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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既得利益者互斗 會成為制度變革重要力量

為什麼貴族要實行法治和民主?因為在專制的體制下,既得利益者雖然有特權,但是他們沒有人權,他們相互鬥爭,其實都是在相互摧殘。普通老百姓在專制體制下感覺到不安全,但其實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權者自己。他們有時候是人上人,但突然之間就可能變成階下囚,甚至人頭落地。時間長了他們認識到這樣的制度對誰都不好,還是應該用權利保證每一個人的利益、每一個人的安全。

既得利益者是否能變成改革者?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正面的。人們普遍認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這一點當然沒有錯。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中外歷史,許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動甚至領導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變成改革者,改革是沒有希望的。只有當既得利益者有可能變成改革者的時候我們才有希望。

為什麼既得利益者可能變成改革者?我總結有三個理由。

第一,理念的力量。我們人的行為並不完全是由所謂的物質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是人,是因為他會思考、有價值觀、有理性,他的價值觀和思考當然會影響他的行為。所以,啟蒙思想家大衛•休謨在兩百多年前就講過,儘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類的所有事務是由觀念支配的。縱觀歷史,許多偉大的變革都是由觀念的變革引起的。

古希臘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推動者是梭倫和伯里克利。他們都是大貴族,但把選舉權推廣到普通公民。為什麼?因為理念。美國獨立戰爭後喬治•華盛頓沒有當皇帝,當總統也只當兩任,然後就回家種地,是出於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鄧小平“文革”之後發起一系列改革,包括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也是基於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進行的改革也是理念使然。

我們講到法國大革命,總說它是資產階級革命,其實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動力量是舊制度下的貴族。啟蒙運動是貴族性質的,知識階層當中的好多人來自貴族,《百科全書》160位作者中有30位來自老貴族,幾乎所有的啟蒙運動期間的沙龍都是在貴族的家中舉辦的,盧梭30%的通信者、伏爾泰50%的通信者,都來自貴族階層。廢除貴族的大革命是貴族自身努力的結果。受到威脅的精英們,在困境中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它就為大革命提供了靈感。大革命領導人米拉波本身就是貴族出身。

再看我們中國近代的革命。中國共產黨我們叫“工人階級政黨”,其實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和早期領導人基本都是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或他們的後代,這些既得利益者包括地主、富農、資本家、軍閥、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等,因為工人家庭不可能有錢送孩子上學、出國。他們鬧革命不是因為工人階級要鬧,而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一種新的理念,這種理念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馬克思和列寧本人也不是來自工人階級家庭。馬克思的父親是一位很有錢的律師,岳父是普魯士的貴族,他的合作者和贊助商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位資本家,有好幾個工廠。馬克思本人過的也不是無產階級的生活,他在寫《資本論》的時候每年的生活費400英鎊左右,而當時英國最富有的1/10的人年平均收入是72英鎊,這些生活費用馬克思自己的理論說,是來自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早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只有一個工人出身,但是我們也知道他後來背叛了。

我們再看一下廢除黑奴運動的歷史。廢奴運動主要是由白人發起的,最早反對黑奴制的是天主教會,因為按照基督教精神,上帝對所有人一視同仁。1775年,在費城成立了美國第一個反黑奴制協會。1781年起,本傑明•富蘭克林一直擔任該協會的名譽主席直到去世。英國是反黑奴的一個重要力量,從18世紀開始,英國國教內部的福音派、貴格會都在推動廢除奴隸制。1783年,貴格會向議會請願廢除奴隸制,之後工人階級也參與進來。1807年,英國議會廢除了大英帝國的販奴貿易。1833年,英國政府終止了殖民地的販奴貿易,並派遣軍艦在海上攔截販奴船隻。1838年,英國政府廢止《黑奴學徒制度》。最終英國解放了70萬奴隸,為廢奴花費了2000萬英鎊。

類似的,20世紀早期中國婦女的放腳運動,並不是婦女努力的結果,而是男人努力的結果。康有為、梁啟超這些人當時起了很大作用,因為對他們來說,纏腳是一種國恥,有損於中華民族的國際形象。

這就是理念的力量!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間是有博弈的。我們談論既得利益者的時候,有一個錯誤的假定,好像他們是一個整體,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會全體一致地為捍衛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其實不是這樣。既得利益者內部是分成好多派的,有時候不同派別之間的利益衝突可能遠大於他們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他們之間的鬥爭可能是生與死的問題。既得利益者之間的鬥爭往往會成為制度變革的重要力量。我舉幾個例子。

首先看一下西方政教分離的歷史。政教分離是西方現代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基礎。歐洲中世紀早期,政教合一,主教由國王任命,教會並不真正獨立。政教分離是後來教會和統治者相互鬥爭的結果。11世紀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就職後,決定在教會內部推行一系列改革,解決教會的腐敗問題,但受到教職人員的抵制。為消除改革阻力,格里高利七世宣布收回國王罷免主教的權力。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要將他罷黜,格里高利七世的回應是將亨利四世逐出教會。教皇與皇帝的鬥爭持續到下個世紀,格里高利的繼任者再次將亨利四世和其兒子亨利五世逐出教會,皇帝再次罷免教皇,扶植自己的候選人成為對立教皇。最終雙方於1122年達成“沃爾姆斯宗教協定”:皇帝基本放棄敘任權,教會承認皇帝的世俗統治權。

法國大革命是法國貴族相互鬥爭的產物。在革命前法國最重要的矛盾是國王和貴族之間的矛盾,國王不斷剝奪貴族的特權,引起貴族的不安和不滿。而貴族之間也有很多矛盾,比如親王與宮廷貴族的矛盾,老貴族與新貴族的矛盾,鄉村貴族和城市貴族的矛盾,佩劍貴族(軍事貴族)與司法貴族(穿袍貴族)的矛盾。即使在大革命之後的19世紀上半期,保皇派和共和派都是這個社會的精英和既得利益者,但正是他們之間的鬥爭推動了法國民主制度的建立。

