華北高度自治方案”。日本方面要求宋仿效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華北自治政府,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簽字。

看宋哲元百般推脫,土肥原即於1935年11月11日向宋發出最後通牒,限宋哲元在九日內實施這個方案,否則日軍將出兵河北。

宋哲元又一次被逼無奈,和秦德純、蕭振贏商量以後,明確拒絕了土肥原的提議,但同時通電全國,要求南京政府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還政與民。

宋哲元這通電等於變相的自治宣言,全國人民大為震驚,一致討伐。

好在此時日本政府和軍閥發生了矛盾,下令日本華北自治計劃暫停,宋哲元才躲過此劫。

雖然暫時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日本終究會繼續分裂活動的。

宋哲元再和蔣介石商議以後,在1936年1月前後,組成了冀察政務委員會,來應付日本人。

宋哲元親任委員長,委員會由西北軍、東北軍和親日分子組成。宋哲元為委員長,另有包括萬福麟、王揖唐、王克敏、秦德純、張自忠、石友三等在內的16名委員。其中,王揖唐、王克敏等老官僚為日方推薦。

這個委員會就本質上來說,只是糊弄日本人的東西。實際上,委員會大權完全在宋哲元西北軍一派手中,漢奸和北洋餘孽只有象徵性的權力,根本沒有任何實際權力。

日本人當然也不是傻子,他們很快發現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假。

日本人認為無法用政治外交手段讓宋哲元屈服,決定在1937年7月7日,通過武力手段迫使宋哲元真正讓出河北的權力,才開始了全面的抗戰行為。

但是這些中國當時民眾不能了解。在中共的煽動和組織下,1935年12月9日,河北各地發生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這個一二九運動,造成華北經濟政治生活幾乎全部停頓,也推遲了國府的既定華北政策。

需要說明是,當時野蠻的西北軍閥部隊也只是命令軍警帶著沒有子彈的空槍嚇唬學生。後來最多也是用木槍,水龍和大刀的刀背驅趕學生,一二九運動中,學生只有受傷,沒有死亡。

但是,就是這樣,政府的鎮壓行為也被中共一派和地方軍閥嚴厲控訴。

老薩回想某年某月,頗有心酸和感慨。

民主,只是一個虛弱的幻覺罷了。對於中國人,直到今天也是。

雖然連續協定了三個不平等條約,但是在這些條約爭取的4年時間內,國府利用紅軍長征完成對西南西北地區的全面控制,還打敗了諸如中共,廣西和廣東軍閥的武裝叛亂。

在德國和美國的幫助下建立了新式陸軍的基礎和新式空軍的雛形,整體的持久抗戰體系也已經形成。

完成金融體系和幣制的改革。

甚至初步爭取到了抗戰的軍援(蘇聯)。

就那宋哲元的二十九軍來說,從當年每個士兵一把破步槍20發子彈一把大刀六個手榴彈的3萬落魄軍,變成5個師48個團,共12萬兵力的強大部隊。二十九軍相當一部分部隊裝備清一色的捷克式輕武器,一個師700挺機槍和若干門山炮,戰鬥力脫胎換骨了。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國府在1933年以後的華北政策並沒有大的失誤,也是我們得以獲得八年抗戰勝利的一個重要保證。

附:摘錄一下相關事件的文章

第一次丰台事件:

馮治安三十七師一部分軍隊由張家口調丰台駐防。26日上午9點左右,幾個士兵在離鐵路不遠的地方放馬,一列火車駛來,汽笛長鳴。那些從蒙古草原上弄來的軍馬,還沒有受過現代化生活的熏陶,不習慣鐵路附近的環境,有五匹受驚狂奔,其中一匹衝進正在修建的日軍營房中。隨後二十九軍士兵趕到,軍馬已被日軍扣留。士兵與站崗的日本兵交涉,要求他們放還軍馬,日方不但不放,反而凶蠻地打傷中國士兵,而且又有不少日軍持槍跑出營房加崗放哨,如臨大敵。此時,二十九軍三十七師軍官聞訊趕到現場,忍氣制止中國士兵,要求他們採取克制態度,一場爭端才告結束。

第二天,一個朝鮮籍的日本特務衝進二十九軍三十七師的馬廄,竟說營中馬棚是他的私產,是他花錢買來的,非要騰出不可。官兵覺得事情太離奇,未予理會。這個日本特務竟立即從腰間拔出短刀動武,並招來全副武裝的日本兵幫打助威。中國官兵忍無可忍,只得還手自衛,雙方發生械鬥,各有負傷。