英國在19世紀之前的憲政改革、法治建設,主要是貴族和國王、國王和教會,以及貴族之間鬥爭的結果。所謂的“光榮革命”就是貴族對國王的勝利。

我要特別舉一個例子,是公司制度的發展。19世紀中期之前,在西方各國創辦公司都是一種特權,也就是說,只有得到國王或者議會的特許,才能組建公司,只有少數有權有勢者才能得到這樣的特權,一般人是沒有辦法成立公司的。所以公司本身就意味著壟斷,如東印度公司壟斷對東方的貿易。這時候在精英當中就形成了不平衡,引起其他既得利益者的不滿,最後精英鬥爭的結果,是把成立公司由特許制變成註冊制,任何人都有權創辦公司。這一變化,英國在1844年完成,法國在1867年完成,美國在19世紀後半期逐步完成(美國公司註冊由州法律規定)。

更一般的,根據諾斯等人的研究,西方國家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貴族內部實施的,也就是說貴族內部先有了法治和民主,然後再逐步推到了整個社會。

為什麼貴族要實行法治和民主?因為在專制的體制下,既得利益者雖然有特權,但是他們沒有人權,他們相互鬥爭,其實都是在相互摧殘。普通老百姓在專制體制下感覺到不安全,但其實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權者自己。他們有時候是人上人,但突然之間就可能變成階下囚,甚至人頭落地。時間長了他們認識到這樣的制度對誰都不好,還是應該用權利保證每一個人的利益、每一個人的安全。實行了法治之後,統治者可以下台,但是被換下來的統治者仍然有安全感,仍然有人身自由,仍然可以過很好的生活,至少沒有性命危險。而在舊的體制下,既得利益者很少有好下場,即使你能有個平安的著落,著落之後你仍然沒有行動的自由。這是既得利益者為什麼最終要實行法治、實行民主的重要原因。

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辦法。經濟學家埃斯莫格魯和羅賓遜對此做了系統的研究。

以英國為例。英國真正的民主化是從1832年通過的《第一改革法案》開始,這一法案將普選權擴大到中產階級。在1832年前英國爆發了持續的暴亂和群體性事件,包括我們都知道的盧德運動。歷史學家一致認為,1832年改革法案的動機,就是為了避免大的社會動蕩甚至革命。據說,經濟學家詹姆斯•穆勒等人在說服政府認識到危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1832年的改革並不能滿足普通大眾對民主的要求。1838年之後,英國工人階級發起了改革議會的憲章運動,提出了男性普選權、廢除選舉權的財產限制、實行議員薪酬制(議員不拿薪酬的情況下低收入者就當不起議員)等要求。憲章運動持續到1848年,雖然沒有成功,但對之後的改革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隨著改革的壓力越來越大,1867年,英國議會終於通過了《第二改革法案》,將選民人數從136萬擴大到248萬,從而使得工人大眾成為城市選區的主體。這一改革法案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嚴重的經濟蕭條增加了暴亂的威脅,以及1864年“全國改革聯盟”(the National Reform Union)的成立和1865年“改革聯合會”(the Reform League)的成立,這些都使得政府認識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

1884年英國議會通過《第三改革法案》,將原來只適用於城市選區的投票規則擴大到鄉村選區,使得選民人數增加了一倍,從此之後,60%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選權。導致這一法案出台背後的因素仍然是社會動亂的威脅。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在1918年通過了《人民代表法案》,這個法案將投票權擴大到年滿21歲的男性和年滿30歲的女性納稅人。這一法案是在大戰期間協商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調動工人參戰和生產積極性的需要,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因為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之後,英國政府也擔心發生革命,最好的辦法就是主動實行民主化改革。1928年,英國婦女獲得了與男性同等的選舉權。

縱觀歷史,我們看到英國的民主化過程中儘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在起作用,但是社會的動亂、社會革命的威脅是英國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驅動力。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英國的民主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每一次的讓步只是滿足當時“威脅者”“鬧事者”的要求,如1832年的時候只要買通中產階級就可以有和平,所以選舉權只擴大到中產階級;當新的威脅出現之後,再做進一步讓步,直到1928年的全民普選。

總結一下,我講的這三個因素,第一個屬於理念,後兩個屬於利益。

但既得利益者有可能變成改革者只是一種可能性,可能性不等於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變成改革者,取決於他們中是否有足夠聰明智慧的人,這些人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領導力,是否能夠做出明智的選擇。有些非民主國家的政府習慣於用武力鎮壓的方式對待老百姓的民主化要求,或者一開始得過且過,敷衍了事,最後實在沒有辦法,才開始改革,但為時已晚(如一百年前的清政府),等待他們的只能是革命。

喬治.華盛頓於1799年去世,他留下遺囑要求在他的妻子瑪莎去世之後,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隸都解放了。但是他的妻子瑪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努力都解放了。問她為什麼,她說:“我不想生活在那些成天盼望我死的人當中。”

華盛頓解放黑奴是出於理念,他認識到自由是人的基本權利。華盛頓太太解放黑奴是因為利益,她覺得自己受到威脅,有了危機感。歷史證明,在一個大的歷史變革當中,統治者最好有華盛頓的理念。如果沒有華盛頓的理念,至少應該有華盛頓太太的危機感。如果沒有華盛頓的理念,也沒有華盛頓太太的危機感,那事情就麻煩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張維迎《理念的力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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