大沽口事件:

7月9日2點鐘,駐塘沽日軍香川部隊30名步兵,乘小船在海河進行軍事演習,他們把船划到東大沽,要求在那裡登岸。東大沽是二十九軍劉汝明一四三師一三三旅劉團一營的防守地,因為事先沒有接到日軍進行演習的通知,中國守軍不允許日軍上岸。日軍不聽勸阻,強行登陸,互相槍擊,各有傷亡,後經中日兩方軍官出面制止,槍戰停止。10日劉團長奉命拜訪日軍香川隊長,向他表示歉意。張自忠親自向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委婉進行解釋,大沽口事件才得以了結。

天津金剛橋事件:

天津市政府保安隊九中隊第三分隊隊長鄒鳳嶺,是個土老冒,第一次到天津來,聽說天津是個熱鬧的大城市,7月21日晚間,穿上了便衣到市內街上遊玩。因為這個老冒不熟悉天津情況,更不了解街道分布,誤入日本租界,被日本特務逮捕關押,日本特務對鄒進行嚴刑拷打,審問他的身份、到日租界的目的。鄒鳳嶺死活不敢暴露,一口咬定是北寧新站小營公司的茶役,因迷路誤入租界。

22日,日本特務會同中方公安局押鄒鳳嶺到小營公司對質。

由日租界到新站須道經市政府。此時,市府保安隊正為分隊長失蹤著急。一個在市府輪值的保安隊員看見一輛卡車從金剛橋通過,車上押著的人正是他們的分隊長,一時情急,向此車開槍射擊,打死一名日本特務。保安隊的另一些人合力把鄒鳳嶺搶了回來。

事發之後,許多日本特務一窩蜂擁來,聚集在天津市政府門口。市府保安隊也全體出動,個個持槍肅立市政府門前。

第二次丰台事件:

7月以後,日軍不時借故挑起事端。一天日僑森川太郎無故闖入二十九軍兵營內尋釁,與守衛士兵發生毆鬥,被刺受傷。日方以此為借口,再次提出要二十九軍讓防。宋哲元派人同日本駐屯軍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進行交涉,答應給予賠款和懲辦打人凶手。對宋哲元的讓步,日方不予理睬,仍以“駐丰台日軍感受到二十九軍威脅”為理由,堅持要求二十九軍讓防。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5周年紀念日。每年的今天,二十九軍官兵都要進行國恥紀念日軍事演習。

下午,馮治安師混成部隊二營五連孫香亭部在鐵道附近演習。6點整整隊歸營。日軍也在“九•一八”進行紀念演習。回營之時,恰與中國軍隊在正陽街上狹路相逢,街道狹窄,不能同時通過,日軍耀武揚威,奪路先行。中國士兵早已憤懣於胸,也不相讓。於是兩軍在路中對峙。

一些日本軍官用生硬的中國話大叫大嚷:“皇軍大大的好,支那兵小小的!”有的還用手指比喻,大拇指伸出來表示是皇軍,小指伸出來表示是支那兵。

二十九軍的青年軍官和士兵鬥志很旺盛,巴不得和日軍開戰,此時豈能相讓,也就回罵起來。一時中日士兵展開一場舌戰,揮舞拳頭,互相辱罵。

日軍小隊長岩井少尉帶領兩名日本騎兵衝進孫香亭連的行列之中,戰馬亂沖亂踏,中方士兵有的被馬踩傷,於是用槍托擊馬,場面混亂,日騎兵被趕出行列。

日軍指揮官穗積大佐說中國軍隊侮辱了日軍,立即命令其部隊散開將孫香亭連團團包圍,並要解除孫連士兵槍械。孫香亭快步走出行列,到陣前與日軍交涉,竟被日軍擄去。中方士兵也立即列陣,準備還擊。

日軍向其上級報告,日方立刻決定從北平增派一個大隊,由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率領馳援。中方也得消息,當牟田口率隊抵達丰台附近大井村時,遇二十九軍駐軍,受到阻止,發生衝突。

日軍一面層層包圍丰台的中國軍隊,一面趁機將丰台通北平的電話線割斷,以阻中國軍隊對外聯繫。當日軍布置完畢之後,便向中國軍隊開槍,中國軍隊被迫應戰,雙方槍聲陡起。趁機,日軍迅速佔領丰台各重要軍事要地,並包圍了二十九軍在丰台的營房。兩軍相持整整一晝夜,雙方各有傷亡。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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